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治史，贯通古今，具有引古筹今的鲜明特色。他在《答徐甥公肃书》中说：“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训今。”[1]作史者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论，要“于序事中寓论断”[2]，而非凭空而发。因此，他称赞《史记》叙事论断相得益彰，成为中国古代史书的楷模。

对于史书的体例，顾炎武极其强调表、志的作用。在《日知录》中，他引述友人朱鹤龄的主张道：“《史记》帝纪之后，即有十表、八书。表以纪治乱兴亡之大略，书以纪制度沿革之大端。班固改书为志，而年表视《史记》加详焉。”[3]顾炎武认为，陈寿《三国志》、范晔《后汉书》，不立表、志是一大缺憾。“不知作史无表，则立传不得不多，传愈多，文愈繁，而事迹或反遗漏而不举”[4]。顾炎武自己读史籍时，也常用列表的方法来理顺纷繁的历史事件。他说：“比日偶阅四史，因自混一之年，以迄厓山之岁，编成年表，较渔仲尤为简略。”[5]

顾炎武认为，史籍的编纂，要能堪称信史而取信于后世，一个根本点就在于征实去伪。他把“据事直书”视为“万世作史之准绳”。在《日知录》中论及明末《三朝要典》，于此有过集中阐述。他说：“门户之人，其立言之指，各有所借，章奏之文，互有是非。作史者两收而并存之，则后之君子如执镜以照物，无所逃其形矣。褊心之辈，谬加笔削，于此之党，则存其是者，去其非者；于彼之党，则存其非者，去其是者。于是言者之情隐，而单辞得以胜之。且如《要典》一书，其名未必尽非，而其意别有所为。继此之为书者犹是也。此国论之所以未平，而百世之下难乎其信史也。崇祯帝批讲官李明睿之疏曰：‘纂修《实录》之法，惟在据事直书，则是非互见。’大哉王言，其万世作史之准绳乎？”[6]因此，顾炎武在治史过程中，极为重视史料的可靠性。即以他对于明史的研究而论，他就十分注意《实录》和《邸报》的史料价值。《日知录》曾大量地征引明历朝实录，与友朋论究史事曲直，也多以实录为据。作为明廷档案文献的《邸报》，顾炎武就更加重视了。他长期究心明代史事，早年曾对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至崇祯元年（1628年）间的《邸报》，做过认真研究。因为《崇祯实录》的未及修纂，加以明清更迭所带来的若干避忌，顾炎武主张，撰写明末史事，尤其是崇祯朝的历史，“止可以《邸报》为本”[7]。对于《日知录》中所涉及明季史事，他也表示：“所谭兴革之故，须俟阅完《实录》，并崇祯《邸报》一看，然后古今之事，始大备而无憾也。”[8]同强调史料的真实可靠性相一致，顾炎武高度评价了孔子治史的“多闻阙疑”精神。他说：“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史之阙文，圣人不敢益也。……子不云乎：‘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岂特告子张乎？修《春秋》之法，亦不过此。”[9]由此出发，对明清之际改窜历史的恶劣行径，他严词予以斥责，指出：“予尝亲见大臣之子，追改其父之疏草，而刻之以欺其人者。欲使盖棺之后，重为奋笔之文，逭遗议于后人，侈先见于前事。其为诬罔，甚于唐时。故志之于书，俾作史之君子，详察而严斥之也。”[10]因而他一再主张，撰修《明史》，应当“惟是章奏是非同异之论，两造并存，而自外所闻，别用传疑之例”[11]。“一切存之，无轻删抹，而微其论断之辞，以待后人之自定”[12]。

顾炎武在治史过程中，十分注意证据与调查研究。他的弟子潘耒总结其治史业绩时说：“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13]又说：“有一独见，援古证今。”[14]顾氏善于采用类比的归纳法，通过排比同类史料，从而得出结论。例如《日知录》的《名以同事而晦》条云：“《吕氏春秋》言：‘秦穆公兴师以袭郑，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奚施将西市于周，遽使奚施归告，及矫郑伯之命，以十二牛劳师，是奚施为弦高之友。’而《左氏传》不载。《淮南子》言：‘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宋玉《笛赋》，亦以荆卿、宋意并称。是宋意为高渐离之侣，而《战国策》、《史记》不载。”[15]这种归纳研究的方法，为尔后学者普遍采用，如崔述的《考信录》、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等皆是。

[1]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6《答徐甥公肃书》。

[2] 顾炎武：《日知录》卷26《史记·于序事中寓论断》。

[3] 顾炎武：《日知录》卷26《作史不立表志》。

[4] 同上。

[5] 顾炎武：《菰中随笔》。

[6] 顾炎武：《日知录》卷18《三朝要典》。

[7]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与公肃甥书》。

[8] 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1《答公肃甥》。

[9] 顾炎武：《日知录》卷4《春秋阙疑之书》。

[10] 顾炎武：《日知录》卷18《密疏》。

[11]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与公肃甥书》。

[12]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次耕书》。

[13] 潘耒：《遂初堂集》卷6《日知录序》。

[14] 同上。

[15] 顾炎武：《日知录》卷25《名以同事而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