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学案》的结撰，首倡于黄宗羲，续修于其子百家。为山复篑，后海先河，谨述黄氏父子创辟之功如后。

（一）黄宗羲的发凡起例

在完成《明儒学案》之后，黄宗羲以耄耋之年，又致力于《宋元学案》的结撰。据全祖望所撰《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记，宗羲“晚年，于《明儒学案》之外，又辑《宋儒学案》、《元儒学案》，以志七百年来儒苑门户。……尚未成编而卒。”[1]虽因代远年湮，我们今天已无从知道黄宗羲当年董理《宋儒学案》、《元儒学案》的始末，但是其发凡起例的辛勤劳作，在今本《宋元学案》中，依然留下了清晰的印记。

在宋元两代《学案》的纂修过程中，黄宗羲的创始之功，除编纂体例一仍《明儒学案》格局之外，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大体确立卷帙次第。

今本100卷《宋元学案》之中，据道光间整理书稿的王梓材、冯云濠介绍，其卷帙次第，在黄宗羲生前，已经粗具眉目。

关于全书的托始于胡瑗、孙复，王梓材明确地指出，其议即首倡于黄宗羲。王氏于此说：“谢山（全祖望——引者）以梨洲编次《学案》托始于安定、泰山者，其意远有端绪。”[2]之后，康节、濂溪、明道、伊川、横渠五学案，其编次亦皆源自黄宗羲。全祖望将各案一分为二，于《横渠学案》即有称道黄宗羲的疏证之功语，他说：“横渠先生勇于造道，其门户虽微有殊于伊洛，而大本则一也。其言天人之故，间有未当者，梨洲稍疏证焉，亦横渠之忠臣哉！”[3]卷33《荥阳学案》，黄宗羲初稿附见于《安定学案》，后为全祖望表而分立。卷31《吕范诸儒学案》，黄宗羲初本题作《蓝田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卷33《王张诸儒学案》，前者原题《永嘉学案一》，后者则附《康节学案》。卷36《紫微学案》亦为全氏分立，旧在《和靖学案》之中。卷41至卷43《衡麓》、《五峰》、《刘胡诸儒》三学案，宗羲初稿皆在《武夷学案》中。而卷52至卷55《艮斋》、《止斋》、《水心》三学案，宗羲本亦同置《永嘉学案》中。同样，卷56之《龙川学案》，宗羲则题作《永康学案》。而卷57、卷58《梭山复斋》、《象山》和卷74至卷76《慈湖》、《絮斋》、《广平定川》及卷93之《静明宝峰》诸学案，宗羲初稿俱在《金溪学案》中。他如卷48、卷49《晦翁学案》之称《紫阳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之称《金华学案》，卷85《深宁学案》之附于《西山学案》，卷86、卷87《东发》、《静清》二学案之题《四明朱门学案》，卷69《介轩学案》之题《新安学案》，卷90、卷91《鲁斋》、《静修》二学案之同列《北方学案》。凡此，皆可窥见黄宗羲筚路蓝缕的艰辛劳作。

第二，论定诸家学术。

今本《宋元学案》中，尚存黄宗羲按语58条。这些按语论定各家学术，或张大师说，或独抒己见，于探讨黄宗羲结撰《宋元学案》的著述思想，弥足珍贵。谨依卷帙先后，掇其大要，略加引述。

