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百家父子相继谢世之后，所遗《宋元儒学案》稿本，无人董理，几至散佚。乾隆初，幸得浙东学者全祖望续加补辑，厘定卷帙，拾坠绪于将湮，理遗编于濒失。《宋元学案》之能成完书，全祖望的辛勤劳作，最可纪念。

（一）全祖望学行述略

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浙江鄞县（今属宁波）人。生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卒于乾隆二十年（1755年），得年仅51岁。祖望秉性亢直，中年失官之后，绝意宦情，潜心经史，表彰乡邦文献，校勘《水经注》，笺释《困学纪闻》，编订《宋元学案》。不惟以之而名噪于乾隆初叶的学术界，而且还被尔后学者评为兼擅经史辞章的全才。

祖望四岁即入塾读书，迄于14岁补博士弟子，诸经之外，《通鉴》、《通考》诸书皆已寓目。16岁时，以所为古文谒著名文士查慎行，深得查氏推许，比之为北宋散文家刘敞一辈。之后，他留心经史，专意于乡邦文献的董理。浙东藏书之家，如范氏天一阁、谢氏天赐园、陈氏云在楼，皆留下过全祖望抄撮经史的身影。雍正七年，他为浙江学政王兰生所识拔，录为选贡，时年25岁。

雍正八年春，全祖望离乡北上，就读京师国子学。此时，耆儒方苞以治《礼经》而名著京城。祖望读方氏著《丧礼或问》，于其中论大夫丧礼多有未安，于是致书方苞商榷。入京伊始，即以此而崭露头角。后应山东学政罗凤彩聘请，入幕济南，遍游三齐。十年秋，以第一名举顺天乡试。翌年春，会试落第。时值清世宗颁诏，拟再开博学鸿词特科，以罗致人才。全祖望得列名荐牍，遂留京待试。乾隆元年春，以三甲第三十六名成进士。原指望与试特科，一举而跻身翰林院儒臣之列。殊不知因先前忤大学士张廷玉，竟不允与试。翌年五月，又以庶吉士考试下等而不得在翰林院供职，改而听候补选外官，时年33岁。失官南归，从此不再复出。

返乡之后，迄于乾隆二十年七月病逝，18年间，全祖望先后应聘主持绍兴蕺山书院和粤东端溪书院讲席，专意经史，作育人才。晚年贫病交加，寄人篱下，依然不改初衷，献身学术，直到赍志而殁。

《困学纪闻》的笺注，是全祖望中年以后所完成的第一项著述事业。《困学纪闻》为宋元间浙东大儒王应麟所结撰，全书凡20卷，系著者考证经史百家之学的札记荟萃，博极群书，引据繁富，既集一生学养，亦寓家国忧思，为我国古代学术史中有口皆碑的名著。清初，古学复兴之风起，阎若璩以经史考证之学而睥睨四方，曾为《困学纪闻》作校注，是为清人对此书的初笺。稍后，何焯自炫其辞章之学，于《困学纪闻》再加笺注，是为二笺。全祖望继起，时值阎、何二家笺注相继刊行，于二家劳作虽多加首肯，但亦缘不尽惬意而发愿三笺。乾隆六年秋冬间，祖望旅居扬州，取二家笺注合订，删繁就简，补阙正讹，复增300余条，成《困学纪闻三笺》。翌年二月，撰《困学纪闻三笺序》有云：“深宁王先生《文集》百二十卷，今世不可得见。……碎金所萃，则为《困学纪闻》。顾其援引书籍奥博，难以猝得其来历，太原阎征君潜丘尝为之笺，已而长洲何学士义门又补之。……潜丘详于开索，其于是书，最所致意，然笔舌冗漫，不能抉其精要，时挟偏乖之见，如力攻《古文尚书》，乃其平日得意之作，顾何必哓哓搀入此笺之内，无乃不知所以裁之耶？义门则简核，而欲高自标置，晚年妄思论学，遂谓是书尚不免词科人习气，不知己之批尾家当，尚有流露此笺未经洗涤者。……予学殖荒落，岂敢与前辈争入室操戈之胜？况莫为之前，予亦未能成此笺也。……是书虽经三笺，然阙如者尚多有之，又安知海内博物君子，不有如三刘者乎？予日望之矣。”[1]

