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源流(陈祖武)_二、两部《明儒理学备考》（1 / 1）_清代学术源流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鄗鼎著《明儒理学备考》，肇始于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关于是书之撰述缘起，卷端《凡例》首条言之甚明：“闻喜朱小晋（讳裴）先生，序小刻《纪略》曰：‘予向在台中上封事，有请修《明史》一疏，奉有俞旨。同官顾西巘先生，有请增从祀一疏，部覆可其议。’鼎观近日，又有命礼臣刊《性理大全》之典，有纂修《孝经》之典，私喜昭代崇儒重道，留心理学，非一日矣。”[1]综观此条所言，鄗鼎修书之举，缘由主要有三：一是廷臣开馆纂修《明史》的呼声，二是朝中新增从祀大儒之议，三是清廷崇儒重道、留心理学决策日趋明朗。

缘起既明，如何将撰述宗旨付诸实施，便成一关键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鄗鼎有一始终恪守的信念，即“学问只怕差，不怕异”[2]。也就是说，学问只怕背离正道，出现偏差，而不怕存在认识的不同。具体到有明一代从祀孔庙的四大儒而言，鄗鼎认为，薛瑄、胡居仁之学为一类，王守仁、陈献章之学为另一类。若再加细分，则四家之学皆可各为一类。然而尽管路数不同，却未可轩轾，四家实是相辅相成。鄗鼎的结论是：“薛、胡之学，参以王、陈而薛、胡明；而王、陈之学，亦因薛、胡而益明也。”[3]秉持此一宗旨，鄗鼎于明清之际诸多理学史著述的偏颇提出批评，指出：“近人汇辑理学，必曰孰为甲，孰为乙，孰为宗派，孰为支流，孰为正统，孰为闰位。平心自揣，果能去取皆当乎？多见其不知量也。”[4]因此，《明儒理学备考》一反其道，“书名《备考》，待人以恕”，“不敢云宗，聊以备考焉耳”。[5]

由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始撰，至十九年（1680年）十月第二篇序文脱稿，《明儒理学备考》初步编成。二十年（1681年），是书首次付梓。书凡16卷，卷1至卷6系辑录辛全《理学名臣录》而成，卷7至卷10则为孙奇逢《理学宗传》之传记摘编，卷11至卷16乃鄗鼎本辛、孙二家意，博采诸家传记所做续补。据著者自述，所征引诸书依次为《圣朝名世考》、《明名臣言行录》、《仕国人文》、《道学正统》、《道学羽翼》、《圣学宗传》、《京省人物志》及诸家文集等。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春，鄗鼎得熊赐履著《学统》、张夏著《雒闽源流录》，复取二家所录理学诸儒传记，将《明儒理学备考》增补为20卷。二十九年（1690年）冬，黄宗羲弟子仇兆鳌，将黄著《明儒学案》总目寄鄗鼎。三十三年（1694年）二月，兆鳌复遣专人送新刻《明儒学案》至洪洞。于是鄗鼎再取张、黄二书，续辑《明儒理学备考》为34卷。至此，该书终成定本。

《广明儒理学备考》为《明儒理学备考》之姊妹篇。《备考》系明代理学诸儒传记汇编，以人存学，《广备考》则专辑诸家语录、诗文，以言见人，先行后言，相得益彰。两书的关系，《备考》卷首《凡例》有专条说明，鄗鼎谓：“辛集止载本传，不载语录。孙集于本传之后，有语录者，或载十余节，或数十余节，言行俱存，诚为完书。余于语录尽删，窃取吾夫子躬行心得之意。或曰，六经皆圣贤之言，此说何居？余曰，续有《广理学备考》一书，皆圣贤之言也。在后世视圣贤，非言莫传，而圣贤在当日，先行为急。余所以分本传与语录而二之也，善读者自能一贯。”[6]可见《明儒理学备考》结撰之初，著者即有纂修《广明儒理学备考》的计划。

康熙十九年（1680年）十月，《明儒理学备考》初成，鄗鼎便着手《广明儒理学备考》的结撰。至二十三年（1684年）九月，《广明儒理学备考》初编告竣，著者于《凡例》首条重申：“前刻《理学备考》，有传者止录一传，无传者节取序志，其于嘉言善行，尚多挂漏。余下愚终未得门而入也，此广之不容已也。且前刻纲也，兹刻目也，前刻经也，兹刻纬也，合而读之，理学之事备矣。”[7]

一如《备考》，《广备考》亦以薛、胡、王、陈四家冠于书首，领袖群儒。凡于著录诸家，不分门户，无意轩轾，旨在一致百虑，殊途同归。鄗鼎于此有云：“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一阴一阳，一柔一刚，一动一静，一语一默，处处皆有，物物皆然，何独至于理学而疑之？他不具论，宋有考亭，即有象山，明有薛、胡，即有王、陈。鹿伯顺解由尧舜至汤一章，有曰：‘见知都得两人，政为怕拘一人之见，或见不全也。……人知朱、陆之不同也，而不知朱、陆未尝不同。’鹿公之言如此。生安勉强，殊途同归，德行文章，百虑一致，我思鹿公，实获我心。”[8]

《广明儒理学备考》的结撰，“见一集乃广一人”[9]，续得续刻，多历年所。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正月，重订再刻。三十一年（1692年）九月，三订三刻。尔后再经增补，于三十三年（1694年）夏，终成48卷完书，著录一代理学诸儒凡八十家。

[1] 范鄗鼎：《明儒理学备考》卷首《凡例》第1条。

[2] 范鄗鼎：《明儒理学备考》卷首《序》。

[3]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