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晚年，应聘南下，主持漳南书院讲席。这是继南游中州之后，他毕生的一次重大学术活动，也是清代学术史和书院史上一件影响久远的事情。考察这次学术活动，不仅可以深入了解颜元学说的特质，而且也可据以窥知清初书院教育的演变趋势。

漳南书院设在河北广平府肥乡县，是以清初的一所义学为基础扩建而成的。康熙十九年，于成龙任保定巡抚（后改直隶巡抚），肥乡士绅郝文灿等，即遵于氏令建义学一所于肥乡屯子堡，置学田百亩，文灿自任学师。随后郝文灿等又着手将学舍扩建，并请后来官至兵部督捕侍郎的许三礼题名为漳南书院。这以后，郝文灿“谦不任事，别寻师者十有五年”[1]，于康熙三十三年北上博野，延请颜元主持讲席。颜元一再婉拒。三十五年，经文灿三度敦请，他始于同年四月携门人钟、从孙重光起程南下。五月，颜元一行抵达肥乡屯子堡。当时，漳南书院草创未就，仅有左斋一处，他即为书院厘定规制，一边动工营建，一边率诸弟子习行六艺实学。四月过去，“颇咀学习乐味”[2]。然而天不从人愿，颜元在书院四个月的苦心经营，竟因漳河泛滥而被洪水无情吞噬。最后只好面对一片汪洋，仰天长叹，告辞返里。尔后，一则水患益甚，再则年事渐去，虽经郝文灿屡次致书邀请，终不得再度成行。康熙三十八年，郝文灿随信寄来契券一张，写明：“颜习斋先生生为漳南书院师，没为书院先师。文灿所赠庄一所、田五十亩，生为习斋产，没为习斋遗产。”[3]颜元见信，深为感动，遂于病中撰成《漳南书院记》一篇，聊以记录自己在书院的教学活动。文末，仍以一遂初衷为念。但无奈老病相寻，竟赍志而殁。

在清初为数不多的书院中，漳南书院个性鲜明，独树一帜，颇具研究价值。在此，我们拟选取与之风格迥异的关中书院试作一些比较。

关中书院，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天启初，魏忠贤矫诏禁毁天下书院，关中书院罹此大厄，一蹶不振。尔后明清更迭，战乱频仍，直到康熙初年，陕西地方当局始有重修关中书院之举。康熙五年十月，西安知府叶承祧以重修关中书院，礼聘周至学者李颙主持讲席，为李所拒绝。十二年四月，陕西总督鄂善复修关中书院，虔诚致聘，李颙再三推辞始就聘。五月，他登坛执讲，鄂善并陕西巡抚阿席熙等各级官员，以及“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之众，环阶席而侍，听者几千人”[4]。继万历间名儒兼名臣冯从吾讲学之后，绝响多年的关中书院讲会，为之一振。

在关中书院，李颙登坛伊始，便昭示了10条会约、8条学程。对书院讲学的时间、礼仪、次第、方法、内容、目的诸项，以及就学士子每日的学习课程等，都作了明确规定，而贯彻始终的，就是“讲学”二字。他说：“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返治，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为上为德，为下为民，莫不由此。此生人之命脉，宇宙之元气，不可一日息焉。”[5]关于讲学的内容，李颙说得也很清楚，他说：“先辈讲学大儒，品是圣贤，学是理学，故不妨对人讲理学，劝人学圣贤。颙本昏谬庸人，千破万绽，擢发难数。既非卓品，又无实学，冒昧处此，颜实甚，终不敢向同人妄谈理学，轻言圣贤。惟愿十二时中，念念切己自反，以改过为入门，自新为实际。”[6]这就是说，他是要借书院讲坛来彰明自己的“悔过自新”学说。

同样是主张为学以经世的实学学者，也同样是弟子满门的教育大师，在对待书院讲学这一问题上，颜元与李颙的看法却是很不一致的。颜元痛感于明末理学家的空谈误国，所以对徒事讲说之风深为鄙夷。他说：“名为道学，而实餍时文以射名利，吾不敢为也。身承道统，而徒事讲说以广徒类，吾不欲为也。躬行之而风俗式范，德至焉而天下云从，吾养之爱之而不能为也。”[7]早在康熙八年，他35岁时所写的《存学编》中，颜元便明确地提出了应当把习行置于读讲之上的主张。他指出：“性命之理不可讲也，虽讲人亦不能听也，虽听人亦不能醒也，虽醒人亦不能行也。所可得而共讲之、共醒之、共行之者，性命之作用，如《诗》、《书》、六艺而已。即《诗》、《书》、六艺，亦非徒列坐听讲，要惟一讲即教习，习至难处来问，方再与讲。讲之功有限，习之功无已。”[8]因此他说：“垂意于习之一字，使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则生民幸甚，吾道幸甚。”[9]

对于李颙的书院讲学，颜元毫不掩饰自己所持的批判态度，他指出：“乃膺抚台尊礼，集多士景从，亦只讲书说话而已。何不举古人三事、三物之经世者，与人习行哉？后儒之口笔，见之非无用，见之是亦无用，此所以吾心益伤也。”[10]翌年，他又专门写了一篇题为《论开书院讲学》的短论，对书院讲学之风进行抨击。文中写道：“观王文成公传，正德十三年四月，至赣开书院讲学。喟然曰，此一失，程朱、陆王两派所同也。但一人得志，守司地方，或一人儒名显著，地方官尊礼，则必建立书院，额其中庭曰讲堂。嗟乎，何不曰道院，何不曰学堂，而直以书讲名乎！盖其实不可掩也，亦两派诸先生迷而不之觉也。”末了，他告诫一时知识界：“今不学，何讲哉？学习、躬行、经济，吾儒本业也。舍此而书云书云，讲云讲云，宋明之儒也，非唐虞三代之儒也。然则今日者，讲之不学，是吾忧矣。”[11]三年之后，就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之下，为以自己的“习行经济”之学去振颓救弊，颜元以62岁之年应聘南下，前往漳南书院主持院事。

