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高宗在位60年，自乾隆三年（1738年）首举经筵，至乾隆六十年（1795年）逊位，经筵讲学凡举51次。高宗初政，一遵其父祖旧规，经筵讲学皆于每年春秋各举一次，以示崇儒重道，孜孜向学。自乾隆十二年以后，除十八年举经筵于仲秋，其他各年皆于仲春举行。[1]

乾隆元年正月，高宗改元伊始，即面临御史谢济世著《学庸注疏》，以立异朱子一事。据议政之诸王、大臣称：“谢济世进自著《学庸注疏》，于经义未窥毫末。其称明初尊朱之令，以同乡同姓之故，名为表彰圣贤，实则推尊本朝。尤属谬妄无稽，甚为学术人心之害。”疏上，高宗采纳诸王、大臣议，将谢氏所著之书“严饬发还”[2]。二月，他又就谢济世著述和另一御史李徽所奏，请将《孝经》与《四书》并列一事颁谕，严加指斥。据云：

谢济世请用其自注《学庸》，易朱子《章句》，颁行天下。独不自揣己与朱子，分量相隔如云泥，而肆口诋毁，狂悖已极。且谓明代以同乡同姓，尊崇朱子之书，则直如爨下老婢陈说古事，虽乡里小儿，亦将闻而失笑也。李徽欲以《孝经》与《四书》并列为五，立义支离，属辞鄙浅。于宋、元大儒所论《孝经》源流离合，曾未寓目，即欲变乱历代论定，列于学官，数百年不易之旧章，亦不自量之甚矣。[3]

乾隆三年正月，高宗服丧期满，颁谕礼部，筹备举行经筵讲学。他说：

朕惟《四子》、《六经》，乃群圣传心之要典，帝王驭世之鸿模。君天下者，将欲以优入圣域，茂登上理，舍是无由。我皇祖圣祖仁皇帝，皇考世宗宪皇帝，时御讲筵，精研至道，圣德光被，比隆唐虞。朕夙承庭训，典学维殷，御极以来，勤思治要，已命翰林科道诸臣，缮进经史，格言正论，无日不陈于前。特以亮阴之中，经筵未御。兹既即吉，亟宜举行。所有典礼，尔部其诹日具仪以闻。[4]

二月二十四日，首举经筵大典。儒臣先讲《论语·为政》，高宗旋宣讲论；儒臣再讲《尚书·舜典》，高宗再宣讲论。此后，除乾隆五十四年君臣所讲皆以《论语》为题之外，先《四书》，后《六经》，遂成乾隆一朝经筵讲学之定规。其间，凡讲《论语》26次，《孟子》4次，《大学》9次，《中庸》11次，《周易》24次，《尚书》24次。

乾隆五年十月，鉴于理学不振，高宗颁发长篇谕旨，提倡读宋儒之书，研精理学。他说：

朕命翰詹科道诸臣，每日进呈经史讲义，原欲探圣贤之精蕴，为致治宁人之本。道统学术，无所不该，亦无往不贯。而两年来，诸臣条举经史，各就所见为说，而未有将宋儒性理诸书，切实敷陈，与儒先相表里者。盖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即诸臣亦有于讲章中系以箴铭者，古人鉴槃几杖，有箴有铭，其文也，即其道也。今则以词藻相尚，不过为应制之具，是歧道与文而二之矣。总因居恒肄业，未曾于宋儒之书沉潜往复，体之身心，以求圣贤之道。故其见于议论，止于如此。

至于为什么要读宋儒书，高宗的理由是：

夫治统原于道统，学不正则道不明。有宋周、程、张、朱子，于天人性命大本大原之所在，与夫用功节目之详，得孔孟之心传，而于理欲、公私、义利之界，辨之至明。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所谓入圣之阶梯，求道之涂辙也。学者精察而力行之，则蕴之为德行，学皆实学；行之为事业，治皆实功。此宋儒之书，所以有功后学，不可不讲明而切究之也。

