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以来，在日趋高涨的经世思潮中，扭转空疏学风，是当时学术界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课题。在明亡前的三四十年间，经过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一时学风已开始向健实方向转化。顾炎武继起，以“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为学主张和锲而不舍的学术实践，为转变明季空疏学风，开启清初实学先路，作出了积极贡献，使他成为清初务实学风的倡导者。

顾炎武学风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学习、努力实践、锲而不舍的长期探索过程。其学风概言之，就是崇实致用。所谓崇实，就是摒弃“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之以“修己治人之实学”，“鄙俗学而求《六经》”，“以务本原之学”。所谓致用，就是不惟学以修身，而且更要以之经世济民，探索“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顾炎武以一生的学术实践表明，崇实不以致用为依归，难免流于迂阔；致用不以崇实为根据，更会堕入空疏。用他的话来讲，这就叫做“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圣人之道”。

“博学于文”、“行己有耻”都是传统的儒家观点，是孔子在不同的场合答复门人问难时，所提出的为学为人主张，分别见于《论语·颜渊篇》和《子路篇》。然而，把这两个主张合而为一，则是顾炎武的创造，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明清更迭的时代内容。针对王学末流“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的空疏学风，顾炎武重申了“博学于文”的为学主张。他说：“君子博学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国天下，制之为度数，发之为音容，莫非文也。”[1]这里所说的文，绝不仅仅限于文字、文章之文，而是人文，是包含着广泛内容的社会知识。鉴于晚明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当明清易代之时，“反颜事仇”[2]，顾炎武又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并提，以之为“圣人之道”来大力提倡。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故曰‘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呜呼！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非好古而多闻，则为空虚之学。以无本之人而讲空虚之学，吾见其日从事于圣人而去之弥远也。”[3]强调做讲求廉耻的有本之人，治好古多闻的务实之学，这正是顾炎武学风的出发点。

顾炎武一生为学，反对内向的主观学问，主张外向的务实学问。他说：“自宋以下，一二贤智之徒，病汉人训诂之学，得其粗迹，务矫之以归于内，而‘达道’、‘达德’、‘九经’、‘三重’之事，置之不论。此真所谓‘告子未尝知义’者也。”[4]又说：“仁与礼，未有不学问而能明者也。”[5]顾炎武不惟主张读书，而且还提倡走出门户，到实践中去。他说：“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独学无友，则孤陋而难成；久处一方，则习染而不自觉。不幸而在穷僻之域，无车马之资，犹当博学审问，古人与稽，以求是非之所在，庶几可得十之五六。若既不出户，又不读书，则是面墙之士，虽子羔、原宪之贤，终无济于天下。”[6]崇尚实际、提倡向外的务实学问，成为顾炎武为学的一个突出特色。道光间，唐鉴著《清学案小识》，将顾炎武归入程朱理学的“翼道学案”，说：“先生之为通儒，人人能言之，而不知先生之所以通，不在外而在内，不在制度典礼，而在学问思辨也。”[7]这样的论断，与顾炎武的为学风尚南辕北辙，实在是强人就我的门户之见。事实上，顾炎武的崇实致用之学，断非汉学、宋学所可拘囿。同强他入汉学藩篱一样，把他强入宋学门墙也是不妥当的。

与崇尚实际、提倡外向的务实学问相一致，顾炎武的学术实践充满了求实的精神。这种求实的独立风格，在顾炎武的经学研究中，得到了集中的反映。

“信古而阙疑”，这是顾炎武经学研究的根本态度。他说：“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固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8]由此出发，顾炎武对宋明以来轻疑经文，甚至妄意删改的风气作了批评。他说：“近代之人，其于诸经卤莽灭裂，不及昔人远甚。又无先儒为据依，而师心妄作，刊传记未已也，进而议圣经矣；更章句未已也，进而改文字矣。此陆游所致慨于宋人，而今且弥甚。徐枋有言：‘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寝以成俗。’呜呼，此学者所宜深戒。”[9]但是信古并不是泥古。在顾炎武看来，经学是很平实的学问，六经实在就是古代的史籍。他说：“《诗》之次序犹《春秋》之年月，夫子因其旧文，述而不作也。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宗庙。鲁之颂，颂其君而已，而列之周颂之后者，鲁人谓之颂也。世儒谓夫子尊鲁而进之为颂，是不然。鲁人谓之颂，夫子安得不谓之颂乎，为下不倍也。《春秋》书公、书郊禘亦同此义。孟子曰：‘其文则史’，不独《春秋》也，虽六经皆然。今人以为圣人作书，必有惊世绝俗之见，此是以私心待圣人。”[10]能拨去罩在六经之上的“惊世绝俗”外衣，还其以平实史籍的本来面目，顾炎武这样的见解确实是卓越的。后世乾嘉学者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显然是从顾炎武的主张中获取了有益的启示。

