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何以会形成考据学风靡朝野的局面？前辈大师谈清代学术，这是一个共同关注的问题。

章太炎先生著《訄书》，率先提出讨论，他说：“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枯；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原注：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远甚。）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1]章先生的这段话，讲了3层意思：一是从学术层面言，认为理学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入清以后，业已失去其发展的理论空间；二是就知识界状况言，因为政治上的避忌太多，因而文人学士的作品遂失去勃勃生机；第三则是就朝廷的文化政策言，由于清廷实施“愚民”政策，桎梏人心，故而学以经世的传统遂告不振。三者交互作用的结果，自然便形成学术界治经以纾死的格局。

对于“为什么古典考证学独盛”的问题，梁启超先生大体沿袭了章太炎先生的意见，他说：“明季道学反动，学风自然要由蹈空而变为核实——由主观的推想而变为客观的考察。”至于这种客观考察“为什么专向古典部分发展，其他多付阙如”？梁先生则认为：“问到这里，又须拿政治现象来说明。”在考察清初以降政治对学术的影响之后，梁先生得出了两条结论：第一，“凡在社会秩序安宁，物力丰盛的时候，学问都从分析整理一路发展。乾、嘉间考证学所以特别流行，也不外这种原则罢了”。第二，“考证古典之学，半由‘文网太密’所逼成”。[2]

在这个问题上，钱穆先生的看法，与章、梁二位先生有同有异。钱先生不赞成梁先生的“道学反动”说，他把清学与宋学视为一个整体，提出了“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的主张。钱先生说：“言汉学渊源者，必溯诸晚明诸遗老。然其时如夏峰、梨洲、二曲、船山、桴亭、亭林、蒿庵、习斋，一世魁儒耆硕，靡不寝馈于宋学。继此而降，如恕谷、望溪、穆堂、谢山，乃至慎修诸人，皆于宋学有甚深契诣。而于时已及乾隆，汉学之名始稍稍起。而汉学诸家之高下浅深，亦往往视其所得于宋学之高下浅深以为判。道咸以下，则汉宋兼采之说渐盛，抑且多尊宋贬汉，对乾嘉为平反者。故不识宋学，即无以识近代也。”[3]至于封建专制政治对学术发展的桎梏，钱先生的看法则与章、梁二位先生一致，他说：“清儒自有明遗老外，即少谈政治。何者？朝廷以雷霆万钧之力，严压横摧于上，出口差分寸，即得奇祸。习于积威，遂莫敢谈。不徒莫之谈，盖亦莫之思，精神意气，一注于古经籍。本非得已，而习焉忘之，即亦不悟其所以然。此乾嘉经学之所由一趋于训诂考索也。”[4]

侯外庐先生继诸位大师而起，博采众长，融为我有，复以其深厚的史学素养和理论功底，掩众贤而上，将研究向前推进。在《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中，外庐先生辟出专章，对乾嘉汉学的形成展开了深入讨论。

一如前述，外庐先生的讨论，首先从对18世纪中国社会状况的剖析入手，高屋建瓴，统揽全局。这正是外庐先生超迈前哲的重大建树所在。其次，是梳理学术演进源流，就清初诸儒的为学风格进行探讨，以论证阎若璩、胡渭、毛奇龄、万斯大、万斯同等人“汉学前驱者”的历史地位。如同钱穆先生一样，外庐先生不赞成谈乾嘉汉学而推祖于顾炎武、黄宗羲，他认为：“讲清代汉学历史的人，往往把汉学上推到顾炎武、黄宗羲。其实清初大儒以经世之务为目的，以考据之学为手段，并无所谓汉学的专门研究。”因此，外庐先生进而指出：“十八世纪的专门汉学，好像是继承顾黄等人的考据，事实上是把清初学者的经世致用之学变了质的。专门汉学的前驱者，决不应当追源于顾黄诸人。”[5]最后，则是将先前诸大师对学术与政治关系的论究推向深入，从而直接回答乾嘉汉学的形成问题。

关于形成乾嘉汉学的直接原因，外庐先生的着眼点主要在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相对稳定，二是清廷的文化政策。他说：“到了十八世纪，所谓汉学成为风靡一时的专门之学。这和清封建统治势力之进入相对稳定时期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和康熙以来的反动文化政策有密切关系。”[6]两者相比，外庐先生尤为重视第二方面的原因。为此，外庐先生提出了如下的大段论证文字：

康熙以来的反动文化政策，比元代统治的手法圆滑到万倍。一方面大兴文字之狱，开四库馆求书，命有触忌讳者焚之（见章炳麟“检论”卷四“哀焚书”）。他方面又采取了一系列的愚弄政策，重儒学、崇儒士。这不但表现在康熙十二年荐举山林隐逸，十七年荐举博学鸿词，十八年开明史馆，而且表现在其指导理论，打击当时新兴的“经世致用”之学。如十二年上谕命编“太极图论”，十六年亲制“四书解义序”，五十一年上谕朱子配享孔庙，以及选任大臣多理学名家等等。然这不是唯一政策，也不是如梁启超说的“在朝理学与在野汉学形成了一个对峙”，反而在康熙时代已经有“图书集成”的编纂，至雍正三年告成，书凡六千一百零九部。在这样的政策之下，升化了经世致用之学，削弱了清初的知识武器。到了乾隆时代，汉学也就大为朝廷所提倡，作为统治工具的理学的补充。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七年，招集了海内学者三百人入四库馆，编定了闻名的“四库全书”，凡七万九千七十卷。这是所谓“汉学的大本营”。因此，乾隆朝的政策更实行对封建文化笺注与烦琐并行提倡的指导方针。所以戴震说：“值上方崇奖实学，命大臣举经术之儒。”（“戴东原集”卷十二“江慎修事略状”，乾隆壬午。）另一方面，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以后，中国学术与西洋科学，因了受清廷对外政策的影响，暂时断绝联系。[7]

以上述论证为依据，辅以清廷“御纂”诸经自康熙五十四年以降的编定刊行，外庐先生得出问题的研究结论。他说：“对外的闭关封锁与对内的‘钦定’封锁相为配合，促成了所谓乾嘉时代为研古而研古的汉学，支配着当时学术界的潮流。”“专门汉学就是在这样钦定御纂的世界中发展起来的。”[8]

[1] 章太炎：《訄书》12《清儒》，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30页。

[2]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112—118页。

[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4]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533页。

[5]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404页。

[6] 同上书，第410页。

[7] 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5卷，第410—411页。

[8] 同上书，第411、4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