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的朱子学，自康熙后期取得主导地位之后，尽管朝廷悬为功令，帝王提倡，士子讲习，然而却久久发展不起来。倒是与性理之学迥异其趣的经学考据，不胫而走，蔚为大国，在乾隆、嘉庆间风靡朝野而成一时学术主流。因此，早在乾隆初，清高宗已然喟叹：“近来留意词章之学者，尚不乏人，而究心理学者盖鲜。”[1]至乾隆中叶以后，遂有戴东原《孟子字义疏证》出，凛然别张一军，“欲夺朱子之席”[2]。迄于乾隆末、嘉庆初，就在朱子故里的徽歙之间，竟然出现“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的状况。[3]这样一种局面何以会形成？从学术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探讨其间的深层原因，不惟于朱子学传衍显晦之梳理有所裨益，而且对认识和把握清代中叶之社会与学术，皆不无价值。以下，拟从清高宗经筵讲论内容的变迁入手，就乾隆一朝朱子学不振的原因，试作一些讨论。唯所论未必允当，尚祈大雅赐教。

[1] 《清高宗实录》卷128“乾隆五年十月己酉”条。

[2]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12《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80页。

[3]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2《朱陆》附《书朱陆篇后》，见《章学诚遗书》，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