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二曲，名颙，字中孚，号二曲，一号惭夫，又自署二曲土室病夫，学者尊为二曲先生，陕西盩厔（今周至）人。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卒于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终年79岁。李二曲本传，载于《清史稿》卷480，《儒林》1，系据光绪间清国史馆所增辑之《国史儒林传》铺衍而成。原稿虽出近代著名学者缪荃孙先生之手，但未待《史稿》完书，筱珊先生已然作古。后遗稿辗转他人，于《史稿》付梓之前，又经金梁以己意加以删削。以致不惟旧传失实处未能加以是正，且因一意求简，又略其所不当略。结果乖违体例，对传主学术渊源及为学宗旨的介绍竟付阙如，更有旧传不误而改误者。兹举其大要，辩证如后。

（一）颙父“抉齿离家”说不可信

传载，明崇祯十五年，李颙父可从随陕西巡抚汪乔年军至河南“讨贼”，临行，抉一齿与颙母曰：“如不捷，吾当委骨沙场，子善教吾儿矣。”遂行。兵败，死之。颙母葬其齿，曰“齿塚”。[1]据考，此段文字源出旧传，而《国史儒林传》所据，既非李颙自述，亦非其弟子惠靇嗣所辑《二曲历年纪略》，而只是他人的渲染附会之词。

李可从“抉齿离家”说，始见于《盩厔李氏家传》。据云：“明季闯贼犯河南，朝议以汪公乔年督师剿贼，中军监纪同知孙公兆禄招壮士与俱。将行，壮士抉一齿留于家曰：‘我此行，誓不歼贼不生还。家无忆我，有齿在也’。”[2]此传出龚百药手，龚氏为江苏常州人，是李颙于康熙九年末、十年初讲学江南时所结识的友人。古人应死者后人之请，为死者撰写碑志传状，每多隐恶扬善，以致溢美失实。龚百药的《盩厔李氏家传》，即属此类文字。同样的文字，还见于李因笃所撰《襄城县义林述》。李因笃虽与李颙为挚友，且同为陕西人，但关于颙父抉齿事，则同样得于传闻。正如他在文中所述：“予尝闻盩厔有齿塚，盖壮士君既应募东征，将行，抉一齿与隐君之母彭。及隐君成母窀穸，奉齿合葬，而曰‘齿塚’。”[3]传闻之词，未经验证，本来就未可轻信，然而自龚、李二文出，抉齿说则不胫而走，广为引述。李颙故世，刘宗泗即据以记入《李二曲先生墓表》。后来又经雍乾间史家全祖望以《二曲先生窆石文》加以铺衍，遂成：“信吾（李可从字——引者）临发，抉一齿与其妇彭孺人曰：‘战危，事如不捷，吾当委骨沙场，子其善教儿矣’。”[4]

其实，钩稽二曲家世，当以其自述及弟子所记为准。而在上述问题中，就李颙及其弟子之所记，读者却丝毫觉察不到李可从“抉齿离家”的影子。关于“齿塚”事，惠靇嗣《二曲历年纪略》记为：“崇祯壬午二月，太翁随汪总制征闯贼于河南之襄城，师覆殉难。是时先生尚幼，母子不得凶问，犹日夜望其生还。及闯贼入关，乃始绝望。居恒披痛，思及襄城，流涕愿一往。以母在也难之，惟奉太翁遗齿，晨夕严事。母殁，奉以合葬，名曰‘齿塚’。”[5]这一段文字写得很平实，它至少可以说明两点，第一，李可从确有遗齿在家，但并不能据以判定就是离家前夕所抉；第二，埋葬可从遗齿者乃李颙，而非颙母。惠靇嗣与其师朝夕相处，亲承謦欬，其所记“齿塚”事应属最为可信。

至于李颙追忆其父的有关文字，诸如《祭父文》、《忌日祭文》以及《祷襄城县城隍文》和《与襄城令东峰张公书》等，不惟同样无“抉齿离家”的记载，而且与所谓抉齿壮别相反，倒更多的是慈父真情的实录。在《跋父手泽》中，他写道：“吾父崇祯十四年腊月二十四日离家，随邑侯孙公征贼河南。至省数日，虑颙为仇人所陷，托人寄书吾伯、吾舅，以致叮咛。”翌年二月十一日，抵达河南襄城之后，汪乔年部深陷重围。眼看城陷在即，时可从“与同侪泣语，深以颙幼弱无倚为痛。十七日城陷，竟及于难”[6]。颙父本一寻常百姓，应募从军，亦不过低级材官，揆诸情理，李颙之所记，恐怕比抉齿壮别的渲染就要可信得多。

在李可从离家投军的问题上，摆在史家面前的，就是这样两类很不相同的记载，如何别择去取，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史家治史的基本态度。清人修本朝史，不用惠靇嗣和李颙的记载，却选取了龚百药等人的渲染附会，显然不足取。《清史稿》以讹传讹，当然就更在其下了。