在漳南书院，颜元抱定“宁粗而实，勿妄而虚”[12]的教育宗旨，将其一贯的学术主张付诸实践，对整个书院的布局和教学内容，都作了具体规划。他拟议中的书院正厅，取名为习讲堂，东西两侧各设二斋，东为文事、武备，西为经史、艺能。四斋所学，依次为礼乐书数、天文地理；诸子兵法、射御技击；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与习讲堂及上述四斋南北相向，方是理学、帖括二斋，前者“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后者“课八股举业”。对此二斋的如此设置，颜元解释道：“置理学、帖括北向者，见为吾道之敌对，非周孔本学，暂收之以示吾道之广，且以应时制。俟积习正，取士之法复古，然后空二斋，左处傧价，右宿来学。”[13]随后，他又为习讲堂亲笔书写楹联：“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14]

根据上述规制，在漳南书院着手进行土木营建的同时，颜元则率领就学士子于间架粗具的习讲堂内，“习礼歌诗，学书计”，“讨论兵农，辨商今古”，而且还不时到户外“举石、超距、拳击”[15]。四个月间，书院文武并习，上下一派生机。这同李颙执教的关中书院，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李颙、颜元在关中和漳南二书院的教学活动表明，李颙的书院教育，走的是继承明季讲学遗风的路。不过，这种继承又并非一味模仿，对空谈理学之风亦进行了积极的修正。颜元较之李颙更具胆识，他摆脱旧规，别辟蹊径，试图以自己的“习行经济”之学去改造书院教育，使之成为讲求六艺实学的场所。这种立足现实的开创精神，是十分可贵的。因此，把颜元评价为一个书院教育改革家，恐怕也并不过分。

在书院史上，清初顺治、康熙二朝，迄于雍正初的八九十年间，是书院教育由衰而复盛的一个转变时期。康熙十二年，李颙的重举关中书院讲会，三十五年，颜元的主持漳南书院讲席，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书院教育的历史特征，朦胧地呈现出清初书院教育的演变趋势。

宋明书院，以讲心性之学为特色。但是到了明末，由于社会危机的日益加剧，伴随着王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瓦解，沉溺心性之学，无视国家安危的风尚，已经越来越为知识界所摒弃。入清以后，一方面因空疏学风之受到猛烈抨击，另一方面文士结社，聚众结党又为清廷明令禁止，所以清初的书院教育，就势必不能一仍宋明旧辙走下去。颜元的执教漳南书院，置理学于“习行经济”之学的对立面，其原因就在于此。李颙的重举关中书院讲会，之所以昙花一现，荐举风波固然是其原因之一，然而讲会之不能持久，根源显然要较之深刻得多。

宋代书院初起，为一时学者自由讲学之所在，乃是与官办学校并存的私学。元代以后，书院虽仍多属民办私学，但已经愈益受到官府节制。这种书院官学化的趋势，在明代大为发展。嘉隆以还，南北蜂起的书院，即多属官办性质。清初书院，亦复如此。李颙所主讲的关中书院就是一个典型，正如他所说，这所书院是“上台加意兴复”[18]的。所以，不惟书院开讲，地方官绅要走走过场，环坐而听，而且在书院会约中，就明确规定了士子“向各宪三恭”[19]的礼仪。漳南书院则是一个例外，它属民办私学。惟其如此，所以它旋起旋落，无力抗御天灾的打击，营建伊始，便为洪水淹没。尔后，它再也无法复兴，以致成为历史的陈迹。颜元故世后，他的弟子李塨等人所创辟的习斋学舍，以及其后李塨弟子再建的道传祠，都属此类私学。然而也都同样自生自灭，不能存之久远。唯独像关中书院一类的官学化书院，尽管盛衰不一，但是它们毕竟仰仗官府站住了脚跟，而且在乾隆间居然一度大盛。总之，一个举业化，一个官学化，这就是关中、漳南二书院所显示的清初书院教育的演变趋势。

[1] 颜元：《习斋记余》卷2《漳南书院记》。

[2] 同上。

[3]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六十五岁”条。

[4] 惠靇嗣：《二曲历年纪略》。

[5] 李颙：《二曲集》卷10《匡时要务》。

[6] 李颙：《二曲集》卷13《关中书院会约》。

[7] 钟：《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上《学人第五》。

[8] 颜元：《存学编》卷1《总论诸儒讲学》。

[9] 同上。

[10]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五十八岁”条。

[11] 颜元：《习斋记余》卷6《论开书院讲学》。

[12] 颜元：《习斋记余》卷2《漳南书院记》。

[13] 同上。

[14]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六十二岁”条。

[15] 颜元：《习斋记余》卷2《漳南书院记》。

[16] 李颙：《二曲集》卷13《关中书院会约》。

[17] 陈康祺：《郎潜纪闻》初笔卷8《北学南学关学》。

[18] 李颙：《二曲集》卷13《关中书院会约》。

[19]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