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去把握李二曲思想的基本特征？换句话说，也就是最能体现李二曲思想的学术主张是什么？究竟是“悔过自新”说，还是“明体适用”说？这是接下去我们要讨论的又一个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前哲时贤多归之于“悔过自新”说，笔者则以为，在李二曲的思想体系中，由“悔过自新”演变而成的“明体适用”说，才是其最为成熟的形态，也是其最有价值的部分。因而弄清楚“明体适用”说的形成过程，剖析它的主要构成部分，进而对其历史价值作出实事求是的评定，这不仅对于探讨这一学说本身，而且对于全面评价李二曲思想都是有意义的。

研究李颙的“明体适用”说，有一个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一学说的提出始于何时。从《二曲集》中所保留的材料来看，在《体用全学》、《读书次第》、《盩厔答问》、《富平答问》、《授受纪要》、《四书反身录》和有关书札中，都曾经涉及这一学说。就这些著述的撰成次第而论，如果以现存有关序跋为依据，那么似乎应以《盩厔答问》为最早。因为张密为该答问写的《小引》，所署时间即先于他书，为顺治丙申，即顺治十三年（1656年）。也就是说，在提出“悔过自新”说的同时，李颙还提出了“明体适用”说。近人吴怀清先生辑《李二曲先生年谱》，遂据以编订李颙这一年的学行。[1]前些时候刊行的《李颙评传》，也为旧说所误，把“悔过自新”与“明体适用”二说的提出视为同时。[2]可见这个问题不容忽视，是该澄清的时候了。

考明《盩厔答问》卷首《小引》系年的舛误，是澄清问题的关键所在。《小引》称：“先生尝谓，天下之治乱由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由学术之明晦，故是录一主于明学术。”[3]据考，“明学术，正人心”的思想，在李颙的思想发展中，是中年以后才逐渐形成的，以“明学术”为己任，也是他中年以后方始立定的志向。而顺治十三年，当他30岁时，其为学趋向转变伊始，这样的思想尚未萌发，“明学术”的志向更无从确立。而且，就是在这10余年后，他于康熙七年至八年间讲学同州时，“天下之治乱由人才之盛衰，人才之盛衰由学术之明晦”这样的命题，也并未提出来。事实上，这个命题的首次提出，则是在李颙讲学江南的康熙九年末、十年初（1670-1671年）。这方面的材料，屡见于《两庠会语》、《靖江语要》、《锡山语要》和《匡时要务》等，检索甚易，毋庸赘述。《小引》又说：“先生平日启迪后学不倦，士之承謦欬者与述录之以自益，随问辄答，随答辄录，总计不下数千纸。”在李颙一生的学术活动中，“启迪后学”，“随问辄答”，所录“不下数千纸”云云，显然不是在他30岁时，而全是40余岁以后的事情。

由上述二点可以判定，张密所写《盩厔答问小引》不会早于康熙十年，更不会是顺治十三年。

再以《盩厔答问》卷末所附《盩厔答问跋》为证，跋中写道：“天下之患，莫大于学术不明，近世士风所以多谬者，未必皆士之罪，亦学术不明有以蹈之也。先生深悼乎此，故其与士友讲切，直就共迷共惑者为之发明。士人咋闻其说，始而哗，既而疑，久之疑者释，哗者服，戚戚然有动于中，自叹如大寐之得醒，而且恨其知学之晚。自关中、河南以及江右、两浙，其间兴起者渐众。学之大明，端有待于今矣。”[4]这段文字清楚地表明，李颙的这次答问，是在他结束江南讲学，返归盩厔以后进行的。跋文的作者，正是记录《盩厔答问》的李颙门人王所锡、刘，作为当事人，他们的所记，自然是足以信据的。据惠靇嗣《二曲历年纪略》载，李颙自江南返乡，在康熙十年四月。那么，他在盩厔答复门人的问题，就应当是这以后的事情。

又从《二曲集》的编排次第来看，李颙门人王心敬是将《盩厔答问》置于《关中书院会约》和《富平答问》之间。这样的编排意味着王所锡、刘的这次问学，发生在李颙主持关中书院讲席和避地富平之间。据考，前者乃康熙十二年五月至八月事，后者则在康熙十四年八月至十八年八月。因此，刘、王所锡自河南前来盩厔问学，只可能是康熙十二年八月到十四年八月间的事情。刘、王问学结束，返回河南，再整理记录，筹资刊刻，当然就更在其后了。

综上所考，《盩厔答问》卷首《小引》的系年疑为手民之误，丙申当为丙辰之误写，也就是说，《盩厔答问》的刊行不是顺治十三年丙申（1656年），而应当是其后二十年的康熙十五年丙辰（1676年）。