卷10《百源学案》下，黄宗羲于著录高攀龙评邵雍学术“如空中楼阁”之语后，有按语云：“康节反为数学所掩，而康节数学，《观物外篇》发明大旨。今载之《性理》中者，注者既不能得其说，而所存千百亿兆之数目，或脱或讹，遂至无条可理。盖此学得其传者，有张行成、祝泌、廖应淮，今寥寥无继者。余尝于《易学象数论》中为之理其头绪，抉其根柢。”[4]这一段按语是说邵雍学术，其大旨于《观物外篇》多有阐发，而明初修《性理大全》，不识别择，庞杂无类，以致使之无条可理，黯然不明。所以黄宗羲既撰《易学象数论》理其头绪，又于《宋元学案》中立《康节学案》，载其《观物外篇》，以明邵氏学术。至于邵雍学术的传衍，黄宗羲原将案主门人附载《康节学案》中，全祖望则分立为《王张诸儒学案》和《张祝诸儒学案》。同样是述邵氏门人，黄宗羲于王豫（字悦之，又字天悦）传略后，所加按语则又略异前引。他写道：“康节之学，子文（雍子伯温——引者）之外，所传止天悦，此外无闻焉。盖康节深自秘惜，非人勿传。……天悦无所授，以先生之书殉葬枕中。未百年而吴曦叛，盗发其冢，有《皇极经世体要》一篇，《内外观物》数十篇。道士杜可大贿得之，以传廖应淮，应淮传彭复，彭复传傅立，皆能前知云。”[5]全祖望正是合此二段按语，多方搜辑，遂将《康节学案》黄氏旧稿分而三之。

卷12《濂溪学案》下，在全文引录周敦颐《太极图说》之后，黄宗羲案云：“朱子以为，阳之动为用之所以行也，阴之静为体之所以立也。夫太极既为之体，则阴阳皆是其用。如天之春夏，阳也；秋冬，阴也。人之呼，阳也；吸，阴也。宁可以春夏与呼为用，秋冬与吸为体哉？缘朱子以下文主静立人极，故不得不以体归之静。先师云‘循理为静，非动静对待之静’。一语点破，旷若发矇矣。”[6]这就是说，朱熹有误会《太极图说》处，唯有刘宗周之说始是正解。而对于周敦颐学术，黄宗羲在同卷他处，则有总评性的按语，他说：“周子之学，以诚为本。从寂然不动处握诚之本，故曰主静立极。本立而道生，千变万化皆从此出。化吉凶悔吝之途，而反复其不善之动，是主静真得力处。静妙于动，动即是静。无动无静，神也，一之至也，天之道也。千载不传之秘，固在是矣。”[7]黄宗羲既以诚为周学大本，进而论证“无动无静”乃千载不传之秘，独周敦颐得悟。因此，他不赞成指周氏之学为源于佛老之说。黄宗羲就此指出：“后世之异论者，谓《太极图》传自陈抟，其图刻于华山石，列玄牝等名，是周学出于老氏矣。又谓周子与胡卜恭（胡宿——引者）同师僧寿涯，是周学又出于释氏矣。此皆不食其肉而说味者也。使其学而果是乎，则陈抟、寿涯，周子之老聃、苌弘也。使其学而果非乎，即日取二氏而谆谆然辩之，则范缜之神灭、傅奕之昌言，无与乎圣学之明晦也。”于是宗羲以高攀龙之说为同调，得出了周氏之学“字字辟佛”的结论。他说：“顾泾阳曰，周元公不辟佛。高忠宪答曰，元公之书，字字与佛相反，即谓之字字辟佛可也。岂不信哉！”[8]

