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元，初因其父养于朱氏，遂姓朱，名邦良，字易直，号思古人。后归宗复姓，改今名，字浑然，号习斋，河北博野人。生于明崇祯八年三月十一日（1635年4月27日），卒于清康熙四十三年九月初三（1704年9月30日），终年70岁。他早年为诸生，后绝意仕进，以教学终老乡里。其学始自陆、王入，继而改从程、朱，终则悉为摒弃，一意讲求经世致用，专以实习、实行、实用为倡，成为清代学术史上著名的颜李学派的创始人。他的主要著述为《存治》、《存性》、《存学》、《存人》四编，史称“四存编”。其他尚有《四书正误》、《朱子语类评》等。其传状书札及短篇杂著，门人辑为《习斋记余》刊行。

关于颜元学说的渊源，前哲时贤每多争议，言人人殊。究其根源，则始于其弟子李塨所撰《颜习斋先生年谱》。据年谱记，颜元31岁时，曾“与王法乾言，六艺惟乐无传，御非急用，礼、乐、书、数宜学。但穷经明理，恐成无用学究”。著者于此段文字后，特地加了如下按语：“此时正学已露端倪矣，盖天启之也。”[1]颜元的倡导六艺实学，究竟是得之“天启”，还是渊源有自？答案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清初学术界，以讲明六艺之学为倡，其首创者并非颜元，而是江南学者陆世仪。颜元之学，即得益于陆氏学术主张的启发。关于这一点，颜元的《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说得很明白，他写道：“一日游祁，在故友刁文孝座，闻先生有佳录（当指《思辨录》——引者），复明孔子六艺之学，门人姜姓在州守幕实笥之。欢然如久旱之闻雷，甚渴之闻溪，恨不即沐甘霖而饮甘泉也。曲致三四，曾不得出，然亦幸三千里外有主张此学者矣。”[2]信中，颜元对陆世仪推崇备至，他说：“先生不惟得孔孟学宗，兼悟孔孟性旨，已先得我心矣。当今之时，承儒道嫡派者，非先生其谁乎”！[3]可见，无论是颜元的讲求六艺实学，还是在人性学说上反对宋儒天地之性与气质之性的区分，其间都接受了陆世仪学术主张的重要影响。

其实，颜元学说的形成，绝非一朝顿悟的“天启”，而是一个博取众长，不断消化，融为我有的演进过程。在他学说形成的早期，对其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正是孙奇逢的北学。

颜元与孙奇逢籍属同郡，二人间年岁相去50余，他自是奇逢的晚生后学。他们之间虽终身未得谋面，但颜元尊礼奇逢，则始终如一。至于对待孙奇逢学术主张的态度，颜元则走过了一条从服膺到分道扬镳的路程。颜元之学，初从陆王入。而在他24岁时，将其导入陆王之学门槛的，就是学承孙奇逢的彭通。随后，他又相继问学于孙奇逢的高足王之征、王馀佑。颜元的讲求兵法和经世实学，就得益于王馀佑，所以他一直事馀佑以父执之礼。后来，给颜元的人性学说以重要影响的张罗喆，也是学近奇逢的理学家。因此，尽管颜元由于受祁州学者刁包的影响而一度出入于程朱陆王间，但是就为学大体而论，质朴无华，豪气横溢，早年的颜元之学，无疑应属孙奇逢的北学系统。

然而，颜元是一个饶有创新精神的学者，当他接受陆世仪倡导的六艺实学影响之后，便用以对北学进行根本改造，否定了孙奇逢合会朱王学术的努力。以35岁时所撰成的《存性》、《存学》二编为标志，他毅然与北学分道扬镳，形成了既非程朱陆王之学，亦非孙奇逢北学的“习行经济”之学。所以，在翌年致孙奇逢的信中，颜元明确指出：“某殊切杞人之忧，以为虽使朱学胜陆而独行于天下，或陆学胜朱而独行于天下，或和解成功，朱陆合一，同行于天下，则终此乾坤，亦只为当时两宋之世，终此儒运，亦只说话著书之道学而已。岂不堪为圣道生民长叹息乎！”[4]这不惟是对程朱陆王之学的否定，而且也无异于在同会通朱陆的孙奇逢北学唱反调。这以后，颜元以恢复“周孔正学”为己任，一意讲求“习行经济”的六艺实学，他说；“学习、躬行、经济，吾儒本业也。舍此而书云书云，讲云讲云，宋明之儒也，非唐虞三代之儒也。”[5]

康熙三十年，颜元以57岁之年南游中州。此时，虽距孙奇逢去世不过16年，然而在曾经深受北学濡染的中州，王阳明心学早已悄然衰颓，孙奇逢合会朱王学术的努力亦淹没在程朱学说的复兴之中。面对“人人禅子，家家虚文”[6]的现状，颜元大声疾呼：“程朱之道不熄，周孔之道不著。”[7]于是“别出一派，与之抗衡”[8]，断然表示：“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乃定以为孔孟、程朱判然两途，不愿作道统中乡愿矣。”[9]从此，他成为朱熹学说的不妥协的批判者。

[1]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三十一岁”条。

[2] 颜元：《存学编》卷1《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

[3] 同上。

[4] 颜元：《存学编》卷1《上征君孙钟元先生书》。

[5] 颜元：《习斋记余》卷6《论开书院讲学》。

[6]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五十八岁”条。

[7] 颜元：《习斋记余》卷1《未坠集序》。

[8] 颜元：《习斋记余》卷3《寄桐乡钱生晓城》。

[9]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五十八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