戴震，字东原，一字慎修，安徽休宁人。生于雍正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724年1月19日），乾隆四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1777年7月1日）在北京病逝，得年55岁。

休宁地处皖南山区，乏平原旷野，缘地少人多，一方山民每每“商贾东西，行营于外”[1]。戴震早年家贫，一家生计仰仗其父弁贩布四方维持，10岁始得入塾求学。唯聪颖敏慧，勤学善思，由精读《说文解字》入手，渐及《尔雅》、《方言》，乃至汉儒传注、群经注疏，从而奠定坚实为学根柢，走上训诂治经以闻道的治学路径。震晚年曾就此回忆道：“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欲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卅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2]

乾隆五年（1740年），震随父贩布江西、福建，并课督学童于邵武，时年18岁。七年，自邵武归，值儒臣程恂在乡，震遂拜谒师从。恂为雍正二年进士，乾隆元年中式博学鸿词，官翰林院检讨，有“休宁山斗”之称。[3]此时，婺源著名学者江永正以西席而深得程恂器重。永为一方大儒，学宗朱子，精于《三礼》及天文历算、声韵、舆地。承朱子遣志，早在康熙六十年，永即撰成《礼书纲目》。乾隆初，清廷征集该书入《三礼》馆。之后，永又致力于《近思录》的集注。乾隆五年，入程恂家馆，完成历学书7卷，计有《金水二星发微》、《七政衍》、《冬至权度》、《恒气注历辨》、《岁实消长辨》、《历学补论》、《中西合法拟草》7种，旨在与梅文鼎遗说商榷。同年八月，永随程氏入都，《三礼》馆臣方苞、吴绂、杭世骏等，皆与之问学论难。翌年八月返皖，自九年至十二年间，江永皆执教程氏家馆。

既秉程恂之教，亦受江永为学影响，乾隆九年至十二年间，戴震相继撰成《筹算》、《六书论》、《考工记图》、《转语》诸书。尤以《考工记图》最为程恂所重，十二三年间，曾向儒臣齐召南推荐，获齐氏赞为“奇书”[4]。

乾隆十四年（1749年），戴震学已粗成，以正致力的《大戴礼记》校勘稿，而与歙县学人程瑶田定交。翌年，又经瑶田而交西溪汪氏叔侄。据程瑶田事后追记：“庚午、辛未（乾隆十五、十六年）之间，余与稚川及余姊婿汪松岑三人同研席，每论当世士可交而资讲习益者，余曰戴东原也。东原名震，休宁隆阜人。先是己巳岁，余初识东原。当是时，东原方踬于小试，而学已粗成，出其所校《太傅礼》示余。《太傅礼》者，人多不治，故经传错互，字句讹脱，学者恒苦其难读，东原一一更正之。余读而惊焉，遂与东原定交。至是，稚川、松岑亦交于东原矣。”[5]此后，震与诸友皆问学江永，成为江氏学术的追随者。震尤为江永所喜，叹为“敏不可及”[6]。时值清廷诏举经学特科，永以年逾古稀而辞荐，并致书戴震，表示“驰逐名场非素心”[7]。

十六年（1751年），戴震补为休宁县学生，年已29岁。十七年，震应汪梧凤聘，执教歙县西溪汪氏家馆。翌年，江永亦来西溪，应聘主持汪氏家馆讲席，于是汪氏一门学人及戴震、程瑶田等，皆得朝夕从永问业。据《江慎修先生年谱》乾隆十八年、七十三岁条记：“馆歙邑西溪，歙门人方矩、金榜、汪梧凤、吴绍泽从学。休宁郑牧、戴震，歙汪肇龙、程瑶田，前已拜门下问业，是年殷勤问难，必候口讲指画，数日而后去。”[8]