卷15《伊川学案》上，当引述程颐“人既能知见，岂有不能行”的一段语录之后，黄宗羲即加按语云：“伊川先生已有知行合一之言矣。”[9]寥寥数语，画龙点睛，其弦外之音，无非是说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之见并非异说，实是远承程颐，渊源有自。程门高足，谢、杨并尊。黄宗羲推许谢良佐（上蔡），于杨时（龟山）则有微词。在卷24《上蔡学案》卷首，他写有类似《明儒学案》总论的一段话，据云：“程门高弟，予窃以上蔡为第一，《语录》尝累手录之。语者谓道南一派，三传而出朱子，集诸儒之大成，当等龟山于上蔡之上。不知一堂功力，岂因后人为轩轾！且朱子之言曰，某少时妄志于学，颇借先生之言以发其趣。则上蔡固朱子之先河也。”[10]而卷25《龟山学案》之论杨时，便有“为明道（程颢）难，为伊川（程颐）易，龟山固两失之矣”的结论。他说：“朱子言，龟山晚年之出，未免禄仕，苟且就之。然来得已不是，及至，又无可为者，只是说没紧要底事。所以使世上一等人笑儒者，以为不足用，正坐此耳。此定论也。盖龟山学问从庄、列入手，视世事多不经意，走熟援而止之而止一路。若使伊川于此等去处，便毅然斩断葛藤矣。故上蔡云，伯淳最爱中立，正叔最爱定夫，二人气象相似也。龟山虽似明道，明道却有杀活手段，决不至徒尔劳攘一番。为伊川易，为明道难，龟山固两失之矣。”[11]对杨、谢二家之学如何评价，朱熹学说之是否导源谢良佐，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宗羲之说虽未可视为定评，但却个性鲜明，其特立独行的学术风貌皆在其中。正如全祖望所说：“谢、杨二公，谢得气刚，杨得气柔，故谢之言多踔厉风发，杨之言多优柔平缓，朱子已尝言之。而东发谓象山之学原于上蔡，盖陆亦得气之刚者也。梨洲先生天资最近乎此，故尤心折于谢。”[12]惟其如此，所以于朱熹批评谢良佐学术语，黄宗羲则多加辩诘，指出：“上蔡在程门中，英果明决。其论仁以觉、以生意，论诚以实理，论敬以常惺惺，论穷理以求是，皆其所独得，以发明师说者也。”他认为，朱熹批评谢氏“杂禅”，实因朱子“终身认理气为二”所使然。在黄宗羲看来，谢良佐之于程门，“其言语小有出入则或有之，至谓不得其师之说，不敢信也。”[13]

类似的立异朱熹处，40、42、48、50诸卷，按语所在多有。黄宗羲之立异朱子说，固然自有其立论依据，但门户之见实亦隐存其间。过于尊信王守仁的《朱子晚年定论》，朱、陆学术早异晚同之见横亘于胸，自然就会出现偏颇了。不过，黄宗羲毕竟不是门户勃谿者，而是一位见识卓然的史家。因此在卷58《象山学案》中，他所留下的大段按语，尽管未脱成见，然而依旧道出了不可拘执门户的主张。他说：“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先生之尊德性，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紫阳之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学者之入门各有先后。……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于是宗羲断言：“不睹二先生之全书，从未究二先生之本末，糠粃眯目，强附高门，浅不自量，妄相诋毁。彼则曰我以助陆子也，此则曰我以助朱子也。在二先生，岂屑有此等庸妄无谓之助己乎！”[14]谈朱熹、陆九渊学术异同，倘能摒弃早异晚同的成见，黄宗羲之所论，亦不失公允持平。

同样的道理，由于黄宗羲是以一个学术史家的理智去讨论学术公案，因而颇能得中肯綮。譬如卷74《慈湖学案》之论陆九渊门人杨简，黄宗羲留下了两条按语。第一条有云：“象山说颜子克己之学，非如常人克去一切忿欲利害之私，盖欲于意念所起处将来克去。故慈湖以不起意为宗，是师门之的传也。……但慈湖工夫入细，不能如象山，一切经传有所未得处，便硬说辟倒。此又学象山而过者也。”这就是说，杨简虽得陆九渊真传，但放言高论，漫无依据，未免有违师教。第二条则说得更其直截：“慈湖所传，皆以明悟为主。……夫所谓觉者，识得本体之谓也。象山以是为始功，而慈湖以是为究竟。此慈湖之失其传也。”[15]陆九渊之学，得杨简而传，亦因杨简而失传，这就是黄宗羲对杨简学术的定论。

