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庐先生论究乾嘉汉学，曾经注意到乾嘉学者在文献整理上的业绩，认为“乾嘉学者的谨慎的治学方法，以及由经学的整理而普及于一般文献的史料工作”[1]，自有其历史价值。古往今来，学术前辈们的实践一再告诉我们，学术文献乃治学术史之依据，唯有把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做好，学术史研究才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之上。
有清一代学术，乾隆、嘉庆两朝，迄于道光初叶的近百年间，是一个发皇的时期。其间杰出的学者最多，学术成就最大，传世的学术文献亦最为丰富。将乾嘉时期的重要学术文献精心校勘，施以新式标点出版，这是整理乾嘉学术文献的一项重要工作，嘉惠学林，功在千秋。在这一方面，学术界有关专家已经做了大量工作。循此以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若干有分量的目录学著述亦接踵而出。清代文献浩若烟海，实为前此历代之所不及。究其原因，大要当或有二：一则中国古代社会经历数千年发展，至清代已然极度成熟，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皆臻于一集大成之格局；再则博大精深之中华学术，在此二百数十年间，亦进入一全面整理和总结之历史时期。惟其如此，有清一代人才辈出，著述如林，其诗文别集之繁富，几与历代传世之总和埒。这是中华民族一份极为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历史依据。故而董理清人别集，自20世纪中王重民先生之《清代文集篇目分类索引》肇始，前辈贤哲接武而进。邓之诚先生之《清诗纪事初编》，钱仲联先生之《清诗纪事》，张舜徽先生之《清人文集别录》，袁行云先生之《清人诗集叙录》等，呕心沥血，成就斐然。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正是凭借前哲时贤的深厚积累，王绍曾教授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李灵年、杨忠两位教授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教授编纂之《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并肩比美，联袂而出。三书或集合同志，或独力纂修，历时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终成里程碑式巨著。
辑录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集外题跋、序记、书札等佚文，区分类聚，整理刊布，是一桩既见功力，又有裨学术研究的事情。晚清以降，诸多文献学家后先而起，辑录顾广圻、黄丕烈二先生群书题跋，已开风气之先路。20世纪50年代初，陈垣先生据尹炎武先生所获钱大昕集外家书15函，逐函加以精审考订，更为一时儒林推尊，赞为“励耘书屋外无二手”[2]。尔后，虽间有学者承先辈遗风，辛勤爬梳，唯因兹事难度甚大，成功非易，久而久之，遂几成绝响。20世纪90年代中，陈文和教授主持整理编订《钱大昕全集》，专意搜求《潜研堂集》外散佚诗文，纂为《潜研堂文集补编》一部，辑得诗文凡80余首。古朴之风再现，不啻凤鸣朝阳。
陈文和教授主编之《钱大昕全集》刊行，正值陈鸿森教授著《钱大昕潜研堂遗文辑存》发表，不谋而合，相得益彰。据悉，多年来陈鸿森教授不惟勤于辑录钱竹汀先生集外佚文，而且其朝夕精力所聚，几乎皆奉献于乾嘉学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就笔者拜读所及，经陈先生精心辑录成编者，尚有《潜研堂遗诗拾补》、《简庄遗文辑存》、《简庄遗文续辑》、《段玉裁经韵楼遗文辑存》、《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和《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6种。其中，《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3卷，抄存芸台先生集外遗文多达133篇。其所费劳作之艰辛，成果学术价值之厚重，丝毫不让当年《揅经室集》之结集。1993年5月，中华书局整理刊行之《揅经室集》，未审出于何种考虑，失收再续集诗文。他日若能再版，补其所阙，辅以陈鸿森教授之《阮元揅经室遗文辑存》，则珠联璧合，尽善尽美矣。
年谱为编年体史籍之别支，乃知人论世的重要文献。据来新夏教授著《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所记，在现存的800余种清人年谱中，乾嘉时期学者年谱约占四分之一。董理此一时期的学者年谱，于研究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近一二十年间，有许多学者在这一方面作了大量成功的努力。其中，诸如陈鸿森教授著《清儒陈鳣年谱》、《钱大昕年谱别记》、《段玉裁年谱订补》，杨应芹教授著《戴东原年谱订补》，汤志钧教授著《庄存与年谱》，樊克政教授著《龚自珍年谱考略》，王逸明先生著《新编清人年谱三种》，以及王章涛先生所著之《阮元年谱》等，拾遗补阙，订讹正误，洵称用力勤而业绩著。然而相对于别集及经史论著的整理和研究而言，这方面的工作则尚嫌滞后。尤其是一些有重要影响学者的年谱，或失之简略，或径付阙如，皆不同程度地制约了相关研究的深入。譬如惠栋或者惠氏祖孙的年谱，就亟待进行编纂。近者，欣悉北京大学漆永祥教授正致力于惠栋年谱的撰著。笔者深信，凭借永祥教授之多年积累，加以好学深思之过人见识，学术界不日又可读到一部上乘佳构。
综上所述，整理和研究乾嘉学术文献，在推进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的研究中，其重要意义略可窥见。鉴于近一二十年来乾嘉学派研究起步甚速，文献准备似嫌不够充分，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切实下一番工夫，或许是有必要的。
[1]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426页。
[2] 刘乃和、周少川等：《陈垣年谱配图长编》“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四日”条，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6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