我们既已判明《盩厔答问》的刊行并非顺治十三年，也不可能早于康熙十二年，而应当是康熙十五年，那么“明体适用”学说的提出时间，实际已经迎刃而解。就涉及这一学说的有关著述而论，显然是李颙讲学同州，揭橥《体用全学》、《读书次第》的康熙八年。这时，距“悔过自新”说的提出，已经相去10余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丰富的学术实践中，李颙的“悔过自新”学说业已成熟而趋于演变。一如前述演变之大端，其一是走向“存心复性”的死胡同，其二便是针对当时的学风之弊，尤其是愈演愈烈的朱陆学术之争，形成了“明体适用”的学说。清初，王学盛极而衰，程朱之学乘间复起。在“空谈误国”的反省中，王学已成众矢之的，“朱、陆、薛、王之辨，纷纷盈庭”。[5]李颙认为这是一时学风的大弊，于是他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之下，从针砭时弊的需要出发，立足王学，会通朱陆，提出了“明体适用”学说。

“明体适用”说是积极的经世学说。李颙认为，它是儒学的正统所在，他说：“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6]又说：“《六经》、《四书》，儒者明体适用之书也。”[7]而在他看来，秦汉以还，这样的传统已经遭到破坏，沿及清初，文人学士“所习惟在于词章，所志惟在于名利，其源已非，流弊又何所底止”[8]。他对这样的局面深感忧虑，不禁喟叹：“噫！圣贤立言觉世之苦心，支离于繁说，埋没于训诂，其来非一日矣。是《六经》、《四书》不厄于赢秦之烈火，实厄于俗学之口耳。”[9]因此他指出：“抱隐忧者，宜清源端本，潜体密诣，务期以身发明。正不必徒解徒训，愈增固葛藤，以资唇吻已也。”[10]他的“明体适用”说，就是这样的试图“清源端本”的经世学说。

何谓“明体适用”？李颙就此解释道：“穷理致知，反之于内，则识心悟性，实修实证；达之于外，则开物成务，康济群生。夫是之谓明体适用。”[11]这就是说，“明体适用”说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方面是“识心悟性，实证实修”以明体，另一方面是“开物成务，康济群生”以适用。李颙认为，这两个方面浑然一体，不可分割，他说：“明体而不适于用，便是腐儒；适用而不本于明体，便是霸儒；既不明体，又不适用，徒汩没于辞章记诵之末，便是俗儒。”[12]既然明体与适用二者乃一统一整体，偏执一端，便背离了儒学正轨，弃置不讲，更沦为无所作为的俗学。因此，李颙号召知识界中人：“勇猛振奋，自拔习俗，勇为体用之学。潜心返观，深造默成以立体，通达治理，酌古准今以致用。”[13]这样，儒家传统的“内圣外王”之道，便同李颙的“明体适用”之说合而为一了。

如何去讲求“明体适用”之学呢？李颙认为应当从读“明体适用”之书始。他说：“体非书无以明，用非书无以适，欲为明体适用之学，须读明体适用之书。否则纵诚笃虚明，终不济事。”[14]为此，他规定了由学礼入手，继以经、史、文章的读书次第。他说：“经、史、文，乃学人之急务。一有余力，则老、庄、管、韩、檀子、鸿烈等集，或间一披览，以广其识可也。”[15]同时，他还郑重其事地开列了一份“明体适用”的书目。书目以明体和适用为类，在明体类书目中，第一部便是陆九渊的《象山集》。他说：“先生在宋儒中，横发直指，一洗诸儒之陋，议论剀爽，令人当下心豁目明，简易直捷，孟氏之后仅见。”[16]对陆九渊可谓推崇备至。《象山集》之后，即为王守仁的《阳明集》。李颙奉之为圭臬，他指出：“其书如《年谱》、《传习录》、《尊经阁记》、《博约说》，诸序及答人论学尺牍，句句痛快，字字感发，当视如食饮裘葛，规矩准绳可也。”[17]王守仁的“致良知”说，更被他推为“千载不传之秘”，他说：“象山虽云单传直指，然于本体犹引而不发，至先生始拈‘致良知’三字以泄千载不传之秘。一言之下，令人洞彻本面，愚夫愚妇咸可循之以入道，此万世功也。”[18]