校勘《水经注》，为全祖望晚年的第二项著述事业。《水经》为我国古代历史地理著述，专记南北河道水系。作者其说不一，一说为汉桑钦，一说为晋郭璞，唯证据皆不确凿，故久久存疑。一般认为，当是东汉间的作品。北魏间，郦道元为该书作注，成《水经注》40卷，穷原竟委，引据浩博，经伴注行，皆成历史地理学名著。宋明以来，《水经注》多有刊行，研究郦书，亦成专门学问。然而代远年湮，今古悬隔，郦书在辗转传抄和刊刻之中，或间有散佚，或错简失序，或经注混淆，鲁鱼豕亥，所在多有。校订讹夺，恢复旧观，摭补逸文，是正文字，皆为亟待解决的课题。故宋明数百年，董理其事者代不乏人。入清以后，考证经史之风渐兴，黄仪、胡渭、顾祖禹、阎若璩、何焯、孙潜诸家，各有笺注。乾隆初，古学日盛，沈炳巽、全祖望、赵一清等续事校勘，集前人研究之所得，将《水经注》的整理推进到一个崭新阶段。全祖望之董理《水经注》，工始于乾隆十四年，厘定经注，摭拾逸文，校订文字，用力极勤。迄于逝世，犹未完编。今本《鲒埼亭集外编》所录《水经注泄水篇跋》，即明言“乙亥五月又题”。足见逝世前夕，他依然在其间辛勤爬梳。道光间，祖望遗稿传抄本流出。光绪中，始由薛福成据以刊行。

全祖望留意宋元史事，素有重修《宋史》之志。雍正十一年在京期间，他曾就陆九渊学术六度致书廷臣李绂，详加商榷。当时，李绂结撰《陆子学谱》，一意表彰陆学。全祖望私淑黄宗羲，于陆九渊学术多所推尊，故引李绂为同调，为使其著述臻于至善而不惮书札往复。

祖望致李绂第一书，专论元明间的合会朱、陆学术之风，辩证发端者之非赵汸。他先是引述元儒袁桷之论，以证明早在南宋末年淳祐间，此风已由番阳汤中民开其先路。元人龚霆松继起，著《朱陆异同举要》，亦是合会朱、陆学术之作。因此，他认为，《陆子学谱》沿前人误说，推元明间人赵汸为合会朱、陆学术先驱，是不妥当的。全祖望在信中指出：“圣学莫重于躬行，而立言究不免于有偏。朱、陆之学，皆躬行之学也，其立言之偏，后人采其醇而略其疵，斯真能会同朱、陆者也。若徒拘文牵义，哓哓然逞其输攻墨守之长，是代为朱、陆充词命之使，即令一屈一伸，于躬行乎何预！”书末，全祖望又略述明儒表彰陆学诸家，以补《陆子学谱》之未竟。他说：“明儒申东山之绪者，共推篁墩。而又有督学金溪王蓂弘斋，著《陆子心学录》，在嘉靖初年，阁下之乡老也。又有侍郎李堂堇山，四明人也。《陆子粹言》，则出自临海王敬所之手，是亦所当著录者也。”[2]

全祖望第二书，专就《陆子学谱》中所列陆九渊诸弟子加以考辨。书中，首先考订以徐谊为陆九渊弟子之不妥。全祖望为此而引述叶适所撰之徐氏墓志铭，该志云：“公以悟为宗，悬解朗彻，近取日用之内，为学者开示修证所缘。至于形废心死，神视气听，如静中震霆，冥外朗日，无不洗然，自以为有得也。”祖望认为，这一段话《宋史》不载，而李绂特为表出，实可补其阙略。然而，此文只可证明徐氏之学与陆学相合，却不可据以判定徐谊之为陆九渊弟子。考诸杨简祭徐谊文，称简见陆九渊，乃由徐谊绍介；黄震之《黄氏日抄》亦谓，徐谊见陆九渊“天地之性人为贵论”，因令杨简师事陆氏。全祖望于是得出结论：“然则文忠未尝师陆子矣，而《年谱》有‘文忠侍学’之语，恐未可据。”接着，全祖望又写道：“阁下于徐文忠公而下，牵连书蔡文懿公幼学、吕太府祖俭、项龙图安世、戴文端公溪，皆为陆子弟子，则愚不能无疑焉。”于是逐一质疑之后，祖望断言：“倘以陆子集中尝有切磋镞厉之语，遂谓杨、袁之徒侣焉，则谱系紊而宗传混，适所以为陆学之累也。”最后，全祖望又论定以罗点之子为陆氏再传弟子之不妥。他认为，此系受《考亭渊源录》夸饰门墙之风影响所致，实不可取。在这封信中，还有一值得注意的消息，即全祖望所云：“蒙示《陆子学谱》，其中搜罗潜逸，较姚江黄征君《学案》数倍过之。后世追原道脉者，可以无憾。”[3]这就是说，迄于雍正十一年，全祖望已经见过黄氏父子的《宋儒学案》稿本，至少是其中的《金溪学案》稿，否则“数倍过之”云云，也就无的放矢了。

