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潮流中，江南诸多中心城市并非彼此孤立，互不关涉，实则一代又一代学人在其间的往还，已然使之相互沟通，连为一体。正是众多学人的执著和敬业，共同促成了经史古学的复兴和发皇。以下拟略述后先接武的三位大师之相关学行，以窥杰出学人在其间所付出劳作之艰辛。
我们所讨论的三位大师，一是惠栋，二是戴震，三是钱大昕。三人之中，惠栋最为年长，生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戴震其次，为雍正元年（1723年）生人，而钱大昕最少，生于雍正六年（1728年）。就年辈论惠栋是长者，戴、钱皆属晚辈。乾隆九年（1744年），惠栋著《易汉学》名世，成为兴复古学的杰出先行者。是时，戴、钱俱尚在孜孜寻觅治学门径。十四年，钱大昕求学紫阳书院，因之尊惠栋为“吴中老宿”，且慕名登门拜谒。事隔43年之后，年近古稀的钱大昕依然深情回忆：“予弱冠时，谒先生于泮环巷宅，与论《易》义，更仆不倦，盖谬以予为可与道古者。”[1]二十一、二年间，大昕同窗王昶与惠栋同客扬州卢氏幕府，《易汉学》手稿即由王昶抄校。此一抄本及惠著《周易述》大要，亦经王氏而传入京城。所以彼时钱大昕自京中致书王昶，一是告：“惠氏《易汉学》，鹤侣（褚寅亮——引者）大兄现在手钞，此时尚未付还。来春当邮致吴门，决不遗失也。”[2]一是称：“松崖征君《周易述》，摧陷廓清，独明绝学，谈汉学者无出其右矣。”[3]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冬，戴震旅京南还，途经扬州。有幸在卢氏幕府同惠栋订交，当时情景，戴震记之甚明：“震自京师南还，始觌先生于扬之都转盐运使司署内。先生执震之手言曰：昔亡友吴江沈冠云（沈彤——引者）尝语余，休宁有戴某者，相与识之也久。冠云盖实见子所著书。震方心讶少时未定之见，不知何缘以入沈君目，而憾沈君之已不及觏，益欣幸获觏先生。”[4]三十年冬，戴震过苏州，晤惠栋遗属及诸高足，曾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一文，以缅怀亡友。文中高度评价惠学云：“先生之学，直上追汉经师授受，欲坠未坠，埋蕴积久之业，而以授吴之贤俊后学，俾斯事逸而复兴。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涘。”正是在这篇文章中，戴震承惠栋训诂治经的传统，提出了“故训明则古经明”的著名主张。同时，又将这一主张与典章制度的考究及义理之学的讲求相结合，对惠栋学术作了创造性的解释。他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其亦远乎先生之教矣。”[5]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戴震为惠栋弟子余萧客著《古经解钩沉》撰序，重申前说，系统昭示训诂治经以明道的为学宗旨。他的结论是：“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6]篇末，戴震重申：“今仲林得稽古之学于其乡惠君定宇，惠君与余相善，盖尝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二三好古之儒，知此学之不仅在故训，则以志乎闻道也，或庶几也。”[7]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清廷开《四库全书》馆，戴震以举人奉召入京修书。至此，汉学得清廷优容，大张其军，风行朝野，古学复兴蔚成风气，如日中天。正如当时著名史家章学诚所记：“于是四方才略之士，挟策来京师者，莫不斐然有天禄、石渠，勾《坟》抉《索》之思。而投卷于公卿间者，多易其诗赋、举子艺业，而为名物考订，与夫声音文字之标，盖骎骎乎移风俗矣。”[8]
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戴震在北京去世。此时钱大昕已急流勇退，归隐林泉，以博赡通贯而主盟学坛。五十四年（1789年），大昕入主苏州紫阳书院讲席。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回首当年求学紫阳，不觉已整整40年过去。在迄于嘉庆九年（1804年）逝世的16年间，钱大昕弘扬紫阳书院传统，以“精研古学，实事求是”而作育一方俊彦。据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续编》记：“公在紫阳最久，自己酉至甲子，凡十有六年，一时贤士受业于门下者，不下二千人，悉皆精研古学，实事求是。如李茂才锐之算术，夏广文文焘之舆地，钮布衣树玉之《说文》，费孝廉士玑之经术，张征君燕昌之金石，陈工部稽亭先生之史学，几千年之绝学，萃于诸公，而一折衷于讲席。”[9]
后海先河，饮水思源，晚年的钱大昕，以一杰出史家而梳理当代学术史事，分别为惠栋、江永、戴震诸家立传，尤为留意表彰传主兴复古学之功。江永一传，大昕称传主“读书好深思，长于比勘，于步算、钟律、声韵尤明”。且记云：“休宁戴震，少不誉于乡曲，先生独重之，引为忘年交，震之学，得诸先生为多。”[10]戴震一传则大段征引震撰《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古经解钩沉序》诸文之主张，将传主为学宗旨归纳为“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寻义理，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11]。在《惠先生栋传》中，钱大昕总结数千年经学史，尤其是宋元以降学术积弊，指出：“予尝论宋、元以来，说经之书盈屋充栋，高者蔑弃古训，自夸心得，下者剿袭人言，以为己有，儒林之名，徒为空疏藏拙之地。独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大昕准确地把握住惠栋《易》学与汉学复兴的关系，他写道：“惠先生栋……年五十后，专心经术，尤邃于《易》。谓宣尼作《十翼》，其微言大义，七十子之徒相传，至汉犹有存者。自王弼兴而汉学亡，幸存其略于李氏《集解》中。精研三十年，引伸触类，始得贯通其旨。乃撰次《周易述》一编，专宗虞仲翔，参以荀、郑诸家之义，约其旨为注，演其说为疏。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粲然复章矣。”[12]
通过梳理惠栋、戴震、钱大昕三家的相关学行，我们似可依稀看到，乾隆初叶以后，“古学”二字宛若一根无形的红线，把几代学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从惠栋、戴震到钱大昕，是否可以视为古学复兴潮流形成至发皇的一个缩影，我想或许是可以这样去认识的。
[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4《古文尚书考序》。
[2] 陈鸿森辑：《钱大昕潜研堂遗文辑存》卷下《与王德甫书一》。
[3] 陈文和主编，钱大昕：《嘉定钱大昕先生全集》第10册《潜研堂文集补编·与王德甫书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4] 戴震：《东原文集》卷11《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5] 同上。
[6] 戴震：《东原文集》卷10《古经解钩沉序》。
[7] 同上。
[8] 章学诚：《章氏遗书》卷18《周书昌别传》。
[9] 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续编》“乾隆五十八年、六十六岁”条。
[10]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9《江先生永传》。
[11]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9《戴先生震传》。
[12]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39《惠先生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