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术源流(陈祖武)_三、关于《国朝理学备考》（1 / 1）_清代学术源流最新章节免费阅读无弹窗

鄗鼎一生精力，几乎皆在两部《明儒理学备考》的纂辑之中，用力勤苦，用心深远。然而于当朝理学，其态度若何？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二月，同年廷臣许三礼有书自京中来，称道鄗鼎董理有明一代理学之功。鄗鼎欣然复书云：“芜刻两《备考》，原不欲使一代正学湮没。今史馆纂修《明史》，其中自有文章钜公，弟固不敢望其项背。然论三十余年搜求之苦，刊刻之费，性情在此，寤寐在此者，弟亦不敢多让也。”书末且告三礼，拟于日后将许氏《政学合一》诸书录入“本朝理学”。[1]其实早在之前4年，前辈重臣魏象枢来信，即已询及“本朝之讲理学有著作者”，准备如何处理的问题。鄗鼎就此答云：“本朝理学，有志未逮，俟明儒草草就绪，然后可渐举也。”[2]可见，在致力表彰明代理学诸儒学行的过程中，鄗鼎已对当朝理学的梳理有过考虑。

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两部《明儒理学备考》最终完成。适逢是年清圣祖以《理学真伪论》为题，在瀛台考试翰林院众臣。试毕，命大学士张英传旨：“你们做《理学论》，哪知江南总督于成龙是个真理学。”又明示诸臣：“理学原是躬行实践。”[3]鄗鼎得悉此一重要消息，至为鼓舞。因为一则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秋，他曾就于成龙入祀太原三立祠一事，数度呈书山西地方当局，且于翌年喜获如愿。再则两部《明儒理学备考》的刊行，根本宗旨与三立祠立德、立功、立言之意，名异而实同。第三是在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七月，于答魏象枢书中，阐述过如下理学观：“小刻《广理学》，仍以理学为主。窃谓理学二字，必得文章、事功、节义，而学始实，而理始著，始可见之行事，而非托之空言矣。”[4]因此，鄗鼎“私喜腐儒迂见，不悖于圣训如此”[5]。

于是经过数年的搜集资料，遂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秋，开始《国朝理学备考》的纂修。

《国朝理学备考》为鄗鼎晚年的重大编纂劳作。一如前刻两部《明儒理学备考》，著者开宗明义，即揭出本书之撰述宗旨：一是“愚论理学，但以躬行为主，非此族也，不列集中”；二是“论学归宗，论学归善也，虽谓前后三《备考》，同一迂见可也”；三是“但有一言一行，一念一事，合天理、顺人情者，即登于册”；四是“予之为《备考》也，内而自考，外而考人，既望之入《备考》者，并望之读《备考》者”；五是“随得随录，意无轩轾”。[6]

全书所录凡二十六家，依次为许三礼、熊赐履、陆陇其、党成、汤斌、魏象枢、于成龙、李颙、李生光、刘芳喆、王士祯、李铠、曹续祖、王端、赵侣台、费密、施闰章、陶世征、缪彤、严珏、赵士麟、彭珑、施璜、吴肃公、汪佑、窦克勤。书不分卷，一人一编，若人自为卷，则可视作26卷。各编文字多寡不一，最多者为熊赐履，凡2册，可视作上下2卷，最少则赵侣台，仅语录数条，寥寥两页。

是书编纂体例，与前二《备考》略异，系合著录理学诸儒言行为一。所录各家，有已定、未定之别。何谓已定、未定？鄗鼎于卷首《凡例》释云：“昔刻两种《明儒备考》，愚意既见《凡例》中。兹刻愚意同前，而小异者，有已定、未定之别。于已定者，或行状，或志传，或节取名篇，或妄自杜撰，谨成一篇，而并录其著作。此其同也。于未定者，或台阁奏疏，或山林撰述，或诗歌语录，或论序书柬，或长篇，或短札，总录其著作，而状传姑俟之他日。此其异也。”[7]若于成龙、魏象枢、陆陇其、汤斌、许三礼诸家，即属作古论定者。其他各家，或人尚健在，或所录资料不全，则多属未定。

凡所著录诸儒，大体先为生平简历，并附鄗鼎按语，随后则是学术资料汇编。所录资料凡分4类：一为语录，二为文集，三为诗词，四为诸儒评论。

鄗鼎将《国朝理学备考》付梓，已届77高龄。虽抱病山中，潜心编纂，无奈风烛残年，不堪重荷，未待全书编成，即告赍志而殁。因此，《国朝理学备考》实为鄗鼎未完之书，故而字里行间，每每可见其子翷所作续补。也惟其如此，全书所录各家，未及以年辈先后为序，颇多参差不齐。与前刻两《备考》不同，前二书流播有年，已成定本，朝野名儒序跋，比肩接踵，同调共鸣。此书则匆匆问世，璞玉待琢，除卷首《自序》、《凡例》之外，别无其他序跋。尽管如此，因为书中所录均系得自各家近刻，或手自抄录，多具文献价值。尤其是诸儒与著者往还之若干书札，多涉一时学术消息，于知人论世弥足珍贵。他如诸家传状之辑录，见闻真切，亦可补官修史书之阙略。因此，考论清初理学，鄗鼎所著依然不失其学术价值。

[1] 范鄗鼎：《与范彪西书四》附答书，见《国朝理学备考·许三礼卷》。

[2] 范鄗鼎：《与范彪西书四》附答书，见《国朝理学备考·许三礼卷》；《又与范彪西书》附答书，见《国朝理学备考·魏象枢卷》。

[3] 范鄗鼎：《与范彪西书四》附答书，见《国朝理学备考·许三礼卷》之《自序》卷首。

[4] 范鄗鼎：《与范彪西书四》附答书，见《国朝理学备考·许三礼卷》；《又与范彪西书》附答书，见《国朝理学备考·魏象枢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