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以来，王阳明心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没落，客观地提出了建立新的学术形态的课题。所以在明清之际日趋高涨的实学思潮中，不仅出现了出于王学而非难王学，或由王学返归朱学的现象，而且也出现了对整个宋明理学进行批判的趋势。顾炎武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对宋明理学的批判中，建立起他的以经学济理学之穷的思想。
顾炎武对宋明理学的批判，是以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为出发点的，因而其锋芒所向，首先便是王阳明心学。在他看来，明末的“神州**覆，宗社丘墟”，正是王学空谈误国的结果。他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未得其精而已遗其粗，未究其本而先辞其末。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覆，宗社丘墟。”[1]固然把明朝的灭亡归咎于王学，与历史实际相去甚远，但是顾炎武在这里对王学末流的鞭挞，以及他所阐述的“空谈误国”的道理，却又无疑是正确的。由于顾炎武对晚明心学的泛滥深恶痛绝，因此为了从根本上否定心学，他不仅从学术史角度对这一学说追根寻源，而且把心学同魏晋清谈并提，认为其罪“深于桀纣”[2]。
既然心学之罪深于桀纣，“不学则借一贯之言以文其陋，无行则逃之性命之乡以使人不可诘”[3]。所以顾炎武进而着力地去剥下它的神圣外衣，将其与禅学间的联系无情地揭剔出来。他指出心学是内释外儒之学，而“孔门未有专用心于内之说”。认为：“古之圣人所以教人之说，其行在孝弟忠信，其职在洒扫、应对、进退，其文在《诗》、《书》、《礼》、《易》、《春秋》，其用之身在出处、去就、交际，其施之天下在政令、教化、刑罚。虽其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亦有体用之分，然并无用心于内之说。”[4]在他看来：“今之所谓内学，则又不在图谶之书，而移之释氏矣。”[5]因此顾炎武引明人唐伯元（字仁卿）的《答人书》所述为同调，重申：“古有好学，不闻好心，心学二字，《六经》、孔孟所不道。”[6]他尤其赞成宋末学者黄震对心学的指斥：“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二字，而直谓即心是道。盖陷于禅学，而不自知其去尧、舜、禹授受天下之本旨远矣。”[7]这就说明，心学并非儒学正统，它不符合孔孟之论，实际上就是老庄之学，是禅学。既然如此，心学当然就应予摒弃。
宇宙的本体是什么？程朱学派认为是理，陆王心学归结为心。程颐说：“道则自然生万物。”[10]朱熹说得更直截：“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11]陆九渊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12]王守仁承袭陆九渊的观点，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13]在这个问题上，顾炎武与程朱陆王皆异其旨趣，他站在张载一边，服膺气本论的主张。他说：“张子《正蒙》有云，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14]而且顾炎武还引述明人邵宝《简端录》之说，以彰明自己对宇宙本原的见解。他写道：“邵氏《简端录》曰，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唯物也，故散必于其所聚；唯变也，故聚不必于其所散。是故气以气聚，散以气散。昧于散者，其说也佛；荒于聚者，其说也仙。”从而得出了他的“盈天地之间者气也”[15]的结论。
宋明数百年间，理学家把封建的仁义礼智、纲常伦理本体化为“天理”，并据以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成为束缚人们思想的桎梏。顾炎武于此，虽未进行正面驳议，但他认为：“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为之禁，非为弗禁，且从而恤之，建国亲侯，胙土命氏，画井分田。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16]类似的主张，还见于他的《郡县论》。顾炎武认为：“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其常情也。”他说：“天下之私，天子之公也。”“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17]这里，顾炎武虽然是在为封建统治者说法，但是他能论证人的私情存在的合理性，甚至把它作为“天子之公”的前提，这显然是与理学传统背道而驰的。
格物穷理，这是程朱派理学家的不二法门。顾炎武也讲“格物致知”，然而他却在旧的躯壳之中，充实进新的时代内容。他说：“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末矣。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18]何谓“当务之急”？根据他的一贯主张，既不是“鸟兽草木”，也不是“性与天道”，而是“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是“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样的格物观表明，它既不同于王守仁的“致良知”，也不同于朱熹的“穷理”，顾炎武实已冲破理学樊篱，将视野扩展到广阔的社会现实中去了。
面临以什么学术形态去取代心学的抉择，顾炎武虽然没有走向朱学复归的老路，但是，历史的局限，却又使他无法找到比理学更为高级的思维形式。于是他只好回到传统的儒家学说中去，选择了复兴经学的途径。
作为心性空谈的对立物，在晚明的学术界，已经出现了“通经学古”的经学倡导。此风由嘉靖、隆庆间学者归有光开其端，中经焦竑、陈第诸人畅其流，至崇祯间钱谦益、张溥、张采辈张大其说，“兴复古学”遂成日趋强劲的学术潮流，从而为顾炎武的复兴经学开启了先路。
顾炎武正是沿着明季先行者的足迹，去为复兴经学而努力的。在致友人施闰章的书札中，他鲜明地提出了“理学，经学也”的主张，指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矣。’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较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19]顾炎武把经学视为儒学正统，在他看来，不去钻研儒家经典，而沉溺于理学家的语录，就叫做学不知本。因此他呼吁“鄙俗学而求《六经》”，号召人们去“务本原之学”。[20]如同钱谦益一样，顾炎武也主张“治经复汉”。他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指。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也。”[21]