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史称“北山四先生”。黄宗羲辟为《金华学案》加以考论，以探讨宋元间学术史。后经全祖望修订，改题《北山四先生学案》。在这一学案中，黄宗羲亦留下按语二条。第一条专论宋末何基（北山）之学，指出：“北山之宗旨，熟读《四书》而已。……确守师说，可谓有汉儒之风焉。”第二条合论元人金履祥、许谦，兼及一时浙东学术，宗羲说：“理一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难者分殊耳。此李延平之谓朱子也。是时朱子好为笼侗之言，故延平因病发药耳。当仁山、白云之时，浙河皆慈湖一派，求为本体，便为究竟，更不理会事物。不知本体未尝离物以为本体也，故仁山重举斯言，以救时弊。”[16]

《宋元学案》全书，黄宗羲留下的按语，其最后一条见于卷89《介轩学案》。此一学案宗羲原题《新安学案》，系据案主许月卿（号山屋，婺源人）地望命名。而全祖望则改以许氏师董梦程（号介轩）号为据，题作《介轩学案》。按语中，黄宗羲论新安一地元初学风之演变大势云：“新安之学，自山屋一变而为风节。盖朱子平日刚毅之气，凛不可犯，则知斯之为嫡传也。彼以为风节者，意气之未融，而以屈曲随俗为得，真邪说之诬民者也。先师尝言，东汉之风节，一变至道，其有见于此乎！”[17]

（二）黄百家的续事纂修

黄宗羲晚年，虽发愿结撰《宋元儒学案》，无奈年事已高，时不再与，书稿眉目粗得，即告赍志而殁。其子百家承父未竟，续事纂修，为《宋元学案》的成书，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业绩。

黄百家为宗羲第三子，原名百学，字主一，号耒史。他生当明清鼎革的乱离之中，青少年时代，因其父从事抗清斗争，四方转徙，无暇课督，因而使百家有“失学”[18]之叹。早年，曾随鄞县武师王来咸习武，于拳法、剑术皆颇得其传。后来，百家于此段经历似感不妥，屡有反省，用他的话来说，就叫做“几失足为狭邪无俚之徒”[19]。康熙初，其父返乡，息影家园，百家始得朝夕相随，兼习举子业。康熙六年，黄宗羲讲学宁波，百家与甬上诸贤如陈赤衷、陈锡嘏、万斯大、万斯同等共学于讲经会中。从此，绍兴、慈溪、海宁，凡宗羲讲学所至，百家皆得相随，耳濡目染，学业日进。康熙十八年，清廷重开《明史》馆，礼聘黄宗羲。宗羲婉言谢绝，后不堪纠缠，遂让弟子万斯同、万言叔侄北上，入京预修《明史》。康熙二十六年，再命百家入《明史》馆总裁徐元文京邸，同万斯同一道以布衣修史。二十九年夏，徐元文失官南归，百家与万斯同皆为主事者挽留，修史于京中江南会馆。后因黄宗羲年高体衰，百家遂携书稿南还，专意于《天文》、《历法》诸志的结撰。三十一年七月，《明儒学案》得河北故城贾润资助刊刻。润死，子朴继承其事。黄宗羲闻讯，抱病口授序文，由百家笔录成篇。

黄宗羲故世之后，留下4部未竣遗著，即《宋儒学案》、《元儒学案》、《宋文案》、《元文案》。后来，黄百家虽有志《明史》，却因其父遗志未竟而未再入京修史。康熙三十七年春，万斯同省亲南返，向黄百家转达史馆总裁王鸿绪的聘请，拟约百家于秋间结伴入京。万斯同说：“吾学博于汝，而笔不及汝，《明史》之事，乐得子助。”[20]百家为完成父业，终未得行。晚年的黄百家，致力于《宋元儒学案》和《宋元文案》的纂修，于《宋元儒学案》用力尤勤。后虽一如其父，未能蒇事而去世，但于今本《宋元学案》中，同样留下了他辛勤耕耘的足迹。

黄百家之于《宋元学案》，其辛勤劳作可以归纳为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整理父稿，拾遗补阙；二是阐发父说，论定学术。兹举其大要，略述如后。