全祖望致李绂的其他4封信，皆为补《陆子学谱》之阙略而作。四书或引官私史籍，或据别集杂著，原原本本，考证周详，皆可见全祖望于宋元史事之留意，尤其是对乡邦文献之谙熟。

乾隆二年冬，祖望取道余姚返乡。时值郑性捐资再刻《明儒学案》，他专为致书商榷。书中所议凡11条。第一条，议杨简之学在明初的传衍；第二条，议薛瑄的早年师承；第三条，议宜增《镜川学案》；第四条，议《蕺山学案》中“五星聚张”一段当删；第五条，议訾《学案》“私其乡人”之不实；第六条，议史桂芳集可补；第七条，议永嘉诸王门弟子；第八条，议《近溪学案》中之胡宗正、胡清虚非一人；第九条，议《东林学案》所选吴钟峦语录未尽允当；第十条，议《东林学案》录黄尊素述“绕朝赠策”事失当；第十一条，议补阳明山左弟子。全祖望所议11条，虽多为枝节，无碍大体，郑性及黄氏后人亦未加采纳，但若非通晓宋明学术源流，通读《明儒学案》，亦难将上述意见一一举出。

乾隆四年夏，《明儒学案》刊刻蒇事。黄氏后人又觅得父祖《宋元儒学案》遗稿，亟欲委托一方名儒整理编订。全祖望既有对于宋元学术的深厚素养，又曾读过《宋元儒学案》和《明儒学案》稿本，于是他自然成为最恰当不过的人选。编订《宋元学案》，就这样进入全祖望晚年的岁月。

据全氏门人董秉纯所辑《全谢山先生年谱》记，全祖望之编订《宋元学案》，工始于乾隆十一年春末。当时，他正应友人之邀，由水路北游苏州，黄氏父子《宋元儒学案》遗稿，即置行箧之中。舟中无事，编订《宋元学案》逐日进行。夏，北抵扬州，就馆于当地盐商马氏畬经堂，继续致力于《宋元学案》的编订。经过近一年的努力，至翌年二月，《宋元学案》百卷《序录》写定，于是全祖望又张罗筹资刊刻事宜。为此，他频繁往返于杭州、南京、扬州间，一路携书稿随行，校补不辍。乾隆十三年以后，因迭主蕺山、端溪书院讲席，先是应聘重定黄宗羲遗书，随后又将精力转向《水经注》校勘，故而《学案》编订时辍时续，久未得竣。十八年，全祖望染疾粤东，久病不痊，被迫辞书院讲席北归。七月，返抵故里。十九年春杪，养疴扬州，仍旅居畬经堂，治《水经注》，兼补《宋元学案》。后因病势不减，遂于同年十一月返乡。久病之后，衰弱异常，二十年三月，又伤嗣子夭亡，从此病情转重。七月，溘然长逝。《宋元学案》的编订终成未竟事业，后得慈溪郑氏资助刊行者，仅及全书《序录》及第17卷之《横渠学案》上卷。

