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二十一年以后的经筵讲坛之上，清高宗何以会屡屡立异朱子，心裁别出？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深入论究的问题。笔者以为，如果从高宗即位，尤其是乾隆五年理学的提倡未见成效之后，其学术好尚所发生的变化来考察，或许能够寻觅出其间的线索来。

如何处理理学与经学的关系？这是入清以后，伴随社会的由乱而治，朝野共同关注的问题。在日趋高涨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声浪中，清廷于康熙后期的表彰朱子学，就已经显示了融理学于经学之中的发展趋势。所以，清圣祖既说：“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1]又说：“治天下以人心风俗为本，欲正人心、厚风俗，必崇尚经学。”[2]他明确昭示子孙：“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提出了“以经学为治法”的一代家法[3]。

世宗当政，为时过短，崇尚经学的文化举措未及实施，即过早地去世。高宗即位，凭借其父祖奠定的雄厚国基，他所获得的是一个承平安定的江山。经济的富庶，政局的安定，使他得以从容地去实践其父祖的未竟之志。

乾隆元年四月，高宗重申“首重经学”的一代家法，命广布圣祖时期官修诸经解，以经学考试士子。他说：“圣祖仁皇帝四经之纂，实综自汉迄明，二千余年群儒之说而折其中，视前明《大全》之编，仅辑宋元讲解，未免肤杂者，相去悬殊。各省学臣，职在劝课实学，则莫要于宣扬盛教，以立士子之根柢。”[4]清高宗的谕旨表明，此时清廷所尊崇的经学，绝不仅仅限于宋元理学诸儒的解说，而是要由宋明而远溯汉唐，博采历代经师之长以“立士子之根柢”。

乾隆二年三月，高宗命儒臣每日缮写经史奏疏进呈。三年十月，他又号召天下士子“究心经学，以为明道经世之本”，指出：

学问必有根柢，方为实学。治一经必深一经之蕴，以此发为文辞，自然醇正典雅。若因陋就简，只记诵陈腐时文百余篇，以为弋取科名之具，则士之学已荒，而士之品已卑矣。[5]

在清高宗的倡导之下，各地学政闻风而动。四年三月，先是陕西学政嵩寿奏：“请于《四书》经义外，摘录本经四五行，令生童作经义一段，定其优劣。童生中有能背诵《五经》，兼通讲贯者，量行取进。”[6]随后山东学政徐铎又奏：“荐举优拔，贵乎通经致用。请嗣后报优，注明通晓何经，拔贡改试经解。”[7]同年六月，安徽学政郑江举荐的优生陶敬信，将所著《周礼正义》一书进呈。高宗以“其注解尚属平妥明顺”，颁谕嘉奖，“令其在《三礼》馆纂修上行走”。[8]

乾隆五年，高宗虽颁谕提倡读宋儒书、研精理学，但无奈未著成效。廷臣中以理学而名噪一时者，无论是治朱子学的方苞，还是治陆王学的李绂，皆言不顾行，深令高宗失望。因此，高宗曾颁谕指斥方苞：“假公济私，党同伐异，其不安静之痼习，到老不改。”[9]又在批驳御史张湄奏疏时，言及“方苞造言生事、欺世盗名之恶习”[10]。至于李绂，高宗认为，其品行不端，实与方苞为同类，他说：“朕犹记方苞进见后，将朕欲用魏廷珍之意，传述于外，并于魏廷珍未经奉召之前，迁移住屋，以待其来京。此人所共知者。又李绂曾经召对，朕以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之义训谕之。伊称臣断不敢不密，但恐左右或有泄露耳。朕谕云，朕从来召见臣工，左右近地，曾无内侍一人，并无听闻，亦何从泄露。如此二人者，则皆此类也。”[11]而对以理学为门面的湖北巡抚晏斯盛，清高宗则径斥之为“其人乃一假道学者流”[12]。

一方面是理学的不振和对理学诸臣的失望，另一方面是经学稽古之风的方兴未艾，二者交互作用的结果，遂成清高宗的专意崇奖经学。乾隆十年四月，高宗策试天下贡士于太和殿，指出：“夫政事与学问非二途，稽古与通今乃一致。”他昭示天下士子：“将欲为良臣，舍穷经无他术。”[13]十二年三月，清廷重刻《十三经注疏》成，高宗特为撰序刊行，向学术界发出“笃志研经，敦崇实学”的号召。他说：

我朝列祖相承，右文稽古。皇祖圣祖仁皇帝，研精至道，尊崇圣学，五经具有成书，颁布海内。朕披览《十三经注疏》，念其岁月经久，梨枣日就漫漶，爰敕词臣，重加校正。其于经文误字，以及传注笺疏之未协者，参互以求其是，各为考证，附于卷后，不紊旧观。刊成善本，匪徒备金匮石室之藏而已。《书》曰“学于古训乃有获”；《传》曰“经籍者圣哲之能事，其教有适，其用无穷”……继自今津逮既正，于以穷道德之阃奥，嘉与海内学者，笃志研经，敦崇实学。庶几经义明而儒术正，儒术正而人才昌。[14]

