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乾隆十九、二十两年的间断，到二十一年二月再举仲春经筵，高宗的讲论却发生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这便是第一次对朱子的《四书章句集注》提出了质疑。

《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朱子《中庸章句》注云：“自，由也。德无不实而明无不照者，圣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后能实其善者，贤人之学，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诚则无不明矣，明则可以至于诚矣。”[1]在答门人问《中庸》时，朱子又云：“‘自诚明谓之性’，此性字便是性之也。‘自明诚谓之教’，此教字是学之也。此二字却是转一转说，与首章‘天命之谓性，修道之谓教’二字义不同。”[2]

乾隆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满汉直讲官分别进讲《中庸》该章，重申朱子解说。讲毕，高宗一改早年对朱子学说的推阐，就《中庸章句》及《朱子语类》所载朱子主张提出异议。据云：“德无不实而所明皆善，性而有之圣人也。先明乎善而后实其德，教而入之贤人也。诚者理之当然，明者明其所以然。性即理也，教即所以明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清高宗的这一阐释，虽系据朱子学立论，但视性与教为一而二、二而一，则已与朱子不同。由此出发，他对朱子之说提出质疑云：“是故诚之外无性，明之外无教，圣人浑然天理，无所用其明而明无不照。谓之‘所性而有’，尚属强名，则何借乎教！贤人日月至焉，必待先明乎善而后实之，乃复其性。然明即明此理，实亦实此理而已，夫岂别有所谓教哉！”因此，高宗的结论是：“朱子谓与天命谓性、修道谓教二字不同，予以为政无不同耳。”[3]这就是说，在清高宗看来，朱子解“圣人之德”为“所性而有”，并不确切，而是“强名”。此其一。其二，朱子释性、教二字，以为在不同场合可有不同含意，亦属多余。

清高宗讲《中庸》而立异朱子，只是一个偶然之举吗？如果在经筵讲论中出现类似情况仅此一次，抑或可称偶然。可是其后，在迄于乾隆六十年的32次经筵讲学中，明显地向朱子学提出质疑，竟达17次之多。显然，这就殊非偶然之举了。兹举数例如后。

乾隆二十三年二月的仲春经筵，以《论语·子张篇》“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一条为讲题。朱子《论语集注》于该条注云：“四者皆学问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为仁也。然从事于此，则心不外驰，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4]高宗不赞成朱子的解说，他驳诘云：“此非四事，盖两事耳。博学而不笃志，则或涉为荒唐；切问而不近思，则或入于无稽。然志也、思也，一心之事耳。仁，人心也，安见笃志近思而心常驰骛于外者哉！故曰仁在其中。朱注以为‘未及乎力行而为仁’，此或为下学者言。夫笃志近思而不力行，则又安得谓之笃志近思乎？”[5]

乾隆二十五年二月的仲春经筵，依然以《论语》为题，讲《阳货篇》“四时行焉，百物生焉”二句。朱子《论语集注》于此二句注云：“四时行，百物生，莫非天理发见流行之实，不待言而可见。圣人一动一静，莫非妙道精义之发，亦天而已，岂待言而显哉？此亦开示子贡之切，惜乎其终不喻也。”至于子贡的发问，朱子则认为：“子贡正以言语观圣人者，故疑而问之。”[6]高宗不同意朱子的解说，别出新解云：“斯言也，盖孔子知命耳顺以后，所以示学者真实至当之理，非因子贡以言语观圣人，徒为是不待言而可见之语，而别有所谓妙道精义也。且四时行、百物生之中，何一非天乎？而四时行、百物生之外，又何别有可以见天者乎？圣人视听言动、昼作夜息之中，何一非妙道精义乎？而圣人视听言动、昼作夜息之外，又何别有所谓妙道精义者乎？”[7]

乾隆三十二年二月，高宗君臣就《论语·宪问篇》“不逆诈，不亿不信。抑亦先觉者，是贤乎”一节进行讨论。朱子解此节云：“逆，未至而迎之也。亿，未见而意之也。诈，谓人欺己。不信，谓人疑己。抑，反语辞。言虽不逆不亿，而于人之情伪，自然先觉，乃为贤也。”[8]高宗同样不赞成朱子说解，他驳诘云：“此语宜与诚明相参看。盖不逆诈，不亿不信，是诚也。抑亦先觉，是明也。人情变幻莫齐，而可以齐之者莫如诚。使事事皆逆其诈而亿其不信，是己先以不诚待人，人亦将以逆者、亿者应之。此亦一不诚也，彼亦一不诚也，蓼扰虚伪，莫可究诘。虽云淈其泥而扬其波，而己已处污浊之内，欲其先觉，抑亦难矣。”[9]

《论语·雍也篇》记有孔子与樊迟间的如下问对：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问仁，曰：“仁者先难而后获，可谓仁矣。”

朱子《论语集注》解此节云：

知、远，皆去声。民，亦人也。获，谓得也。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先其事之所难，而后其效之所得，仁者之心也。此必因樊迟之失而告之。[10]