（二）编订《宋元学案》的业绩

全祖望之于《宋元学案》，主要业绩在于如下3个方面。第一是精心擘画，厘定卷帙；第二是提纲挈领，撰就《序录》；第三是变通旧规，统一体例。兹分述如后。

第一，精心擘画，厘定卷帙。

黄氏父子的《宋元儒学案》遗稿，卷帙分合虽粗具眉目，但不惟未尽合理，且多所阙略。全祖望据以编订，就有大量的拾遗补阙、重加分合的工作要做。据道光间校定全书的王梓材、冯云濠介绍，全祖望在编订卷帙的过程中，所做工作大致可分为修定、补本、次定、补定4类。所谓修定，指黄氏原本所有，而为全氏增损。所谓补本，指黄氏原本所无，而经全氏特立。所谓次定，指黄氏虽有原本，但卷帙分合未尽合理，而为全氏剖分。所谓补定，指黄氏原本所有，全氏又分其卷第而特为立案。用王、冯二氏的话来说，就叫做“次定无所谓修补，补本无所谓原本，修定必有所由来，补定兼著其特立”[4]。

今本100卷《宋元学案》中，经全祖望修订者凡31卷，依次为《安定学案》、《泰山学案》、《百源学案》下、《濂溪学案》下、《明道学案》下、《伊川学案》下、《横渠学案》下、《上蔡学案》、《龟山学案》、《廌山学案》、《和靖学案》、《武夷学案》、《豫章学案》、《横浦学案》、《艾轩学案》、《晦翁学案》下、《南轩学案》、《东莱学案》、《梭山复斋学案》、《象山学案》、《勉斋学案》、《西山真氏学案》、《北山四先生学案》、《双峰学案》、《介轩学案》、《鲁斋学案》、《草庐学案》。经全祖望补本者凡33卷，依次为《高平学案》、《庐陵学案》、《古灵四先生学案》、《士刘诸儒学案》、《涑水学案》上下、《范吕诸儒学案》、《元城学案》、《华阳学案》、《景迂学案》、《兼山学案》、《震泽学案》、《陈邹诸儒学案》、《汉上学案》、《默堂学案》、《赵张诸儒学案》、《范许诸儒学案》、《玉山学案》、《清江学案》、《说斋学案》、《徐陈诸儒学案》、《二江诸儒学案》、《张祝诸儒学案》、《丘刘诸儒学案》、《存斋晦静息庵学案》、《巽斋学案》、《师山学案》、《萧同诸儒学案》、《元祐党案》、《庆元党案》、《荆公新学略》、《苏氏蜀学略》、《屏山鸣道集说略》。经全祖望所补定者凡30卷，依次为《荥阳学案》、《刘李诸儒学案》、《吕范诸儒学案》、《周许诸儒学案》、《王张诸儒学案》、《紫微学案》、《衡麓学案》、《五峰学案》、《刘胡诸儒学案》、《艮斋学案》、《止斋学案》、《水心学案》上下、《龙川学案》、《西山蔡氏学案》、《南湖学案》、《九峰学案》、《沧州诸儒学案》上下、《岳麓诸儒学案》、《丽泽诸儒学案》、《慈湖学案》、《絮斋学案》、《广平定川学案》、《槐堂诸儒学案》、《深宁学案》、《东发学案》、《静清学案》、《静修学案》、《静明宝峰学案》。经全祖望所次定者凡6卷，依次为《百源学案》上、《濂溪学案》上、《明道学案》上、《伊川学案》上、《横渠学案》上、《晦翁学案》上。足见，今本《宋元学案》卷帙的厘定，无卷没有全祖望的辛勤劳作。所以王、冯二氏说：“梨洲原本无多，其经谢山续补者，十居六七。”[5]

第二，提纲挈领，撰就《序录》。

黄氏父子的《宋元儒学案》遗稿，上下400年，所录儒林中人数以百千计。原稿以宋、元二代分行，全祖望合而为一，遂成贯通二代的百卷巨帙。在厘定卷帙的同时，全祖望取《明儒学案》总论遗意，撰为《序录》百条，冠诸全书卷首。读者初阅《宋元学案》，有全氏《序录》导引，确可收提纲挈领之效。