乾隆十九年（1754年），因与同族有权势者发生坟地纠纷，戴震被迫负笈远游，避仇入都。抵京之后，虽困于逆旅，但却以所擅天文历算、声韵、训诂和古代礼制诸学，广交钱大昕、纪昀、王鸣盛、王昶、朱筠等新科进士，遂以天下奇才而声重京师。钱大昕于此所记甚明：“戴先生震，性介特，多与物忤，落落不自得。年三十余，策蹇至京师，困于逆旅，粥几不继，人皆目为狂生。一日，携其所著书过予斋，谈论竟日。既去，予目送之，叹曰天下奇才也。时金匮秦文恭公蕙田兼理算学，求精于推步者，予辄举先生名。秦公大喜，即日命驾访之，延主其邸，与讲观象授时之旨，以为闻所未闻。秦公撰《五礼通考》，往往采其说焉。高邮王文肃公安国亦延致先生家塾，令其子念孙师之。一时馆阁通人，河间纪太史昀、嘉定王编修鸣盛、青浦王舍人昶、大兴朱太史筠，先后与先生定交。于是海内皆知有戴先生矣。”[9]纪昀、卢文弨亦有专文推尊震学，昀称：“戴君深明古人小学，故其考证制度、字义，为汉以降儒者所不能及。”[10]文弨则云：“吾友戴君东原，自其少时，通声音文字之学，以是而求之遗经，遂能探古人之心于千载之上。既著《诗补传》、《考工记图》、《勾股割圆记》、《七经小记》诸书，又以余力为《屈原赋》二十五篇作注，微言奥指，具见疏抉。”[11]姚鼐甚至致书称戴震为“夫子”，提出师从问学的请求，为震所婉拒。戴震复书云：“至欲以仆为师，则别有说……仆与足下，无妨交相师，而参互以求十分之见，苟有过则相规，使道在人不在言，斯不失友之谓，固大善。昨辱简，自谦太过，称夫子，非所敢当，谨奉缴。”[12]

在京三年，戴震既播扬一己之学，反对“株守”成说，“信古而愚”[13]，主张合“理义”、“制数”、“文章”为一以求道[14]，亦不忘表彰江永学术。乾隆二十七年三月江永病逝。五月，戴震即为永撰行状，以供他日史馆采择。文中，记此时史事云：“戴震尝入都，秦尚书蕙田客之，见书笥中有先生历学数篇，奇其书。戴震因为言先生。尚书撰《五礼通考》，摭先生说入观象授时一类，而《推步法解》则取全书载入，憾不获见先生《礼书纲目》也。”[15]晚年的江永，则以戴震的“盛年博学”而引为同志。[16]据称：“余既为《四声切韵表》，细区今韵，归之字母音等，复与同志戴东原商定《古韵标准》四卷、《诗韵举例》一卷，分古韵为十三部，于韵学不无小补。”[17]而在江永逝世之前，戴震亦有长书一通答永，以讨论《说文解字》的六书学说，从而显示问学江永以来的出蓝之获。书中，戴震写道：

《说文》于字体、字训，罅漏不免，其论六书，则不失师承。……大致造字之始，无所凭依。宇宙间，事与形两大端而已。指其事之实曰指事，一、二、上、下是也；象其形之大体曰象形，日、月、水、火是也。文字既立，则声寄于字，而字有可调之声；意寄于字，而字有可通之意。是又文字之两大端也。因而博衍之，取乎声谐曰谐声，声不谐而会合其意曰会意。四者，书之体止此矣。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卬、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申，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六者之次第出于自然，立法归于易简，震所以信许叔重论六书必有师承，而考、老二字，以《说文》证《说文》，可不复疑也。[18]

述许慎六书学说而明晰如此，难怪江永于问学诸人中，要独称戴震“敏不可及”了。[19]

[1] 戴震：《东原文集》卷12《戴节妇家传》。

[2] 《戴震全书》之35《与段茂堂等十一札》之第9札；又见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四年、十七岁”条。

[3] 江锦波、汪世重：《江慎修先生年谱》“乾隆五年、六十岁”条。

[4] 纪昀：《纪晓岚文集》卷8《考工记图序》。

[5] 程瑶田：《通艺录》之《修辞馀抄·五友记》。

[6] 洪榜：《初堂遗稿·戴先生行状》。

[7] 戴震：《东原文集》卷12《江慎修先生事略状》。

[8] 江锦波、汪世重：《江慎修先生年谱》“乾隆十八年、七十三岁”条。

[9]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8《戴先生震传》。

[10] 纪昀：《纪晓岚文集》卷8《考工记图序》。

[11] 卢文弨《抱经堂文集》卷6《戴东原注屈原赋序》。

[12] 戴震：《东原文集》卷9《与姚孝廉姬传书》。

[13] 戴震：《东原文集》卷3《与王内翰凤喈书》。

[14] 戴震：《东原文集》卷9《与方希原书》。

[15] 戴震：《东原文集》卷12《江慎修先生事略状》。

[16] 洪榜：《初堂遗稿·戴先生行状》。

[17]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乾隆二十八年、四十一岁”条引述。

[18] 戴震：《东原文集》卷3《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

[19] 洪榜：《初堂遗稿·戴先生行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