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是一个治学领域博大的学者，他虽耻为“文人”，一生也不轻易作诗，但是在文学上却很有造诣。尤其是他立足现实的文学思想，更多具探讨价值。只是这方面的心得，为他在经学、史学、音韵学等方面的成就所掩，以至于往往为论者所忽略。

顾炎武是从科举制度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人。他在青少年时代，角逐科场，也曾经置身于文士之列，“注虫鱼，吟风月”[1]，“为雕虫篆刻之计”[2]。然而，身历明清更迭的社会大动**。当他弃绝科举帖括之学后，便断然一改旧习，以“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3]自誓，力倡：“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4]树立了文以经世的文学观。

顾炎武的文学观，体现在他的文章写作上，便是“文须有益于天下”主张的提出。他说：“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5]这一主张，正是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在文学领域的集中反映，也是他中年以后从事文学活动的立足点。由此出发，顾炎武服膺唐代著名文学家白居易关于“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把文章的写作视为一种救世的手段。他指出：“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6]因而顾炎武对自己的文章要求极高，“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7]。

顾炎武力倡“文不贵多而在精”的观点，反对追逐浮名虚誉、急功近利的做法，主张为文严谨，精益求精。他说：“二汉文人所著绝少，史于其传末每云，所著凡若干篇。惟董仲舒至百三十篇，而其余不过五六十篇，或十数篇，或三四篇。史之录其数，盖称之，非少之也。乃今人著作，则以多为富。夫多则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其不传宜矣。”[8]

顾炎武认为，“速于成书，躁于求名”，是学者的大忌。他就此总结说：“宋人书，如司马温公《资治通鉴》、马贵与《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而其中小有舛漏，尚亦不免。若后人之书，愈多而愈舛漏，愈速而愈不传。所以然者，其视成书太易，而急于求名故也。”[9]

难能可贵的是，顾炎武既是如此说，也是如此去做的。在他留存的文集中，不惟“乙酉四论”以及《郡县论》、《生员论》、《钱粮论》等，都是切中时弊，早有定评的优秀篇章。而且诸如《吴同初行状》、《书吴潘二子事》等叙事文章，乃至《病起与蓟门当事书》等短篇书札，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他的这些文章，文字淳朴，不事雕琢，于知人论世大有裨益，完全可以作为史料来运用。读顾炎武的文集，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很有个性的特点。同当时的许多学者不一样，他极少去写那些为死者称颂功德的应酬文字。他曾经说过：“《宋史》言，刘忠肃每戒子弟曰：‘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命为文人，无足观矣。’仆自一读此言，便绝应酬文字。所以养其器识而不堕于文人也。”[10]陕西周至学者李颙，是顾炎武北游以后结识的友人，他们一见如故，砥砺气节，同样以操志高洁名著于世。可是，就连李颙请顾炎武为其母写一篇祠记，也为他所婉言谢绝。后来，顾炎武在谈及此事时解释道：“中孚为其先妣求传再三，终已辞之。盖止为一人一家之事，而无关经术政理之大，则不作也。”[11]在中国文学史上，韩愈是所谓“文起八代之衰”的卓然大家，但是顾炎武也因为韩愈作了“无关于经术政理”的应酬文章，而对之持保留态度。他说：“韩文公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12]

顾炎武不仅拒绝作应酬文章，而且针对长期以来文学中存在的拟古弊病，进行了有力的抨击。他指出：“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13]因此他断言：“效《楚辞》者必不如《楚辞》，效《七发》者必不如《七发》。盖其意中先有一人在前，既恐失之，而其笔力复不能自遂。此寿陵余子学步邯郸之说也。”[14]为了挽救毫无生气的拟古之风，顾炎武还从文学史的角度，通过梳理文学形式变迁的源流，论证拟古是没有出路的。他说：“《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用一代之体，则必似一代之文，而后为合格。”[15]这就是说，每一个时代的文学，都有各自的风格，文学形式必然随着时代的演进而变迁。这样的文学主张，无疑是符合文学史发展实际的。有鉴于此，顾炎武把“文人求古”视为文学中的病态。他指出：“今之不能为二汉，犹二汉不能为《尚书》、《左氏》。乃剿取《史》、《汉》中文法以为古，甚者猎其一二字句用之于文，殊为不称。”[16]在与友人讨论诗文的一篇书札中，顾炎武对收信人的一味摹仿古人作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君诗之病在于有杜，君文之病在于有韩、欧。有此蹊径于胸中，便终身不脱依傍二字，断不能登峰造极。”[17]