全氏《序录》，首述开宋元学术端绪诸大儒。一如黄氏父子，他不取周敦颐为宋学开山之说，而是推祖于胡瑗、孙复。祖望说：“宋世学术之盛，安定、泰山为之先河，程、朱二先生皆以为然。”[6]《安定》、《泰山》二学案之后，为补黄氏父子之未尽，全祖望特立《高平》、《庐陵》、《古灵四先生》、《士刘诸儒》及《涑水》五学案，以表彰范仲淹、欧阳修、陈襄、郑穆、陈烈、周希孟、士建中、刘颜、司马光诸家学术。于范仲淹，全祖望说：“晦翁推原学术，安定、泰山而外，高平范魏公其一也。高平一生，粹然无疵，而导横渠以入圣人之室，尤为有功。”[7]于欧阳修，他则专意表彰其“因文见道”之功，认为：“夫见道之文，非圣人之徒亦不能也。”[8]论邵雍、周敦颐一辈学术，全祖望亦仍黄宗羲之见，不取朱熹《伊洛渊源录》之说，而是将邵雍置于周敦颐之前。他尤其不满朱门中人排斥司马光于儒学之外的偏见，指出：“小程子谓，阅人多矣，不杂者，司马、邵、张三人耳。故朱子有六先生之目。然于涑水微嫌其格物之未精，于百源微嫌其持敬之有歉，《伊洛渊源录》中遂祧之。草庐因是敢谓，涑水尚在不著、不察之列。有是哉？妄也。”[9]至于二程学术之是否渊源于周敦颐，全祖望亦不取朱熹之说，而是以吕希哲、汪应辰所论为据，予以否定。他说：“濂溪之门，二程子少尝游焉。其后伊洛所得，实不由于濂溪。是在高弟荥阳吕公已明言之，其孙紫微又申言之，汪玉山亦云然。今观二程子终身不甚推濂溪，并未得与马、邵之列，可以见二吕之言不诬也。晦翁、南轩始确然以为二程子所自出，自是后世宗之，而疑者亦踵相接焉。然虽疑之，而皆未尝考及二吕之言以为证，则终无据。予谓濂溪诚入圣人之室，而二程子未尝传其学，则必欲沟而合之，良无庸矣。”[10]

朱、陆学术之争，是宋代理学史上的一大公案，历元明诸朝，迄于清初而不绝。全祖望不主张墨守朱子学，所以他在《序录》中写道：“杨文靖公四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然善读朱子之书者，正当遍求诸家，以收去短集长之益。若墨守而屏弃一切焉，则非朱子之学也。”[11]同样的道理，全祖望亦不赞成朱门中人之群诋陆九渊为异学，于是在《象山学案》的《序录》中，他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象山之学，先立乎其大者，本乎孟子，足以砭末俗口耳支离之学。但象山天分高，出语惊人，或失于偏而不自知，是则其病也。程门自谢上蔡以后，王信伯、林竹轩、张无垢至于林艾轩，皆其前茅，及象山而大成，而其宗传亦最广。或因其偏而更甚之，若世之耳食雷同，自以为能羽翼紫阳者，竟诋象山为异学，则吾未之敢信。”[12]

宋元之际，陆学衰而朱学盛，和会朱、陆学术之风起，历有元一代而不衰。全祖望于此尤为注意，故而《序录》中多所反映。一如黄宗羲父子，全祖望把陆学的衰微归咎于杨简，他说：“象山之门，必以甬上四先生为首，盖本乾、淳诸老一辈也。而坏其教者实慈湖。”[13]全祖望认为，元儒吴澄，学虽近朱，亦兼主陆学，实为和会朱、陆学术的大儒。他就此写道：“草庐出于双峰，固朱学也，其后亦兼主陆学。盖草庐又师程氏绍开，程氏尝筑道一书院，思和会两家。然草庐之著书，则终近乎朱。”[14]吴澄之后，郑玉是另一位和会朱、陆的学者，全祖望说：“继草庐而和会朱、陆之学者，郑师山也。草庐多右陆，而师山则右朱，斯其所以不同。”[15]在全祖望看来，自宋末徐霖谢世，陆学遂告衰微。其后，虽有胡长孺之治陆学，但颓势未振。有元一代，中兴陆学者为江西陈苑和浙东赵偕。于是他特立《静明宝峰学案》，在《序录》中有云：“径畈殁而陆学衰，石塘胡氏虽由朱而入陆，未能振也。中兴之者，江西有静明，浙东有宝峰。”[16]