第一，整理父稿，拾遗补阙。

一部《宋元学案》，经黄百家手所纂辑者，除尔后全祖望补修各案外，可谓无案不然。仅百家自述所及，便已称俯拾即是。譬如卷一《安定学案》，案中著录的众多胡瑗门生弟子，有34人的资料即为百家所搜集。他于此写道：“安定先生初教苏、湖，后为直讲，朝命专主太学之政。先生推诚教育，甄别人物，有好尚经术者，好谈兵战者，好文艺者，好尚节义者，使之以类群居讲习。先生时时召之，使论其所学，为定其理。或自出一义，使人人各对，为可否之。或就当时政事，俾之折衷。故人皆乐从而有成效。……先生之教法，穷经以博古，治事以通今，成就人才，最为得当。自后濂、洛之学兴，立宗旨以为学的，而庸庸之徒反易躲闪。是语录之学行而经术荒矣。当时安定学者满天下，今广为搜索，仅得三十四人，然而铮铮者在是矣。”[21]又如卷9《百源学案》上所著录之邵雍《观物内外篇》、《渔樵问答》等，亦出黄百家手。他说：“先生《观物内外篇》，《内篇》先生所自著，《外篇》门弟子所述。《内篇》注释，先生子伯温也。”又说：“《黄氏日抄》云，《伊川至论》第8卷载《渔樵问答》，盖世传以为康节书者，不知何为亦剿入其中。近世昭德先生晁氏《读书记》，疑此书为康节子伯温所作。今观其书，惟天地自相依附数语，为先儒所取，余多肤浅。子文得家庭之说而附益之，明矣。今去其问答浮词并与《观物篇》重出者，存其略焉。”[22]再如卷11《濂溪学案》所著录黄宗羲对《通书》的笺注，亦系黄百家所辑录。他于此不惟详加案说于篇末，而且还在卷首解释道：“《通书》，周子传道之书也。朱子释之详矣，月川曹端氏继之为《述解》，则朱子之义疏也。先遗献嫌其于微辞奥旨尚有未尽，曾取蕺山子刘子说，笺注一过。谨条载本文下，间窃附以鄙见。”[23]他如卷13《明道学案》、卷17《横渠学案》，以及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和卷90《鲁斋学案》等，黄百家的辛勤耕耘，皆历历在目，不遑备举。

第二，阐发父说，论定学术。

据笔者粗略统计，在今本《宋元学案》中，载有黄百家按语210条。其数量之多，不惟成数倍地远逾其父，而且也可媲美全祖望。这些按语，除部分属于考明疑似、辩证是非之语外，多系阐发其父遗说，以论定各家学术，实有类于《明儒学案》之诸家学术总论。譬如前引卷1《安定学案》之评胡瑗学术，即可视为该案总论。又如卷2《泰山学案》之论孙复学术，亦可作如是观。百家于案主孙氏传略后，先于按语中引述黄震之说，以说明“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继之则陈述己说云：“盖先生应举不第，退居泰山，聚徒著书，以治经为教。先生与安定同学，而《宋史》谓瑗治经不如复。安定之经术精矣，先生复过之。惜其书世少其传，其略见徂徕作《泰山书院记》。”同卷孟宗儒传略后，百家亦有按语一段，在详尽称引其父辩证《明史》不可沿《宋史》之陋，而立《道学传》语之后，即申以己说云：“先文洁曰，本朝理学，实自胡安定、孙泰山、石徂徕三先生始。朱文公亦云，伊川有不忘三先生之语。即考诸先儒，亦不谬也。”[24]再如卷48《晦翁学案》，朱熹传略后之黄百家按语，亦无异该案总论。他说：“紫阳以韦斋为父，延平、白水、屏山、籍溪为师，南轩、东莱诸君子为友，其传道切磋之人，俱非夫人之所易姤也。禀颖敏之资，用辛苦之力，尝自言曰，某旧时用心甚苦，思量这道理，如过危木桥子，相去只在毫发之间，才失脚便跌下去。可见先生用功之苦矣。而又孜孜不肯一刻放懈。其为学也，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而博极群书，自经史著述而外，凡夫诸子、佛老、天文、地理之学，无不涉猎而讲究也。其为间世之巨儒，复何言哉！”[25]类似总论性的按语，卷83《双峰学案》、卷87《静清学案》等，所在多有。卷86《东发学案》，百家秉其父说，原题《四明朱门学案》2，于黄震传略后，他尽引其父论为按语道：“先遗献曰，嗟夫！学问之道，盖难言哉。无师授者，则有多歧亡羊之叹；非自得者，则有买椟还珠之诮。所以哲人代兴，因时补救，视其已甚者而为之一变。当宋季之时，吾东浙狂慧充斥，慈湖之流弊极矣，果斋、文洁不得不起而救之。然果斋之气魄，不能及于文洁，而《日抄》之作，折衷诸儒，即于考亭亦不肯苟同，其所自得者深也。今但言文洁之上接考亭，岂知言哉？”[26]