在阐明应当读宋儒书的道理之后，清高宗进而指出，不可因理学中人有伪，遂置理学于不讲。他就此表示：

今之说经者，间或援引汉唐笺疏之说。夫典章制度，汉唐诸儒有所传述，考据固不可废。而经术之精微，必得宋儒参考而阐发之，然后圣人之微言大义，如揭日月而行也。惟是讲学之人，有诚有伪，诚者不可多得，而伪者托于道德性命之说，欺世盗名，渐启标榜门户之害。此朕所深知，亦朕所深恶。然不可以伪托者获罪于名教，遂置理学于不事，此何异于因噎而废食乎！[5]

乾隆六年七月，在训饬诸臣公忠体国的谕旨中，高宗宣称：“朕自幼读书，研究义理，至今《朱子全书》未尝释手。”[6]同年九月，外放湖南督粮道的谢济世，于当地刊刻所著经书。高宗闻奏，就此颁谕军机大臣，责成湖广总督孙嘉淦予以销毁。他说：

朕闻谢济世将伊所注经书刊刻传播，多系自逞臆见，肆诋程朱，甚属狂妄。从来读书学道之人，贵乎躬行实践，不在语言文字之间辨别异同。况古人著述既多，岂无一二可指摘之处？以后人而议论前人，无论所见未必即当，即云当矣，试问于己之身心，有何益哉！况我圣祖将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最为尊崇，天下士子，莫不奉为准绳。而谢济世辈倡为异说，互相标榜，恐无知之人，为其所惑，殊非一道同风之义，且足为人心学术之害。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此事甚有关系，亦不可置之不问也。尔等可寄信与湖广总督孙嘉淦，伊到任后，将谢济世所注经书中，有显与程朱违悖抵牾，或标榜他人之处，令其查明具奏，即行销毁，毋得存留。[7]

翌年正月，湖广总督孙嘉淦奏：“遵查谢济世所注经书，立说浅陋固滞，不足以欺世盗名，无庸逐条指渎。谨将原板查毁，并通饬收毁已印之本。”高宗于孙氏折批示：“所办甚妥，只可如此而已。”[8]

乾隆八年二月，高宗颁谕，令各省学臣以朱子所辑《小学》命题，考试士子。他说：“朱子所辑《小学》一书，始自蒙养为立教之本，继以明伦为行道之实，终以敬身为自修之要。于世教民心，甚有裨补。”[9]九年十月，翰林院重葺竣工，高宗亲临赐宴，训诫诸儒臣道：“翰林之职，虽在文章，要贵因文见道。尔诸臣当明体此意。”[10]宴毕，高宗向翰林院赠书，除自著《乐善堂全集》外，就是其祖当政期间所修《性理精义》。

高宗初政，恪遵其父祖遗规，尊崇朱子，提倡理学。因而从乾隆三年到十八年，在历年所举行的19次经筵讲学中，不惟讲官笃守朱子之教，而且高宗亦步亦趋，阐发朱子学说，君唱臣和，俨然一派兴复朱子学气象。

[1] 详见拙文末所附《乾隆朝经筵讲学一览表》。

[2] 《清高宗实录》卷11“乾隆元年正月乙卯”条。

[3] 《清高宗实录》卷13“乾隆元年二月庚辰”条。

[4] 《清高宗实录》卷60“乾隆三年正月癸亥”条。

[5] 《清高宗实录》卷128“乾隆五年十月己酉”条。

[6] 《清高宗实录》卷146“乾隆六年七月癸亥”条。

[7] 《清高宗实录》卷151“乾隆六年九月丁亥”条。

[8] 《清高宗实录》卷159“乾隆七年正月庚寅”条。

[9] 《清高宗实录》卷185“乾隆八年二月乙巳”条。

[10] 《清高宗实录》卷227“乾隆九年十月庚午”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