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谈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每以吴、皖分派立论。究其所自，则章太炎先生当属首倡。在《訄书》中，章先生论清儒学术有云：“其成学著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1]其后，梁启超先生著《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再加阐发，遂成“惠、戴两家中分乾嘉学派”[2]之说。钱穆先生从章、梁二先生之忽略处入手，着意论究惠栋予戴震为学的影响，提出“吴皖非分帜”[3]的主张，将研究引向了深入。

外庐先生论究乾嘉汉学，以章、梁、钱三位先生之所得为起点，进而向纵深推进。一方面外庐先生既充分尊重前人的劳作，沿用吴、皖分派的思路，从为学路数和旨趣上去认识乾嘉学术；另一方面，他又选取乾嘉时代的几位主要思想家，如戴震、汪中、章学诚、焦循、阮元等，去进行专题研究。通过探讨诸家思想、学术之个性和贡献，提出了若干具有创获意义的重要见解。其中，如下两个见解，对于深化乾嘉汉学的研究，尤为重要。第一个见解是：“汉学是始于惠栋，而发展于戴震的”[4]；“戴学在思想史的继承上为惠学的发展”[5]。第二个见解是：“阮元是扮演了总结十八世纪汉学思潮的角色的。如果说焦循是在学说体系上清算乾嘉汉学的思想，则阮元是在汇刻编纂上结束乾嘉汉学的成绩。他是一个戴学的继承者，并且是一个在最后倡导汉学学风的人。”[6]这就是说，乾嘉汉学肇始于惠栋，经戴震加以发展，至焦循、阮元而进行总结，方才走完其历史道路。

外庐先生的这两个重要见解，突破吴、皖分派的旧有格局，为把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作为一个历史过程来进行研究开了先河。这是外庐先生在乾嘉汉学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贡献，其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意义不可低估。20世纪60年代初，先师杨向奎先生同外庐先生相呼应，在《新建设》杂志上发表了《谈乾嘉学派》一文。文中，向奎先师说：“历来谈乾嘉学派的，总是说这一个学派有所谓吴派、皖派之分。其实，与其这样按地域来划分，还不如从发展上来看它前后的不同，倒可以看出它的实质。”[7]令人惋惜的是，侯、杨二位大师的研究意见，尚未在学术界激起共鸣，一场民族文化的浩劫便轰然而起。

四凶既除，国运日昌，改革开放的正确决策，赢得了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巨大进步。学随世变，与时俱进，当此承先启后之际，认真总结外庐先生关于乾嘉汉学是一个历史过程的思想，对于推动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研究的深入，恐怕是一个可取的思路。

18世纪中国特定的社会和学术环境，形成了特定的学术流派，即乾嘉学派。这一学派活跃于18世纪和19世纪初叶的学术舞台，其影响所及，迄于20世纪中而犹存。作为一个富有生命力，且影响久远的学术流派，它如同历史上众多的学术流派一样，也有其个性鲜明的形成、发展和衰微的历史过程。从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角度，对这样一个历史过程进行实事求是的具体研究，其间既包括众多学者深入的个案探讨，也包括学术世家和地域学术的群体分析，还包括分门类的学术史梳理，一致百虑，殊途同归，今日及尔后的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研究，定能创造出一个可以告慰前辈大师的局面来。

[1] 章太炎：《訄书》12《清儒》，第30页。

[2]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06页。

[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第324页。

[4]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414页。

[5]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629页。

[6] 同上书，第577页。

[7] 杨向奎：《谈乾嘉学派》，《新建设》1964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