顾炎武的这些主张，其立意甚为清楚，无非是要说明，古代理学的本来面目，其实就是朴实的经学，也就是尔后雍乾间学者全祖望所归纳的“经学即理学”[22]，只是后来让释道诸学渗入而禅学化了。所以，顾炎武认为应当张扬经学，在经学中去谈义理，这才叫“务本原之学”。于是乎心学也罢，理学也罢，统统作为“不知本”的“后儒”之学而被摒弃了。
在具体的经学研究中，顾炎武提出了“信古而阙疑”的治经原则。他说：“《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故不能无错误，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也。”[23]根据这一原则，他的经学实践不盲从，不依傍，信其所当信，疑其所当疑，体现了为学的务实风格。譬如他的《周易》研究，既肯定程颐《易传》和朱熹《周易本义》，主张“复程朱之书以存《易》”，又强调“当各自为本”，不可“专用《本义》”，而于《程传》“弃去不读”。[24]同时对宋明《易》说的比附穿凿，顾炎武则多所驳斥。他直斥陈抟、邵雍的《易》说为“方术之书”、“道家之易”[25]，是“强孔子之书以就己之说”[26]。对于聚讼纷纭的《尚书》，顾炎武判定“《泰誓》之文出于魏晋间人之伪撰”，他指出：“今之《尚书》，其今文、古文皆有之三十三篇，固杂取伏生、安国之文，而二十五篇之出于梅赜，《舜典》二十八字之出于姚方兴，又合而一之。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于今日而益验之矣。”[27]诸经之中，顾炎武于《春秋》研究最深。他博稽载籍，除将其研究成果收入《日知录》之外，还专门写了一部《左传杜解补正》。按照经今古文学的分野，《左传》是古文家的路数，而《公羊传》则属今文，《穀梁传》虽其说不一，然亦多归之于今文经学之类。顾炎武治《春秋》，却破除今古文壁垒，博采三家之长，兼取后儒所得。他说：“若经文大义，左氏不能尽得，而公、穀得之，公、穀不能尽得，而啖、赵及宋儒得之，则别记之于书。”[28]对于宋明以来多所讥刺的唐人啖助的《春秋》研究，顾炎武独加称许。他不同意所谓啖助“不本所承，自用名学”，“谓后生诡辩为助所阶”之说，认为：“啖助之于《春秋》，卓越三家，多有独得。”[29]所以，他的《春秋》研究深为后人重视，被评为“扫除门户，能持是非之平”[30]。
宋明以来，理学家轻视训诂声音之学，古音学不绝如缕，若断若续。由于古音学的不讲，故而后世往往有率臆改经之病。顾炎武认为，治经学而不通音韵文字，则无以入门，于是他提出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31]的经学方法论。由此出发，潜心于古音学研究，经过30余年的努力，终于写成《音学五书》这样一部中国音韵学史上继往开来的著作。顾炎武的古音学研究，尽管师承有自，从宋人吴棫、郑庠，尤其是明人陈第等的著述中，均获致不少有益启示，但是由于他能实事求是地进行独立研究，因而在音学演变源流的审订、古韵部类的离析诸方面，皆能光大陈第之所得，是正吴棫之谬误，从而取得创获性的成果。南宋以来，于《诗经》随意叶读的积习，至此一一廓清。顾炎武亦以此书赢得一代音韵学开派宗师的地位。
顾炎武复兴经学的努力，“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的为学方法论的倡导，以及“治经复汉”的主张，登高一呼，回声四起，迅速激起共鸣。康熙中叶以后，治经“信古”而“求是”，遂成一时学术界共识。江苏吴江经学家朱鹤龄指出：“经学之荒也，荒于执一先生之言而不求其是，苟求其是，必自信古始。”[32]常熟学者冯班也说：“经学盛于汉，至宋而疾汉如仇。玄学盛于晋，至宋而诋为异端。注疏仅存，讹缺淆乱，今之学者，至不能举其首题。”[33]流寓扬州的四川新繁学者费密，则以表彰“古经定旨”为帜志，主张“学者必根源圣门，专守古经，从实志道”[34]。经过顾炎武与其他学者的共同倡导，清初学术在为学方法上，逐渐向博稽经史一路走去，形成有别于宋明理学的朴实考经证史的历史特征。
[1] 顾炎武：《日知录》卷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2] 顾炎武：《日知录》卷18《朱子晚年定论》。
[3] 同上。
[4] 顾炎武：《日知录》卷18《内典》。
[5] 同上。
[6] 顾炎武：《日知录》卷18《心学》。
[7] 同上。
[8]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学书》。
[9] 顾炎武：《日知录》卷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
[10] 程颐：《河南二程遗书》卷15。
[11] 朱熹：《朱子语类》卷1。
[12] 陆九渊：《陆九渊集》卷22《杂著·杂说》。
[13] 王守仁：《阳明全书》卷4《与王纯甫书二》。
[14] 顾炎武：《日知录》卷1《游魂为变》。
[15] 同上。
[16] 顾炎武：《日知录》卷3《言私其豵》。文末“天下之公”，“下”字疑误，合《郡县论》考之，似当作“子”字。
[17]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郡县论五》。
[18] 顾炎武：《日知录》卷6《致知》。
[19]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与施愚山书》。
[20]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周籀书书》。
[21]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四》。
[22]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12《亭林先生神道表》。
[23] 顾炎武：《日知录》卷2《丰熙伪尚书》。
[24] 顾炎武：《日知录》卷1《朱子周易本义》。
[25] 顾炎武：《日知录》卷1《孔子论易》。
[26] 顾炎武：《日知录》卷1《易逆数也》。
[27] 顾炎武：《日知录》卷2《古文尚书》。
[28] 顾炎武：《左传杜解补正》卷首《自序》。
[29] 顾炎武：《日知录》卷2《丰熙伪尚书》。
[30]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春秋》类4《左传杜解补正》。
[31]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答李子德书》。
[32] 朱鹤龄：《愚庵小集·毛诗稽古篇序》。
[33] 冯班：《钝吟文稿·经典释文跋》。
[34] 费密：《弘道书》卷上《古经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