李颙对陆王学说，尤其于“致良知”说的倾心赞美，是他的学说植根王学所使然，不足为怪。正是出自同样的原因，所以继陆王著述之后，他所依次罗列的明体类著述，便是王畿的《龙谿集》、罗汝芳的《近溪集》、杨简的《慈湖集》和陈献章的《白沙集》。而且，他还特别注明，上述著述为“明体中之明体”书。随后，又才是从二程、朱熹、薛瑄、吴与弼，一直到吕柟、冯从吾等程朱派学者的著述，这些著述则为他归入“明体中之功夫”类。这样的划分，显然旨在推尊陆王，其立意是很清楚的。不过，李颙也并无贬抑程朱之意，所以在评《二程全书》时，他同样写道：“二程中兴吾道，其功不在禹下。其书订于朱子之手，最为精密，此孔孟正派也。”[19]在《朱子语类大全》的题语中，他也指出：“订偏釐弊，折衷百氏，巨细精粗无一或遗，集诸儒之大成，为万世之宗师。”这表明李颙在步入中年以后，已经与先前提出“悔过自新”的学术主张时，仅仅把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视为“得圣贤之旨”，达到“至道”境界不同，他所走的是以陆王之学为本体，程朱之学为功夫，会通朱陆而自成一家的为学蹊径。这正如他在对整个明体类书目的按语中所说：“自象山以至慈湖之书，阐明心性，和盘倾出，熟读之则可以洞斯道之大源。夫然后日阅程朱诸录及康斋、敬轩等集，以尽下学之功。收摄保任，由功夫以合本体，由现在以全源头，下学上达，内外本末一以贯之，始成实际。”[20]

“明体适用”说，在李颙的思想发展中，是从“悔过自新”说演变而来的。“悔过自新”说，是李颙早期思想的集中反映，作为一种立身学说，它讲的主要是道德修持和立身旨趣。这一学说虽然在实质上正是明清之际动**的社会现实的折射，其归宿也在于“倡道救世”，但是从形式上看，它却是游离于社会现实的。而“明体适用”学说，则是李颙在中年以后，思想趋于成熟的标志。它一反宋明以来传统儒学重体轻用的积弊，立足于动**的社会现实，对数千年来儒家所主张的“内圣外王”之道进行了新的阐释，具有鲜明的经世色彩。李颙把“悔过自新”同“康济时艰”相沟通，赋予他的“明体适用”学说以积极的社会意义，从而将自己的思想推向了新的、更深刻的层次。所以我们说，“明体适用”说是李二曲思想最为成熟的形态，也是他全部学说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因而最足以反映李二曲思想基本特征的，并不是“悔过自新”学说，而应当是“明体适用”学说。

从“悔过自新”到“明体适用”，李二曲完成了他全部思想体系的构筑。在这一过程中，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酿成社会动**根源的探究。然而，由于我国17世纪中叶经济发展水平，及为其所决定的自然科学和理论思维水平的限制，使他不可能准确地去把握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课题。虽然经过长期的痛苦摸索，但是他也只能够把问题归结于“人心”和“学术”。康熙十年，当李颙45岁时，他第一次表明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见解。他说：“天下之治乱，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学术之明晦。”又说：“大丈夫无心于斯世则已，苟有心斯世，须从大根本、大肯綮处下手，则事半而功倍，不劳而易举。夫天下之大根本，莫过于人心，天下之大肯綮，莫过于提醒天下之人心。然欲醒人心，惟在明学术，此在今日为匡时第一要务。”[21]从此，李颙便以“明学术，正人心”作为其“明体适用”学说的具体实践，在他的后半生，进行了执著的追求。

[1] 吴怀清：《李二曲先生年谱》卷1“三十岁”条。

[2] 吴开流：《李颙评传》，见《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4，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543页。

[3] 张密：《盩厔答问小引》，见李颙《二曲集》卷14。

[4] 李颙：《二曲集》卷14《盩厔答问跋》。

[5] 王心敬：《二曲集序》，见李颙《二曲集》卷首。

[6] 李颙：《二曲集》卷14《盩厔答问》。

[7] 李颙：《二曲集》卷15《富平答问》。

[8] 李颙：《二曲集》卷13《匡时要务》。

[9] 李颙：《二曲集》卷15《富平答问》。

[10] 李颙：《二曲集》卷14《盩厔答问跋》。

[11] 同上。

[12] 李颙：《四书反身录》卷1《大学》。

[13] 同上。

[14] 李颙：《二曲集》卷16《答王天如》。

[15] 李颙：《二曲集》卷8《读书次第》。

[16] 李颙：《二曲集》卷7《体用全学》。

[17] 同上。

[18] 李颙：《二曲集》卷7《体用全学》。

[19] 同上。

[20] 李颙：《二曲集》卷7《体用全学》。

[21] 李颙：《二曲集》卷12《匡时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