第三，变通旧规，统一体例。

一如前述，黄宗羲父子之结撰《宋元儒学案》，在编纂体例上，既沿《明儒学案》成例，亦略有变通。述案主学术的三段式结构虽大体未改，但其总论已为附录所取代。全祖望编订《宋元学案》，沿例而行，再作变通。一方面置《序录》于书首，提纲挈领，评介各家学术，已如前述。另一方面，既在总体上，按时代顺序编次各学案，又围绕各案案主，以讲友、学侣、同调、家学、门人、私淑、续传分目，详尽记述其学术的传承、演变，从而突出了宋元学术讲师承、重渊源的历史特征。试举全书卷首、卷末二案为例，说明如后。

全书卷首之《安定学案》，先以“高平讲友”标目，述案主胡瑗学术。首为胡氏传略，继录案主《论语说》、《春秋说》，再辑附录15条。是为典型之三段式结构。“高平讲友”云者，是说案主为范仲淹讲论学术的友好。胡瑗学行介绍完毕，则以“安定学侣”标目，所记凡三人，即孙复、石介、阮逸。孙复名下有注：“别为《泰山学案》。”意即已为孙氏别立一专门学案。石氏名下亦有注：“别见《泰山学案》。”意即石介的有关情况，载于孙复《泰山学案》中。阮逸则有一极简略的生平梗概。之后，接以“安定同调”之目，入目者为陈襄、杨适二人。陈氏名下注曰：“别为《古灵四先生学案》。”杨氏名下注曰：“别见《士刘诸儒学案》。”“别为”、“别见”之分，已如前述，恕不赘释。其下则是“安定门人”一目，所载为胡瑗弟子46人。此46人中，所述详略各异。凡属下述三种情况者，皆仅著录其姓名。即一是如程颐、吕希哲二人之“别为”某学案；二是如吕纯、汪懈、欧阳发、饶子仪、张巨、陈贻范、朱光庭之“别见”某学案；三是如范纯祐、范纯仁、管师复、管师常之“并见”某学案。“并见”云者，是说二人同时附载于某学案中。除此三者，其他诸人皆有一文字长短不等的传略，孙觉且有附录一条，徐积更有一完整的三段式学术绍介。继“安定门人”之后，是“节孝同调”一目，载与徐积持同样学术主张的赵君锡。赵氏名下注云：“别见《高平学案》。”随后为“安定私淑”之目，载服膺胡瑗之学的罗适。之后诸目，依次为“节孝门人”、“华老门人”、“八行家学”、“刘氏家学”、“刘氏门人”、“开府家学”、“倪氏门人”、“田氏门人”、“季节门人”、“邹氏家学”、“杜氏家学”、“莫氏家学”。所载皆为胡瑗之再传、三传弟子。最终则以“安定续传”之目殿后，所录凡二人，即吴儆、汪深。吴氏名下注云：“别见《岳麓诸儒学案》。”汪氏名下注云：“别见《象山学案》。”一个学案之中，案主、嫡传、再传、三传、续传，已达80余人之多，确乎令人眼花缭乱。而时间跨度就更其惊人，案主胡瑗为北宋初人，卒于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而其“续传”汪深，已入宋元之际，卒于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年），相去二百数十年。如此梳理学术源流，长则长矣，而一味求长之中实已失去信史价值。取与《明儒学案》之秩然有序相比，不啻弄巧成拙，简直是一个倒退。

《宋元学案》卷末为《屏山鸣道集说略》，与之前《荆公新学略》、《苏氏蜀学略》皆为全祖望所特立。王安石及苏洵、苏轼、苏辙父子皆北宋人，而李纯甫为金人，何以统归卷末？既经著录，又何以不称“案”而名“略”？据全祖望解释，王、苏是因其“杂于禅”，李氏则缘其“游于异端”。他说：“关、洛陷于完颜，百年不闻学统，其亦可叹也。李屏山之雄文而溺于异端，敢为无忌惮之言，尽取涑水以来大儒之书，恣其狂舌，可为齿冷。然亦不必辩也，略举其大旨，使后世学者见而嗤之。其时河北之正学且起，不有狂风怪雾，无以见皎日之光明也。”[17]