顾炎武立足现实的文学观，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上，则是“诗主性情，不贵奇巧”[18]。同拒绝作应酬文章一样，顾炎武也不愿意去写那些无病呻吟的赋闲诗。他十分赞成葛洪在《抱朴子》中对诗的看法，即“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誉，故有损而贱”[19]。因而对当时文化人以诗歌标榜的习气，顾炎武至为鄙夷。他说：“若每一作诗，辄相推重，是昔人标榜之习，而大雅君子所弗为也。”[20]对诗歌创作中的拟古之风，他也作了坚决的否定，指出：“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知此者，可与言诗也已矣。”[21]

由于顾炎武在诗歌创作上的现实主义精神，因而他在不同时期所写的诗，尽管激发诗人感情的客观环境各异，然而感时抚事，直抒胸臆，无一不是他真实性情的抒发。惟其真实，所以当明清易代之际，他所写的《感事》、《京口即事》、《千里》、《秋山》等诗，既有对明末腐败政治的揭露，又有对抗清将帅的讴歌，还有对清军铁蹄**的控诉。沉雄悲壮，朴实感人。北游之后，迄于逝世，他“生无一锥土，常有四海心”[22]。在这一时期，他的诗歌创作，则多是眷恋故国、关怀民生心境的真实写照，苍劲沉郁，颇得杜甫遗风。在顾炎武的笔下，寄寓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他的《夏日》诗写道：“未省答天心，且望除民患。《黍苗》不作歌，《硕鼠》徒兴叹。”[23]他憧憬着“四海皆农桑，弦歌遍井闾”[24]的太平盛世，表示：“愿作劝农官，巡行比陈靖。畎浍遍中原，粒食诒百姓。”[25]

顾炎武的诗歌创作，始终牢牢地立足于社会现实。同他的文章一样，他的诗既可证史，同时也是其经世致用实学思想的反映。晚清，徐嘉为顾炎武诗作笺注，指出：“其诗沉郁淡雅，副贰史乘”，“实为一代诗史，踵美少陵”。[26]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中肯的。

[1] 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

[2] 顾炎武：《亭林余集·与陆桴亭札》。

[3]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二十三》。

[4]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二十五》。

[5] 顾炎武：《日知录》卷19《文须有益于天下》。

[6] 顾炎武：《日知录》卷19《直言》。

[7]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三》。

[8] 顾炎武：《日知录》卷19《文不贵多》。

[9] 顾炎武：《日知录》卷19《著书之难》。

[10]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十八》。

[11]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十八》。

[12] 同上。

[13] 顾炎武：《日知录》卷19《文人摹仿之病》。

[14] 同上。

[15] 顾炎武：《日知录》卷21《诗体代降》。

[16] 顾炎武：《日知录》卷19《文人求古之病》。

[17]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十七》。

[18] 顾炎武：《日知录》卷21《古人用韵不过十字》。

[19] 顾炎武：《日知录》卷21《作诗之旨》。

[20]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答李子德书》。

[21] 顾炎武：《日知录》卷21《诗体代降》。

[22] 顾炎武：《亭林诗集》卷3《秋雨》。

[23] 顾炎武：《亭林诗集》卷4《夏日》。

[24] 顾炎武：《亭林诗集》卷5《岁暮》。

[25] 顾炎武：《亭林诗集》卷1《常熟县耿橘水利书》。

[26] 徐嘉：《顾亭林诗笺注》卷首《序》、《凡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