（二）“闭关谢客”说正误

传载：“康熙十八年，荐举博学鸿儒，称疾笃，舁床至省，水浆不入口，乃得予假。自是闭关，晏息土室，惟昆山顾炎武至则款之。”[7]此段记载，亦出旧传，稍有增删而已。考诸史实，疏失有二。清廷诏举博学鸿儒，事在康熙十七年正月，明载史册，班班可考。清《国史儒林传》之李颙本传所记，本属不误，而《清史稿》李颙本传则改作康熙十八年，显然是误改。同样，李颙“称疾笃，舁床至省”云云，《二曲历年纪略》亦系于康熙十七年，至于由西安返回避居地富平，则是同年八月十三日的事情。因此，《清史稿》所记之康熙十八年，应属误记。此其一。其二，李颙的“晏息土室”，虽确在康熙十八年以后，但所谓“惟昆山顾炎武至则款之”却与史实不符。据考，顾炎武与李颙相识，在康熙二年。是年秋，顾炎武西游秦晋，十月，抵达陕西盩厔，遂与李颙初次会晤。分手之后，人各东西，直到康熙十六年秋，顾氏二度入陕，又才得与避地富平的李颙再晤。翌年春，顾、李二人三晤于富平。此后，迄于康熙二十一年正月顾炎武在山西曲沃逝世，二人间并未再得谋面，唯有书札往复而已。因此，当李颙于康熙十八年秋返回盩厔故里，“晏息土室”之后，就根本不存在“惟昆山顾炎武至则款之”的事。

（三）避地富平非晚年

传载，李颙“晚年寓富平”。据此，则传主晚年似在富平安度。其实，此说甚不确。李颙避地富平，事当康熙十四年秋。此时三藩乱起，汉中已入叛军之手。一则因盩厔与之毗邻，再则又风闻“敌营咸颂先生风烈”[8]，为避兵祸，李颙遂应富平知县郭传芳之请，寄居于孟氏拟山堂。康熙十八年秋，三藩之乱已经指日可平，陕西全省复为清廷控制，他便自富平迁返故里。从此蕺影家园，杜门不出，迄于康熙四十四年逝世，并未再至富平。可见李颙的晚年是在盩厔度过的。而且避地富平的四年间，他不过五十岁上下，对一个得年79岁的人来说，50岁前后，自然不该称为晚年。

（四）因欲求简而致漏

李颙是清初学术界的卓然大家。《清史稿》本传既云：“是时，容城孙奇逢之学盛于北，余姚黄宗羲之学盛于南，与颙鼎足称三大儒。”那么理所当然，对于传主的学术渊源，基本主张和为学所得等，皆宜作些必要交代。唯有如此，也才符合作者在《儒林传序》中所说的“今为《儒林传》，未敢区分门径，惟期记述学术”[9]这一撰述宗旨。可是，李颙本传则未将这一宗旨贯彻始终。一如前述，该传系取舍旧传而成，旧传于上述诸点本有介绍，明确指出：“颙学亦出姚江”，“其学以尊德性为本体，以道问学为工夫，以悔过自新为始基，以静坐观心为入手。关学自冯从吾后渐替，颙日与其徒讲论不辍。”[10]这就是说，李颙之学既源出王阳明心学，又以王学为根基，走上了合会朱陆学术的道路，并试图以之去重振业已衰微的关学。所以，旧传又特别引述了李颙的如下主张：“学者当先观陆九渊、杨简、王守仁、陈献章之书，阐明心性，然后取二程、朱子以及吴与弼、薛琯、吕柟、罗钦顺之书，以尽践履之功。”在论及李颙思想的演变次第时，旧传还指出：“初有志济世，著《帝学宏纲》、《经筵僭拟》、《经世蠡测》、《时务急著》等书，既而尽焚其稿。又著《十三经注疏纠缪》、《廿一史纠缪》、《易说》、《象数蠡测》，亦谓无当身心，不以示人。”[11]这些记载，提纲挈领，堪称允当。然而，《清史稿》李颙本传则概行删除，以致使传主的学术渊源、基本主张和为学次第等，皆付阙如。这不能不说是该传的一个重要疏漏。

[1] 《清史稿》卷480《李颙传》。

[2] 龚百药：《盩厔李氏家传》，见李颙《二曲集》卷25《家乘一》。

[3] 李因笃：《受祺堂文集》卷4《襄城县义林述》。

[4]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2《二曲先生窆石文》。

[5] 惠靇嗣：《二曲先生历年纪略》“康熙九年庚戌”条。

[6] 李颙：《二曲集》卷19《跋父手泽》。

[7] 《清史稿》卷480《李颙传》。

[8] 惠靇嗣：《二曲先生历年纪略》“康熙十四年乙卯”条。

[9] 《清史稿》卷480《儒林传序》。

[10] （光绪）《国史儒林传》之《李颙本传》，转引自吴怀清《李二曲先生年谱》附录。此传与阮元《儒林传稿》及缪荃孙《国史儒林传叙录》文字略有异同。

[11] （光绪）《国史儒林传》之《李颙本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