经过高宗初政10余年的努力，众山朝宗，百川归海，遂汇为荐举经学的旷典。乾隆十四年十一月，高宗就此颁谕，令内外大臣荐举潜心经学之士。他说：

圣贤之学，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经术其根柢也，词章其枝叶也。翰林以文学侍从，近年来，因朕每试以诗赋，颇致力于词章，而求其沉酣六籍，含英咀华，究经训之阃奥者，不少概见。岂笃志正学者鲜与？抑有其人而未之闻与？夫穷经不如敦行，然知务本，则于躬行为近。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有若故侍郎蔡闻之、宗人府府丞任启运，研穷经术，敦朴可嘉。近者，侍郎沈德潜，学有本源，虽未可遽目为钜儒，收明经致用之效，而视獭祭为工，剪彩为丽者，迥不侔矣。今海宇升平，学士大夫举得精研本业，其穷年矻矻，宗仰儒先者，当不乏人。奈何令终老牖下，而词苑中寡经术士也。

于是高宗下令：

内大学士、九卿，外督抚，其公举所知，不拘进士、举人、诸生，以及退休闲废人员，能潜心经学者，慎重遴访。务择老成敦厚，纯朴淹通之士以应，精选勿滥，称朕意焉。[15]

高宗谕下，廷臣纷然响应，不过短短一月，举荐人员之众，已远出高宗意料之外。因此，高宗再颁谕旨：“此番大学士、九卿所举，为数亦觉过多。果有如许淹通经学之士，一时应选，则亦无烦特诏旁求矣。”[16]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吏部遵旨核定内外大臣举荐之经学诸儒49名，检出不合格者8人。保举失当诸臣，皆因之而被罚俸九月。[17]

乾隆十六年正月，清高宗首次南巡。此时的江南，领四方学术风气之先，穷经考古，汉学复彰。正是有感于江南经学稽古之风的浓厚，高宗命题考试进献诗赋士子，一如其祖父当年之考试儒臣，论题同为《理学真伪论》。[18]返京之后，五月，策试天下贡士于太和殿前，高宗遂改变了一年前的估计，欣然宣称：“经术昌明，无过今日。”[19]历时两年的举荐经学，虽经严格审核，最终为高宗所选定的经学名儒，仅得陈祖范、吴鼎、梁锡璵、顾栋高4人，但此次举措本身，其影响则非同一般。正如当时列名荐牍的江南经师惠栋所言：“历代选举，朝廷亲试，不涉有司者，谓之制科，又谓之大科。国家两举制科，犹是词章之选，近乃专及经术，此汉魏六朝、唐宋以来，所未行之旷典。”[20]

至此，清高宗以其举荐经学的重大举措，纳理学、词章于经学之中，既顺应了康熙中叶以后兴复古学的学术演进趋势，又完成了其父祖融理学于经学之中的夙愿，从而确立了崇奖经学的文化格局。

[1] 《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正月丁巳”条。

[2] 《清圣祖实录》卷258“康熙五十三年四月乙亥”条。

[3] 《清圣祖实录》卷113“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乙卯”条。

[4] 《清高宗实录》卷17“乾隆元年四月辛卯”条。

[5] 《清高宗实录》卷79“乾隆三年十月辛丑”条。

[6] 《清高宗实录》卷88“乾隆四年三月丁未”条。

[7] 《清高宗实录》卷88“乾隆四年三月己酉”条。

[8] 《清高宗实录》卷95“乾隆四年六月丙申”条。

[9] 《清高宗实录》卷92“乾隆四年五月戊午”条。

[10] 《清高宗实录》卷98“乾隆四年八月丙子”条。

[11] 《清高宗实录》卷139“乾隆六年三月甲申”条。

[12] 《清高宗实录》卷189“乾隆八年四月癸丑”条。

[13] 《清高宗实录》卷239“乾隆十年四月戊辰”条。

[14] 《清高宗实录》卷286“乾隆十二年三月丙申”条。

[15] 《清高宗实录》卷352“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己酉”条。

[16] 《清高宗实录》卷355“乾隆十四年十二月辛卯”条。

[17] 《清高宗实录》卷379“乾隆十五年十二月己丑”条。

[18] 据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十六年、二十四岁”条记：“是岁大驾始南巡，江浙吴中士子各进献赋诗……有诏召试江宁行在，钦命题《蚕月条桑赋》、《指佞草诗》、《理学真伪论》。”

[19] 《清高宗实录》卷388“乾隆十六年五月丙午”条。

[20] 惠栋：《松崖文钞》卷1《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