高宗认为，朱子之所解未及孔子告颜渊“克己复礼”语，因而不得要领。于是乾隆三十九年二月的仲春经筵，他就此阐发道：

问仁于孔子者多矣，而所对各有不同。然圣门以颜渊为高弟，孔子所对者，则曰克己复礼。以此知克己复礼，实为仁之最切最要，即所对樊迟者，亦岂外于是哉？盖先难者何？克己也。后获者何？复礼也。夫难莫难于克己。仁者天理也，私欲介于中，其能存天理者鲜矣。故《易》曰“大师克相遇”，必用大师之力，而后能克其私欲，以全天理。故《易》又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不远复，无只悔，元吉”，皆克己复礼之谓也。董仲舒正谊明道之论，略为近之。而朱子举以为不求后效，又以为警樊迟有先获之病，未尝申明告颜子之意，余故叙而论之。[11]

乾隆四十六年二月的仲春经筵，以讲《大学》“此之谓絜矩之道”一句为论题。朱子《大学章句》解“絜矩”云：“絜，度也。矩，所以为方也。”又说：“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12]朱子注分明已得的解，而清高宗却不以为然，他说：

曾子闻夫子一贯之心传，其告门人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故其释治国平天下，以为有絜矩之道。又申之以上下、前后、左右，有所以接之之境，处之之理，而曰“此之谓絜矩之道”。盖矩者境也，絜者理也。理也、境也，不外乎一心。境者，心之接；理者，心之处。中心之谓忠，处理之谓也；如心之谓恕，接境之谓也。一以贯之，岂更外于此乎？然非克己复礼，理境相融，其能与于此者鲜矣。仲弓问仁，而夫子示之以敬恕，此物此志也。[13]

乾隆五十四年二月的仲春经筵，高宗君臣两讲《论语》，为乾隆一朝历次经筵所仅见。所讲先为《述而篇》“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句，次为《八佾篇》“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句。朱子《论语集注》，于《述而篇》句注云：

《史记》“三月”上，有“学之”二字。不知肉味，盖心一于是而不及乎他也。曰不意舜之作乐至于如此之美，则有以极其情文之备，而不觉其叹息之深也。盖非圣人不足以及此。[14]

于《八佾篇》句注云：

《韶》，舜乐。《武》，武王乐。美者，声容之盛。善者，美之实也。舜绍尧致治，武王伐纣救民，其功一也，故其乐皆尽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逊而有天下；武王之德，反之也，又以征诛而得天下，故其实有不同者。[15]

而朱子答门人问《述而篇》句，还说：“子闻《韶》音，学之三月，不知肉味。学之一节，不知如何。今正好看其忘肉味处，这里便见得圣人之乐如是之美，圣人之心如是之诚。”又说：“圣人闻《韶》，须是去学，不解得只恁休了。学之亦须数月方熟。三月，大约只是言其久，不是真个足头九十日，至九十一日便知肉味。”[16]

对于朱子的说解，清高宗贬抑为“未知乐，且未知夫子”，因之而概予否定。他先是说：

咸池六英，有其名而无其乐。非无乐也，无其言，故不传其乐耳。若夫舜之《韶》，则自垂千古。何以故？舜之言垂千古，则乐亦垂千古。夫子在齐，偶闻之耳。必曰在齐始有《韶》，夫子闻之之后而《韶》遂绝，是岂知乐者哉？司马迁增之以“学之”二字，朱子亦随而注之，则胥未知乐，且未知夫子矣。

继之又诋朱子注不得要领云：

夫子天纵之圣，何学而不能，而必于《韶》也，学之以三月而后能乎？盖三月为一季，第言其久耳。而朱子且申之以九十一日知味之说，反覆论辨不已。吁，其去之益远矣！

最后则径讥朱子说解为“费辞”道：

夫乐者何？律声言志而已。无志则无言，无言则无声，无声必无律。依与永则行乎其间，而不具体者也。是则乐之本在乎志，知在乎志，则知舜之尽美善，而武之未尽善矣。何必费辞！[17]

由以上所举诸例可见，自乾隆二十一年以后，清高宗在经筵讲学中的立异朱子，实非一偶然现象。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中庸章句》第21章。

[2]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64《中庸》第21章，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566页。

[3] 《清高宗实录》卷506“乾隆二十一年二月甲辰”条。

[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论语集注》卷10《子张》。

[5] 《清高宗实录》卷556“乾隆二十三年二月己未”条。

[6]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论语集注》卷9《阳货》。

[7] 《清高宗实录》卷606“乾隆二十五年二月壬午”条。

[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论语集注》卷7《宪问》。

[9] 《清高宗实录》卷778“乾隆三十二年二月己亥”条。

[1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论语集注》卷3《雍也》。

[11] 《清高宗实录》卷952“乾隆三十九年二月己丑”条。

[1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大学章句》第10章。

[13] 《清高宗实录》卷1124“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己酉”条。

[14]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论语集注》卷4《述而》。

[15]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之《论语集注》卷2《八佾》。

[16] 黎靖德：《朱子语类》卷34《子在齐闻韶章》，第878页。

[17] 《清高宗实录》卷1322“乾隆五十四年二月辛卯”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