《屏山鸣道集说略》卷首，先以“王苏余派”标目，述金代文章大家李纯甫传略。其次，录《鸣道集说》中语4条。随后再接以“屏山讲友”之目，载赵秉文传略及《滏水文集》摘编。其后，则依次为“李赵学侣”、“滏水同调”、“屏山门人”、“雷宋同调”、“滏水门人”、“蓬门家学”、“蓬门门人”、“雷氏家学”、“周氏门人”、“神川门人”、“王氏门人”诸目，凡载李氏后学20人。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全祖望于《滏水文集》后，加有一段按语，据云：“滏水本学佛，而袭以儒，其视李屏山，特五十步、百步之差耳。虽然，犹知畏名教之闲，则终不可与屏山同例论也。刘从益、宋九嘉能排佛，可谓豪杰之士，顾其书无传焉。董文甫者，亦滏水之亚也，皆附见之，聊为晦冥中存一线耳。”[18]这段按语至少可以说明两点，即李纯甫与赵秉文，虽同样援儒入释，但其间亦有区别，不可一概而论。此其一。其二，全祖望当年所附录于李、赵二人之后者，为刘从益、宋九嘉、董文甫三人。因此，“李赵学侣”以下诸目，当系道光间王、冯二人所增补。由此一疑点而推扩开去，笔者实在怀疑今本《宋元学案》之叠床架屋，繁冗标目，恐非全祖望所为，或许出自王、冯二人之手。唯文献无征，姑存疑于此，一则求教于大雅方家，再则俟诸他日详考。

（三）《深宁学案》与《困学纪闻》校读记

《深宁学案》见于今本《宋元学案》卷85。依黄宗羲、百家父子未竟遗稿，王应麟仅存小传一篇，附载于《真西山学案》。后经全祖望增定，始独立而出，自成一卷，题为《深宁学案》。一如学案体史籍定例，《深宁学案》卷首为《序录》，总评案主学术云：“四明之学多陆氏，深宁之父亦师史独善以接陆学。而深宁绍其家训，又从王子文以接朱氏，从楼迂斋以接吕氏。又尝与汤东涧游，东涧亦兼治朱、吕、陆之学者也。和齐斟酌，不名一师。《宋史》但夸其辞业之盛，予之微嫌于深宁者，正以其辞科习气未尽耳。若区区以其《玉海》之少作为足尽其底蕴，陋矣。”继之则为案主小传，大体删节《宋史》本传而成，直书其事，简核有法，所增“入元不出”4字，不没大节，洵称实录。随后即是案主学术资料选编，凡2种，一为《深宁文集》，一为《困学纪闻》。前者仅9条，而后者则至百余条之多。道光间，全祖望遗稿经王梓材、冯云濠二人整理，《深宁学案》中所录《困学纪闻》语，尚存65条。案末为附录，凡2条。

《深宁学案》选录之《困学纪闻》语，皆出全祖望手，案主之为学旨趣，棱棱风节，凭以足见大体。唯书稿本属蝇头细草，未经整理，祖望赍志而殁，遗稿辗转传抄，迭经众手，难免鲁鱼豕亥，错简误植。经与道光间翁氏集注本《困学纪闻》校读，于今本《深宁学案》之删节失当，句读偶疏，间有所见。谨试举数例如后。

《易说》一类，第八条“法不可变”以下，当另为一条。第九条“观心于《复》”以下，亦当另为一条。《纪闻》皆非同条，合之失当。

《书说》一类，第五、六两条，本属一条，不应分立。“乃命三后”确为《尚书·吕刑》语，而“《小雅》尽废”一语则不出《尚书》，乃《诗·小雅·六月序》语。第五条“入于”下，脱“夷狄”2字。

《诗说》一类，第一条“不畏于天”以下，《纪闻》原作“荆公谓世虽昏乱，君子不可以为恶，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愚谓《诗》云‘周宗既灭’”。《学案》既删王荆公语，又将“愚谓《诗》云”4字一并不录，径接以“宗周既灭”。这样一来，本出《小雅·雨无正》之“周宗既灭”，竟被改为不明所自的“宗周既灭”。同条其后的“本心”2字，依《纪闻》当作“人心”，文字亦经改动。