此外，黄百家所写按语，于各家学术源流述之甚详，始终有一全局在胸。譬如卷25《龟山学案》，于杨时传略之后，百家有按语云：“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第者，游、杨、尹、谢、吕，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道大光，衣被天下。则大程道南目送之语，不可谓非前谶也。”[27]如此论杨时予南宋理学的影响，兼及朱熹学术渊源，显然要较其父之推尊谢良佐更接近历史真实。又如卷58《象山学案》之述朱、陆学术之争，黄百家亦有摆脱门户之论。他说：“子舆氏后千有余载，缵斯道之坠绪者，忽破暗而有周、程。周、程之后曾未几，旋有朱、陆，诚异数也。然而陆主乎尊德性，谓先立乎其大，则反身自得，百川会归矣。朱主乎道问学，谓物理既穷，则吾知自致，滃雾消融矣。二先生之立教不同，然如诏入室者，虽东西异户，及至室中则一也。何两家弟子不深体究，出奴入主，论辩纷纷，而至今借媒此径者，动以朱、陆之辨同辨异，高自位置，为岑楼之寸木？”[28]

今本《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黄氏父子原题《金华学案》，百家于该案多所究心。他先以按语一段综述金华学术源流云：“勉斋之学，既传北山，而广信饶双峰亦高弟也。双峰之后，有吴中行、朱公迁，亦铮铮一时。然再传即不振。而北山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虚一辈，又得朱子之文澜，蔚乎盛哉！是数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也。”继之则专辟后人訾议王柏治经立异朱熹之不妥，他说：“鲁斋之宗信紫阳，可谓笃矣。而于《大学》，则以为格致之传不亡，无待于补；于《中庸》，则以为《汉志》有《中庸说》二篇，当分诚明以下别为一篇；于《太极图说》，则以为无极一句当就图上说，不以无极为无形、太极为有理也。其于《诗》、《书》，莫不有所更定。岂有心与紫阳异哉！……后世之宗紫阳者，不能入郛廓，宁守注而背经，而昧其所以为说，苟有一言之异，则以为攻紫阳矣。然则鲁斋亦攻紫阳者乎？甚矣，今人之不学也。”最后，则假评金履祥的《论孟考证》，进一步抨击盲目尊朱之弊。百家于此写道：“仁山有《论孟考证》，发朱子之所未发，多所抵牾。其所以抵牾朱子者，非立异以为高，其明道之心，亦欲如朱子耳。朱子岂好同而恶异者哉！世为科举之学者，于朱子之言，未尝不锱铢以求合也。乃学术之传，在此而不在彼，可以憬然悟矣。”[29]

