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中素称“理学之邦”[1]，自北宋间著名学者张载开启先路，在宋明理学史上，遂与周敦颐、程颢、程颐及尔后的朱熹之学齐名，而有“濂、洛、关、闽”之称。但是历时数百年，关学却一直为程、朱、陆、王之学所掩，始终未能大行于世。张载之后，关学迭经变迁，不绝如缕。至明中叶，吕柟崛起，其学复盛，“于斯时也，关学甲海内”[2]。迄于明末，冯从吾集其大成，关中学术再度振起。然而从吾之后，经历明清更迭的社会动**，关学亦如同整个宋明理学一样，奄奄待毙，继响乏人。面对这样的现状，重振关学坠绪，成为以“明学术，正人心”为己任的李二曲孜孜以求的目标。

李二曲复兴关学的努力，集中反映在他主持关中书院讲席的教学活动中。关中书院，始建于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当时，正值名儒兼名臣冯从吾直谏招忌，削籍家居，讲学于西安城东南古刹宝庆寺。是年十月，陕西地方当局遂以寺东园囿建关中书院，聘从吾主持讲席。天启初，从吾复出，讲会中断，旋即又遭魏忠贤矫诏禁毀天下书院。关中书院罹此大厄，一蹶不振。明末的陕西，官府敲剥，豪绅肆虐，加以天灾迭起，人民生计**然，终于酿成埋葬朱明王朝的农民大起义。尔后，关中战火连年不熄。清初，农民军移师入陕，清军尾随追剿，干戈扰攘，玉石俱焚。顺治间，清廷确立对陕西的统治之后，剿灭农民军余部，恢复残破不堪的经济，成为当务之急，兴学教化，未遑顾及。直到关中及全国局势趋于稳定，始有康熙二年和十二年的两度重修关中书院之举。李二曲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应聘主持关中书院讲席的。

此时的李二曲，以讲明学术为匡时救世的第一要务。为“明学术，正人心”，他四处奔走，大声疾呼：“立人达人，全在讲学；移风易俗，全在讲学；拨乱返治，全在讲学；旋乾转坤，全在讲学。为上为德，为下为民，莫不由此。此生人之命脉，宇宙之元气，不可一日息焉。”[3]正是本着这样的宗旨，他应陕西总督鄂善之请，于康熙十二年五月，登上了关中书院的讲席。开讲之日，鄂善并陕西巡抚阿席熙等各级官员，以及“德绅名贤、进士举贡、文学子衿之众，环阶席而侍，听者几千人”[4]。继冯从吾之后，绝响多年的关中书院讲会，再度兴起。

在主持关中书院讲席的3个月间，李二曲为恢复关学讲理学的传统进行了努力。登坛伊始，他便昭示了10条《会约》和8条《学程》。其中，对书院讲学的时间、礼仪、内容、方法、目的，以及就学士子每日的学习课程等，都作了明确规定。李二曲就讲学的内容指出：“先辈讲学大儒，品是圣贤，学是理学，故不妨对人讲理学，劝人学圣贤。颙本昏谬庸人，千破万绽，擢发难数，既非卓品，又无实学，冒昧处此，颜实甚。终不敢向同人妄谈理学，轻言圣贤，惟愿十二时中，念念切己自反，以改过为人门，自新为实际。”[5]在这里，李二曲所说的不敢“妄谈理学”，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谦词而已。为他所倡导的“切己自反”、“改过自新”，恰恰正是理学家，尤其是陆王学派心学家奉为不二法门的东西。正因为李二曲志在恢复关学讲理学的传统，所以在《关中书院会约》中，他又对当时关中学术界的辞章记诵之风进行了抨击。李二曲说：“迩来有志之士，亦有不泥章句，不堕训诂，毅然以好学自命者，则又舍目前进步之实，往往辨名物，徇象数，穷幽索大，妄意高深。昔人所谓‘自笑从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此类是也。”[6]

李二曲在关中书院的努力，曾被当时的学者赞为：“力破天荒，默维纲常。”[7]然而，他所旨在重振的关学，仅是一种讲理学的传统而已，既非张载的理气一元的气本论，也非吕柟、冯从吾等人所强调的“笃志好礼”[8]的关学传统。为他所彰明的，实质上就是他立足王学，会通朱陆的学术主张。因此，李二曲在关中书院的讲学，既恪守陆王“学固不废闻见，亦不靠闻见”、“静能空洞无物，情悰浑忘”[9]等主张，同时又宣传了朱熹力倡的“穷理致知”。他一方面要求就读士子玩味“濂、洛、关、闽及河、会、姚、泾语录”，另一方面又敦促他们攻读《资治通鉴纲目》和《大学衍义》及《衍义补》，以期精熟“道德经济”，达到“动静协一，体用兼尽”。[10]当久经战乱之后，李二曲的重举关中书院讲会，确实是关中学术界的一桩盛事。但是，在王学业已盛极而衰，朱学又渐入庙堂的学术环境中，李二曲既不讲张载之学，更不讲朱熹之学，而是主张在程朱陆王间进行折中，力图引导知识界走上“明体适用”的学术新路，自然要招来异议。正如当时陕西华阴的著名学者王弘撰所说：“中孚据坐高谈，诸生问难，遂有不平之言。”[11]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李二曲在关中书院的努力势必夭折。