顾炎武把“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作为治学座右铭。他说：“子书自孟、荀之外，如老、庄、管、商、申、韩，皆自成一家言。至《吕氏春秋》、《淮南子》，则不能自成，故取诸子之言汇而为书，此子书之一变也。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必古人之所未及就，后世之所不可无而后为之，庶乎其传也欤。”[11]因此，他极端鄙弃剽窃他人成果的龌龊行径，他说：“汉人好以自作之书而托为古人，张霸《百二尚书》、卫宏《诗序》之类是也。晋以下之人，则有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郭象《庄子注》、何法盛《晋中兴书》之类是也。若有明一代之人，其所著书无非窃盗而已。”[12]顾炎武萃一生心力所结撰的《日知录》，便是这一严谨学风的极好说明。关于这一点，他自己写道：“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13]所以，一部32卷的《日知录》，尽管征引他人论述占至全书十之七八，自我见解不过十之二三，然而，却不但绝无丝毫掠美之嫌，而且处处显出作者求实创新的学风来。无怪乎《四库提要》要赞许《日知录》“网罗四部，熔铸群言”[14]，“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15]。

顾炎武的务实学风，其落脚之点就是要经世致用。他一生广泛地涉足于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和舆地诗文之学，其目的甚为明显，就是为了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对自己所生活的社会能有所作为。这就是他在致其门人潘耒的书札中所说的“志”。他说：“凡今之所以为学者，为利而已，科举是也。其进于此，而为文辞著书一切可传之事者，为名而已，有明三百年之文人是也。君子之为学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之。……故先告之志以立其本。”[16]正是有这种经世致用之志于胸中，所以顾炎武一生为学能与日俱进，对当代及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顾炎武一生拳拳于《日知录》的写作，只是为了“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17]。他之所以历时30余年，潜心研治古音学，是因为他认为，“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18]，而音韵之学又正是“一道德而同风俗者又不敢略”[19]的大事。他的究心经史，是因为在他看来，“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儒家经典乃是平实的史籍，无非“天下后世用以治人之书”[20]。

清朝260余年间，学风曾几经变化。其间尽管有汉宋学术的纷争，有经今古文学的颉颃，然而顾炎武务实学风的影响，却是始终有辙迹可寻的。清朝初年，是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诸大师为代表的经世致用的健实学风。清初诸儒之学，以博大为其特色，一代学术门径，皆于此时奠定根基。然而就为学风尚的影响而言，还是当推顾炎武为最。王夫之的晚年僻居穷乡，潜心编纂，其著述在他去世百余年后才得大行于世，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他对清初学术界的影响。黄宗羲虽名重朝野，但其晚年也是局处故土，不敢渡江，这同样限制了他予当时学术界以更深刻的影响。顾炎武则不同，他自45岁即弃家北游，迄于70岁逝世，一直辗转于中原大地。同现实生活的密切结合，使他的著述体现出强烈的时代感，《日知录》尚在结撰过程中，即“因友人多欲抄写，患不能给”[21]。其影响可见一斑。北游20余年间，与其交往者，除昔日南方学术界好友归庄、张弨、王锡阐等人外，还有名儒孙奇逢、傅山、李颙、朱彝尊、屈大均，以及阎若璩、张尔岐、吴任臣、李因笃、王弘撰、马骕等等。与南北学者的广泛交游，不但加速了顾炎武学问的成熟过程，而且对他学风的传播，也是不无益处的。阎若璩虽号称“博极群书，睥睨一代”，而对顾炎武则依然有“读书种子”之称。在悼念黄宗羲的《南雷黄氏哀辞》中，阎若璩说：“当发未躁时，即爱从海内读书者游。博而能精，上下五百年，纵横一万里，仅仅得三人焉：曰钱牧斋宗伯也，曰顾亭林处士也，及先生而三之。先生之亡，上距牧斋薨已三十有二年，即亭林殁亦且十四五年。盖至是而海内读书种子尽矣。”[22]如此肯定顾、黄二人在清初学术界的地位，无疑是实事求是的。

顾炎武暮年的经历，使他的学术风尚得以较黄、王二人要深刻地影响于当世。他严谨健实的学风，经世治用的治学宗旨，朴实归纳的为学方法，诸多学术门径的开拓，以及对明季空疏学风斩钉截铁般的抨击，与其傲岸的人格相辉映，同样使他对后世学风的影响要较黄、王二人深刻、广泛。而且清初政治局势的演变，也为此提供了客观的依据。康熙中叶以后，明末的空疏不学之风，经过清初诸儒的**涤，已为历史的陈迹。健实的学风形成了，治学的门径辟启了，为学的方法开创了。与顾、黄、王同时而稍后的阎若璩、胡渭、毛奇龄等人，其为学汲汲于名物的考究、文字的训诂、典章制度的钩稽，依然走的是朴实的路子。可是，随着清廷封建文化专制的日益加剧，他们却也渐渐地把经世致用的思想撇开了。此时的学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迁，已经在酝酿一个实质性的转变。雍乾两朝，封建文化专制尤为酷烈，文字狱遍于国中，社会的现实问题，成为知识界不得问津的禁地。清廷给他们提供的，就是埋头故纸、远离世事的唯一选择。乾嘉汉学家，无论是以汉《易》为家学的惠氏祖孙，还是继之以起的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他们皆继承了顾炎武“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治经方法论，沿着他所开启的学术路径，作出了超迈前代的成就。然而，顾炎武为学的崇实致用之风，却被他们割裂为二，取其小而舍其大，把一时学风导向了纯考据的狭路。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实学思想，至此烟消云散，继响无人，徒然留下了朴实考据的躯壳。是为清代学风之一变。