黄宗羲、百家之述《金华学案》，实欲据以论元代之浙东理学。而今本卷90之《鲁斋学案》，则专述元代北方理学，故原题《北方学案》。在该学案案主赵复传略后，黄百家有按语一段，总论元代北方理学云：“自石晋燕、云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迭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得闻程、朱之学以广其传，由是北方之学郁起，如吴澄之经学，姚燧之文学，指不胜屈，皆彬彬郁郁矣。”[30]卷91之《静修学案》，黄氏父子原以附《北方学案》，百家于案中亦有总论一代学术语。他说：“有元之学者，鲁斋、静修、草庐三人耳。草庐后至，鲁斋、静修，盖元之所借以立国者也。二子之中，鲁斋之功甚大，数十年彬彬号称名卿材大夫者，皆其门人，于是国人始知有圣贤之学。静修享年不永，所及不远。然是时虞邵庵之论曰，文正没，后之随声附影者，谓修辞申义为玩物，而苟且于文章，谓辨疑答问为躐等，而姑困其师长，谓无所猷为为涵养德性，谓深中厚貌为变化气质。外以聋瞽天下之耳目，内以蛊晦学者之心思。虽其流弊使然，亦是鲁斋所见，只具粗迹，故一世靡然而从之也。若静修者，天分尽高，居然曾点气象，固未可以功效较优劣也。”[31]

黄宗羲父子之究心宋元儒学，结撰《宋儒学案》、《元儒学案》，就内容而言，一如《明儒学案》，系断代为史，未突破朝代界限。而在编纂体例上，则变通旧作而有所发展。尽管黄氏遗稿今已无从得见，但仅就经全祖望编订的《宋元学案》而论，这一发展已显而易见。大体而言，黄氏父子的《宋元儒学案》，结构依然是三段式，只是三段之中，类似《明儒学案》的总论，或因脱稿尚需时日，并未独立于卷首，而是以随文按语的形式置于案中。取而代之的，则是学术资料选编后的《附录》。凡一完整的学案，皆由此3部分构成，即案主传略、学术资料选编、附录。附录所载，近承孙奇逢《理学宗传》卷末之小字附注，远袭朱熹《伊洛渊源录》之《遗事》，集中著录案主同时及尔后学者述其学行语。这一新的三段式编纂格局，经其后全祖望编订《宋元学案》而定型，遂合卷首《序录》于一体，成为学案体史籍的圭臬。

[1]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1《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2] 王梓材：《宋元学案》卷首《序录》第4卷按语。

[3] 全祖望：《宋元学案》卷17《横渠学案·序录》。

[4]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10《百源学案下》按语。

[5]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33《王张诸儒学案》按语。

[6]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12《濂溪学案下》按语。

[7]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12《濂溪学案下》按语。

[8] 同上。

[9]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15《伊川学案上》按语。

[10]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24《上蔡学案》按语。

[11]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25《龟山学案》按语。

[12]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25《龟山学案》全祖望按语。

[13]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24《上蔡学案》按语。

[14]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按语。

[15]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74《慈湖学案》按语。

[16]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82《北山四先生学案》按语。

[17] 黄宗羲：《宋元学案》卷89《介轩学案》按语。

[18] 黄百家：《学箕初稿》卷2《赠陈子文北上序》。

[19] 同上。

[20] 黄百家：《万季野先生斯同墓志铭》，见《碑传集》卷131。

[21] 黄百家：《安定学案》按语，见《宋元学案》卷1《安定学案》。

[22] 黄百家：《百源学案》按语，见《宋元学案》卷9《百源学案上》。

[23] 黄百家：《濂溪学案》按语，见《宋元学案》卷11《濂溪学案上》。

[24] 黄百家：《泰山学案》按语，见《宋元学案》卷2《泰山学案》。

[25] 黄百家：《晦翁学案》按语，见《宋元学案》卷48《晦翁学案上》。

[26] 黄百家：《东发学案》按语，见《宋元学案》卷86《东发学案》。

[27] 黄百家：《龟山学案》按语，见《宋元学案》卷25《龟山学案》。

[28] 黄百家：《象山学案》按语，见《宋元学案》卷58《象山学案》。

[29] 黄百家：《北山四先生学案》按语，见《宋元学案》卷82。

[30] 黄百家：《鲁斋学案》按语，见《宋元学案》卷90。

[31] 黄百家：《静修学案》按语，见《宋元学案》卷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