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社会大动**，以及随之而至的理学营垒的分化，孕育了李二曲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从他早年对经世时务的讲求，转而趋向“反己自认”，一味“悔过自新”，继之再将二者合而为一，形成“明体适用”学说，尔后又把这一学说具体化，表现为对“明学术，正人心”目标的执著追求。它随着清初社会环境和李二曲个人遭际的变迁，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和完善的发展过程。在形成李二曲思想体系的全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鲜明的宗旨，这便是“救世济时”。作为一种面对现实的经世学说，以“明体适用”说为核心的李二曲思想体系，虽然瑕瑜互见，得失杂陈，但是它旨在挽救社会危机的努力，则顺应了清初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它无疑有着积极的社会价值。
李二曲思想的历史价值，首先在于它力图恢复儒学的经世传统。李颙指出：“吾儒之教，原以经世为宗。自宗传晦而邪说横，于是一变而为功利之习，再变而为训诂之习。浸假至今，则又以善笔札，工讲诵为儒当然。愈趋愈下，而儒之所以为儒，名存而实亡矣。”[1]他之所以提出“明体适用”学说，以“明学术，正人心”为己任，正是为了恢复儒学的经世传统。因此，李颙对“儒”的内涵作了明确规定，他说：“德合三才之谓儒。天之德主于发育万物，地之德主于资生万物，士顶天履地而为人，贵有以经纶万物。果能明体适用而经纶万物，则与天地生育之德合矣，命之曰儒不亦宜乎。”[2]明清之际，社会的急剧动**所提出的诸多问题，亟待知识界去作出解答。历史的进程表明，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宋明理学已经走到了尽头，知识界面临一个何去何从的严峻抉择。李二曲正是顺应这种历史的要求，以负责任的态度去积极进行思索的。他从总结学术史的角度出发，揭橥“明体适用”学说，以之作为儒学的本来面目，去引导知识界面对现实，从门户纷争中摆脱出来。他指出：“周、程、张、朱、薛、胡、罗、吕、顾、高、冯、辛，乃孔门曾卜流派，其为学也则古称先，笃信圣人。陆、吴、陈、王，心斋、龙谿、近溪、海门，乃邹孟流派，其为学也反己自认，不靠见闻，亦不离见闻。吾儒学术之有此两派，犹异端禅家之有南能北秀，各有所见，各有所得，合并归一，学斯无偏。若分门别户，牢不可破，其识力学问尽可知矣。中无实得，门面上争闲气，噫，弊也久矣！”[3]李二曲在这方面的努力，当然是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
其次，李二曲的学说以其“体用兼该”的完整主张，对宋明以来理学家重体轻用，乃至空谈性与天道，无视国计民生的积习，进行了有力的鞭挞。在还原儒学经世传统的努力中，李颙进而提出“道学即儒学”的见解，他说：“道学即儒学也，非于儒学之外，别有所谓道学也。”[4]这就是说，道学并非性理空谈，其本来面目应当是平实的儒学，是“明体适用”之学。这一见解同顾炎武“理学，经学也”的主张相呼应，对清初学术趋向的转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样，李二曲便通过对理学的积极修正，使他的学说同清初批判理学的思潮合流，从而跻身历史潮流的前列。
最后，以“明体适用”为基本特征的李二曲学说，自读“明体适用”之书始，“识心悟性，实证实修”，讲求“经济实学”，最终达到“明学术，正人心”，“开物成务，康济群生”。这样一个虚实相济的为学系列，始终贯穿着他“道不虚谈，学贵实效”[5]的务实学风。它对明末以来“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空疏学风，是一个有力的否定，对清初健实学风的形成，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李二曲的务实学风，与其傲岸的人格相辉映，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清初学术舞台上的卓然大家。与之同时的著名学者顾炎武，不仅表示：“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6]，而且指出：“先生龙德而隐，确乎不拔，真吾道所倚为长城，同人祈望为山斗者也。”[7]雍乾间学者全祖望，把李颙与孙奇逢、黄宗羲并提，推许他“起自孤根，上接关学六百年之统，寒饿清苦之中，守道愈严，而耿光四出，无所凭借，拔地倚天，尤为莫及。”[8]
李二曲的学术主张，以讲求变通，“酌古准今”为特色，较之门户勃谿者的“道统”之争，殊如霄壤，同若干学者对三代之治的憧憬相比，也较少泥古之见，要通达得多。然而由于历史的局限，这种“酌古准今”则是以折中旧说的形式来进行的，带着浓厚的调和色彩。李颙虽然看到了清初理学的深刻危机，但是他却没有勇气去否定这一业已陈旧的学说，尤其是作为他的学说直接渊源的陆王心学。这样，在学术主张上变通的结果，无非就是植根王学，合会朱陆的折中。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近代学者梁启超就学术分野而论，将李颙归入清初“王学后劲”[9]，并没有错。有必要补充说明的只是李颙并没有如同梁启超先生所评，“为旧学坚守残垒”，他的为学风尚也非“由明而渐返于宋”[10]。李二曲一生的学术实践表明，他是试图通过对儒学经世传统的还原，以寻找一条发展学术的新途径。这样的努力，不能说是守旧，而应当说是在折中中求新。
同学术上的折中相仿，李二曲在政治主张上的“酌古准今”，也是一种调和旧说以求新的努力。他汲汲以明亡为殷鉴，清醒地看到：“自昔国家之弊，多由饥荒时当事者不留心安插，民不聊生，以致酿成乱阶，为国家患害。前代无论，明之季年，昭昭其可鉴也。”[11]李二曲虽然未能触及问题的本质，但是他能指出民不聊生是造成明末动乱的原因，也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因而，他重申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主张“为民制恒产”。他说：“民有恒产，然后可望其有恒心，故明君将欲兴学校以教民，必先有以制民之产。所以然者，衣食足然后可望其知礼义也。后世言治者，动曰兴学校，却全不讲为民制恒产。不知恒产不制，而责民以恒心，是犹役馁夫负重，驱羸马致远，纵勉强一时，究之半途而废耳。”[12]如何去为民制恒产？李二曲并提不出具体的方案来，他无法逾越儒家传统的“仁政”和“王道”，唯有在旧说圈子中“斟酌损益，期适时务”。其结果，便成为对所谓“不乖于时，不悖于古”的“大经大法”[13]的空想而已。事实上既要“不乖于时”，又要“不悖于古”，这样的救世蓝图，犹如海市蜃楼，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1] 李颙：《二曲集》卷14《盩厔答问》。
[2] 同上。
[3] 李颙：《二曲集》卷15《授受纪要》。
[4] 同上。
[5] 李颙：《二曲集》卷7《体用全学》。
[6]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6《广师》。
[7] 惠靇嗣：《二曲先生历年纪略》“康熙十四年乙卯”条。
[8]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2《二曲先生窆石文》。
[9] 梁启超著、朱维铮校注：《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42页。
[10]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第4页。
[11] 李颙：《二曲集》卷18《与布抚台》。
[12] 李颙：《四书反身录》卷7《孟子》。
[13] 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