嘉道之世，汉学偏枯。为学问而学问，为考据而考据，烦琐饾饤，呫哦吟哔，实已濒临末路。在日益加剧的社会危机之中，文网无形松弛，今文经学若异军突起，代考据学而兴。庄存与、孔广森首倡于前，刘逢禄出为之一振，及至龚自珍、魏源而大盛。清代学风至此再变。同光两朝，《春秋》公羊学日渐深入朝野，康有为、梁启超大张其帜，倡变法以图强，将其推向了高峰。在自清中叶崛起，直到戊戌变法失败而渐趋沉寂的清代今文经学盛衰史中，今文经学诸大师的为学风尚，虽然与顾炎武不尽相同，然而为学以经世这一精神却后先相承。正如身历其境的梁启超先生所论：“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23]清末，汉学于山穷水尽之中，得俞樾、孙诒让两大师坚守壁垒，居然又作出了值得称道的成就。尤其是章炳麟，重倡顾炎武经世致用之学，用以服务于反抗清廷的政治斗争，使炎武学风在晚清放出异样光彩。当然，如同顾炎武的思想和学风一样，章太炎先生的思想和学风也远非汉学所能拘囿。正当晚清学风再变之际，清廷的统治也在辛亥革命的硝烟之中寿终正寝了。

顾炎武的学风及其所体现的实学思想，同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及经学、史学、文学等思想，皆有着明显的“法古”倾向。所以，他津津乐道其先祖遗训：“著书不如钞书。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古人也。”[24]事实上，这与其说是顾炎武的家训，倒不如说就是自己的主张。因为他一生的为学，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这种主张的实践。尽管这种主张是针对明末的空疏不学，有所为而发，自有其立论的依据，也有其补偏救弊的积极一面。然而唯古唯是的倾向，却是不值得肯定的。后世乾嘉汉学的偏枯，也无论如何不能排除这一主张的消极影响。譬如，顾炎武著《音学五书》，试图“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25]，显然就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泥古之见。乾隆初，古学复兴，惠栋著《易汉学》、《九经古义》，唯汉是尊，唯古是信，无疑正是这种泥古倾向的膨胀。再如顾炎武晚年的“笃志经史”，固然是为了“引古筹今”，“鉴往所以训今”，与乾嘉学派的自考古始迄考古终大异其趣，然而也无可掩饰地含有保持晚节、全身远祸之意。乾嘉汉学家的远离世事，唯以经史为务，从顾炎武晚年的为学中，还是接受了消极影响的。

顾炎武的务实学风，尽管存在若干消极因素，有其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但是其基本方面是值得肯定的，在整个清代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后世学者或是继承了他的为学方法，或是发扬了他的治学精神，沿着他所开辟的路径走去，不仅演成乾嘉学术的鼎盛局面，而且也取得了清代学术文化多方面的成果。作为一个开风气者，如同黄宗羲、王夫之诸大师一样，顾炎武的创辟之功是确然不拔的。

[1] 顾炎武：《日知录》卷7《博学于文》。

[2] 顾炎武：《日知录》卷13《降臣》。

[3]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学书》。

[4] 顾炎武：《日知录》卷7《行吾敬故谓之内也》。

[5] 顾炎武：《日知录》卷7《求其放心》。

[6]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一》。

[7] 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3《翼道学案》。

[8] 顾炎武：《日知录》卷2《丰熙伪尚书》。

[9] 同上。

[10] 顾炎武：《日知录》卷3《鲁颂商颂》。

[11] 顾炎武：《日知录》卷19《著书之难》。

[12] 顾炎武：《日知录》卷18《窃书》。

[13] 顾炎武：《〈日知录〉自记》，见黄汝诚《日知录集释》卷首。

[14]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29《子部》39《杂家类存目》6《杂说下·蒿庵闲话》。

[15]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29《子部》29《杂家类》3《日知录》。

[16] 顾炎武：《亭林余集·与潘次耕札》。

[17]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2《初刻日知录自序》。

[18]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九》。

[19]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2《音学五书序》。

[20]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三》。

[21]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2《初刻日知录自序》。

[22] 阎若璩：《潜丘札记》卷4《南雷黄氏哀辞》。

[2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10页。

[24]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2《钞书自序》。

[25] 顾炎武：《音学五书》卷首《自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