第二条，《纪闻》原作“‘巧言如簧，颜之厚矣’，羞恶之心未亡也。‘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无羞恶之心矣。天人一也，不愧则不畏”。今本《学案》则作“‘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天人一也，不愧则不畏”。删节《纪闻》，固无不可，然如此征引古籍，面目既改，语意亦非。

第四条，《纪闻》原作“《孝经》言卿大夫之孝曰：‘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孟子谓曹交曰：‘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圣贤之训，皆以服在言行之先”。[19]《学案》则改作“《孝经》‘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孟子》‘服尧之服，圣贤之训’”。不惟删节失当，且句读亦误。同条下之“不笃敬”，《学案》亦将“笃”字改作“恭”。

第五条，本为《纪闻》注语，非正文。《学案》以正文征引，复改“谨独”作“慎独”。

第六条，《纪闻》原作“卫武公自警曰：‘慎尔出话，敬尔威仪，无不柔嘉。’古之君子，刚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随会‘柔而不犯’。韩文公为王仲舒铭曰：‘气锐而坚，又刚以严，哲人之常。与其友处，顺若妇女，何德之光’”。《学案》则不依原文顺序，改作“古之君子，刚中而柔外，仲山甫‘柔嘉维则’，卫武公‘无不柔嘉’，随会‘柔而不犯’”。如此改写旧籍，最当斟酌。

《礼说》一类，第六条，依《纪闻》，“学之始”后，本当作句号，再接以“辩云者”3字。即“一年者，学之始。辩云者，分别其心所趋向也”。而今本《学案》脱“辩云者”3字，故误作“一年者，学之始分别”云云。

第九条，《学案》“余子皆入学，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学”云云，有出学时间而无入学时间，文意不全。依《纪闻》，“余子皆入学”前，脱“新谷已入”4字。

《经说》[20]一类，第一、第二两条，依《纪闻》实属同条，不当分立。上半段引虞溥语，出《晋书》卷82《虞溥传》。下引号当在“志不立”后，不当在“入神也”后。下半段引任子语，《纪闻》原注甚明，见《太平御览》卷613。下引号当在“无以为仁”后，不当在“所以治人”后。引述二家语后，王应麟有云：“愚谓此皆天下名言，学者宜书以自儆。”今本《学案》之致误，盖缘于不录王应麟结语。

《考史》一类，第一条，“其惑于佞甚矣”前，依《纪闻》，脱“不惟失于知人”6字，“子陵所以鸿飞冥冥也”后，脱“‘怀仁辅义’之言，岂特规侯霸哉”12字。两处脱字，难免酿成今本《学案》句读之误。

由以上所举之11例可见，读书校雠之不能忽视。何况是《困学纪闻》、《宋元学案》一类之学术名著，吾侪学人更当严谨精勤，一丝不苟。晚清，张之洞著《书目答问》，于《困学纪闻》诸多版本中，独举二部以示后学，一为万希槐《七笺集证》，一为翁元圻《集注》。《答问》及稍后范希曾先生之《补正》，皆尤为推重翁氏《集注》本，认为：“此注更胜《七笺》本。”前贤甘苦之言，信然可据。

[1]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25《困学纪闻三笺序》。

[2]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4《奉临川先生帖子一》。

[3]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44《奉临川先生帖子二》。

[4] 王梓材、冯云濠：《校刊宋元学案条例》第3条，见《宋元学案》卷首。

[5] 王梓材、冯云濠：《校刊宋元学案条例》第3条，见《宋元学案》卷首。

[6] 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第1卷《安定学案》。

[7] 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第3卷《高平学案》。

[8] 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第7卷《庐陵学案》。

[9] 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第11卷《涑水学案》。

[10] 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第11卷《濂溪学案》。

[11] 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第48卷《晦翁学案》。

[12] 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第58卷《象山学案》。

[13] 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第74卷《慈湖学案》。

[14] 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第92卷《草庐学案》。

[15] 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第94卷《师山学案》。

[16] 全祖望：《宋元学案序录》第93卷《静明宝峰学案》。

[17] 全祖望：《宋元学案》卷100《屏山鸣道集说略》按语。

[18] 全祖望：《宋元学案》卷100《屏山鸣道集说略序录》。

[19] 末字“先”，翁元圻注《困学纪闻》作“则”，误，据《四库全书》本改。

[20] 今本《宋元学案》作“《说经》”，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