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乾隆初叶的古学复兴之中，苏州紫阳书院名士云集，独领**，洵称系四方观瞻之学术重镇。回顾苏州紫阳书院之创立，考察其学术好尚之演变，或可从中看到古学复兴潮流的形成，乃历史之大势所趋，有其不可逆转之内在逻辑。
在中国书院史上，清初顺治、康熙二朝，迄于雍正初的八九十年间，是书院教育由衰而复盛的一个转变时期。入清之初，在经历明清更迭的社会大动**之后，出于巩固新政权统治的需要，为了防止知识界异己力量的聚集，清廷一度限制甚至禁绝各地书院的活动。康熙中叶以后，随着大规模军事对抗的结束，社会秩序逐渐平稳，于是恢复和兴办书院提上地方文化建设的日程。作为地方官学的补充，宋代书院初起，为一时学者自由讲学之所在，乃是与官办学校并存的私学。元代以后，书院虽仍多属民办私学，但已经愈益受到官府节制。这种书院官学化的趋势，在明代大为发展。嘉隆以还，南北蜂起的书院，即多属官办性质。清初书院，亦复如此。苏州紫阳书院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之下，于康熙后期登上历史舞台的。
在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中，重视文化教育，是一个世代相沿的好传统。宋明以降，从孔、孟到周、程、张、朱的“道统”说风行，崇儒重道便成为封建国家的一项基本文化国策。入清以后，在确立崇儒重道文化格局的过程中，清廷面临究竟是尊崇朱子学还是阳明学的严峻选择。圣祖亲政，尤其是三藩乱平、国家统一之后，这样的抉择愈益不可回避。康熙四十年（1701年）以后，清廷以“御纂”的名义，下令汇编朱熹论学精义为《朱子全书》，并委托理学名臣熊赐履、李光地先后主持纂修事宜。五十一年（1712年）正月，圣祖诏告朝野：“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经今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巨。”[1]随即颁谕，将朱熹从祀孔庙的地位升格，由东庑先贤之列升至大成殿十哲之次。由此，清廷以对朱子及其学说的尊崇，基本确立了一代封建王朝崇儒重道的文化格局。
为响应清廷的上述重大文化决策，倡导朱子学说，端正士习，振兴学术，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十一月，江苏巡抚张伯行在苏州府学东建紫阳书院。翌年三月，书院落成，张伯行撰文昭示书院宗旨，据称：“学者之所以为学，与教者之所以为教，当以紫阳为宗，而俗学异学，有不得而参焉者矣。不佞乐与多士恪遵圣教，讲明朱子之道而身体之，爰建紫阳书院。”[2]这就是说，苏州紫阳书院创建之初，秉承宋明遗风，是一个以朱子学为宗尚、讲求身心性命之学的所在。
然而不过短短十年过去，雍正元年（1723年），江苏布政使鄂尔泰重修紫阳书院，其后书院的教学内容，已然发生变化。据《鄂文端公年谱》记：“每会课于紫阳书院之春风亭，与贤卿名士互相唱和，时集数十百人。而四方从游，公余少暇，辄与论经史，谈经济，多前贤所未发。学者无不倾心动魄，恨闻道之晚。公乃分为古今文集，俱题曰《南邦黎献》。”[3]足见先前紫阳书院讲求的身心性命之学，迄于雍正初，已经渐为诗文唱和、论经史、谈经济所取代。关于苏州紫阳书院风尚的这样一个转变，20世纪30年代，柳诒徵先生撰《江苏书院志初稿》有过如下精当总结：“鄂尔泰与苏之绅耆，及一时召集之士所作之文若诗，汇刻为《南邦黎献集》。书院之由讲求心性，变为稽古考文，殆以是为津渡。”[4]
沿着这样一条变迁路径往前走，经历雍乾间政治风云的起伏，至乾隆初叶，苏州紫阳书院遂摆脱心性之学的讲求，成为“以古学相策励”的学术重镇。
乾隆十四年（1749年），青年才俊钱大昕由嘉定来苏州，入紫阳书院求学，时任院长为王峻。据事隔46年后钱大昕所追忆：“予年二十有二，来学紫阳书院，受业于虞山王艮斋先生。先生诲以读书当自经史始，谓予尚可与道古，所以期望策厉之者甚厚。予之从事史学，由先生进之也。”[5]大昕自编《竹汀居士年谱》亦记：“巡抚觉罗樗轩公雅尔哈善闻予名，檄本县具文送紫阳书院肄业。时侍御王艮斋先生为院长，阅居士课义诗赋论策，叹赏不置。曰此天下才也。自是课试常居第一。青浦王兰泉、长洲褚鹤侣、左莪，及礼堂、习庵皆在同舍，以古学相策励。”[6]谱主曾孙庆曾于该条注云：“先是王少司寇肄业紫阳书院，与王光禄同舍，始知公幼慧，有神童之目。及院长询以今日人才，则以公对。院长转告巡抚，巡抚喜甚，招公至院，试以《周礼》、《文献通考》两论。公下笔千言，于是惊异，院中诸名宿，莫不敛手敬之。”[7]注中名宿云云，依谱主自记，为惠栋、沈彤等。
排比钱大昕早年求学苏州紫阳书院的上述史料，似可形成如下3点认识：
第一，至迟在乾隆十四年，苏州紫阳书院课督生徒，已然由经史起步，旨在“可与道古”，且“以古学相策励”。
第二，此时主持书院讲席及课督生徒诸名宿，既有王峻、李果、赵虹等诗词古文名家，更有一时兴复古学之倡导者惠栋、沈彤。
第三，乾嘉时期，以经史古学名噪朝野的钱大昕、王鸣盛、王昶、褚寅亮等，其为学根柢皆奠立于苏州紫阳书院。
[1] 《清圣祖实录》卷249“康熙五十一年正月丁巳”条。
[2] 张伯行：《正谊堂文集》卷9《紫阳书院碑记》。
[3] 鄂容安等：《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雍正三年、四十六岁”条。
[4] 柳诒徵：《江苏书院志初稿》，《江苏国学图书馆年刊》1931年第1期，第56页。
[5]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4《汉书正误序》。
[6] 钱大昕：《竹汀居士年谱》“乾隆十四年、二十二岁”条。
[7] 钱庆曾：《竹汀居士年谱校注》“乾隆十四年、二十二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