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曲的学说，归结到一点，讲的就是“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1]。可是对他自己说来，“经世宰物”的抱负，由于恪守遗民矩矱，拒绝与清廷合作，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严酷的现实提供给李颙的，只是“明道存心”的选择。这就无怪乎在其晚年，他要把“尽性至命”也称做“实学”，主张去追求那种“令胸中空空洞洞，无声无臭”[2]的虚无境界了。沿着这条路线走下去，荆扉反锁，独善其身，便是势所难免。垂暮之年的李二曲，学术主张不能推行于世，眼看程朱之学高居庙堂，为他所抨击的“杂学”方兴未艾，固守初志而不随俗浮沉，也只能以此为归宿。这样的结局，不是李颙个人的悲剧，而是时代的变迁所使然。于此，我们自然不该苛求古人。

[1] 李颙：《二曲集》卷16《答顾宁人先生》。

[2] 李颙：《二曲集》卷15《授受纪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