的确，李二曲在关中书院的主持讲席，犹如昙花一现。仅仅3个月过去，便因鄂善等人掀起的荐举风波，迫使他拂袖而去，从此与书院绝缘。李二曲的重振关学尽管遭此挫折，但是他依然矢志以往，一意讲求“明体适用”之学。在离开关中书院10余年后的康熙二十四年，李二曲于写给当时的陕西学政许孙荃的信中，再三敦请“一以理学为多士倡”。他建议许孙荃：“凡至会所，下学之日，勿拘掣签讲书故事，一以理学为多士倡。诸生中有器宇不凡，识度明爽，议论精简、发挥入理者，假以颜色，优以礼貌。仍令教官及地方各举所知，明注某生理学有名，某生材堪经济，详列所长，众论佥同。俟试士毕，问以学术，策以时务，观其所答优劣，拔录而面察之。如果表里允符，卓然不群，则格外优异。奖一励百，风声所届，自然士知向往。”[12]在议及地方向朝廷进呈书籍一事时，李二曲更明确地提出了“理学、经济相表里”的主张。他说：“理学、经济原相表里。进呈理学书，而不进呈经济之书，则有体无用，是有里而无表，非所以明体适用，内圣而外王也。”[13]

李二曲虽汲汲于重振关学，然而，作为一种学术形态，关学的兴衰，自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和理论依据，断非个人意志所能转移。同李二曲的愿望相反，关学到他这个时代，已经势在终结，不可逆转。因此，与李二曲同时，富平李因笃、华阴王弘撰、郿县李柏、华州白焕彩、同州党湛、蒲城王化泰等，虽同调共鸣，倡学四方，但其结果于关学的复兴同样无济于事，无非一曲挽歌而已。而且，在李颙看来，上述诸人，或是志节耿然的隐士，或是笃于友朋的贤达，或是工于辞章的文人，他们的为学都非关学的本来面貌。所以，目睹关学的日趋沉寂，他不禁喟叹：“关学不振久矣。目前人物，介洁自律，则朝邑有人；孝廉全操，则渭南有人；风雅独步，气谊过人，则富平有人；工于临池，词翰清畅，则华阴有人。其次，诗学专门，则郿坞、郃阳、上郡、北地、天水、皋兰亦各有人。若夫留意理学，稍知敛华就实，志存经济，务为有用之学者，犹龟毛兔角，不但目未之见，耳亦绝不之闻。”[14]事实上，又何止李因笃等人于关学回天无力呢！就是李颙本人，虽以昌明关学为己任，但也正是他以自己的学术实践，把关学导向“明体适用”的新路，从而终结了关学。在清初，对张载的学说进行理论总结而作出贡献的，并不是李颙，而是远离关中千里之外的湖南大儒王夫之。尔后，又经幕游陕西的河北学者李塨对理学遗风的**涤，关中学术逐渐与南北学术融为一体，共趋于通经学古一途。这又更是为李二曲所始料不及的。

[1] 冯从吾：《关学编》卷首《序》。

[2] 李因笃：《受祺堂文集》卷3《重修宋张诚公横渠夫子祠记》。

[3] 李颙：《二曲集》卷10《匡时要务》。

[4] 惠靇嗣：《二曲先生历年纪略》“康熙十二年癸丑”条。

[5] 李颙：《二曲集》卷13《关中书院会约》第4条。

[6] 李颙：《二曲集》卷13《关中书院会约》第8条。

[7] 惠靇嗣：《二曲先生历年纪略》“康熙十二癸丑”条。

[8] 冯从吾：《关学编》卷1《横渠张先生》。

[9] 李颙：《二曲集》卷13《关中书院会约》第9、10条。

[10] 李颙：《二曲集》卷13《关中书院会约》第11条。

[11] 王弘撰：《山志》初集卷3《李中孚》。

[12] 李颙：《二曲集》卷17《答许学宪》第四书。

[13] 李颙：《二曲集》卷17《答许学宪》第五书。

[14] 李颙：《二曲集》卷17《答许学宪》第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