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政治思想，这是顾炎武思想的核心。如何对其评价，正是把握顾氏思想实质的一个关键，也是全面评价这一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方面。

顾炎武所生活的明清之际，是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危机重重、剧烈动**的时代。他的社会政治思想也随着历史的步伐而深化，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明末封建社会的极度腐朽，是顾炎武迈入社会门槛时所面临的严峻现实。对此，他予以广泛深刻的注视。其集中的反映，便是他自27岁开始纂辑的《天下郡国利病书》。书中，顾炎武以大量社会历史资料的排比，对土地兼并、赋役不均的社会积弊进行了猛烈的鞭挞。根据他所辑录的史料，我们可以看到，有明一代作为土地兼并直接后果的军屯瓦解是何等严重，“举数十屯而兼并于豪右，比比皆是”[1]。而与之若形影相随的赋役不均、豪绅欺隐，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素以重赋著称的江南浙江嘉兴县，“一人而隐田千亩”，“其隐去田粮，不在此县，亦不在彼县，而置于无何之乡”[2]。江苏武进县，一豪绅“隐田六百余亩，洒派各户，己则阴食其糈，而令一县穷民代之总计”[3]。在东南沿海的福建，竟出现了“有田连阡陌，而户米不满斗石者；有贫无立锥，而户米至数十石者”[4]的景况。

顾炎武着意地去收集这些资料，从广阔的断面反映明末农村的真实面貌，揭露黑暗的现状，正是他早年经世致用思想的体现。及至明清更迭，顾炎武的这一思想业已成熟。他在顺治二年及稍后一段时间所写的《军制论》、《形势论》、《田功论》、《钱法论》和《郡县论》等，都是探讨他要求改革社会积弊思想的极好材料。

在上述文论中，顾炎武不惟对土地兼并、赋役不均的社会问题痛下针砭，而且更试图对造成这些社会现象的历史根源进行探索。尽管他对于问题的真谛没有能够予以准确的揭示，但是其锋芒所向，已经触及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本身。在著名的《郡县论》中，他写道：“封建之废，固自周衰之日，而不自于秦也。封建之废，非一日之故也，虽圣人起亦将变而为郡县。方今郡县之弊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5]在顾炎武看来，“郡县之弊已极”局面的形成，症结就在于“其专在上”。他说：“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皇权的高度集中，酿成各级地方官员“凛凛焉救过之不及，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既然如此，顾炎武断言：“民乌得而不穷，国乌得而不弱！”于是他直截地提出了变革郡县制度的要求，大声疾呼：“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6]顾炎武亟求变革的思想，是明清更迭的大动**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必然反映，其进步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能因为历史的局限使他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以致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的主张，便贸然否定《郡县论》以及他要求进行社会变革的思想的历史价值。

在《日知录》中，我们可以看到，迄于暮年，顾炎武经世致用思想日趋深化的明晰轨迹。他在这一时期，一如既往，留心时务，关注民生，不仅写出了《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一类优秀的学术札记，将早年对社会历史的研究引向深入，而且萌发了若干有价值的民主思想幼芽。这首先是对君权的怀疑。顾炎武将神圣不可侵犯的君权，大胆地列入了自己的论究对象。在《日知录》卷24《君》条中，他广泛征引载籍，以论证“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他指出，在古代君为“上下之通称”，不惟天子可称君，就是人臣、诸侯、卿大夫，乃至府主、家主、父、舅姑等皆可称君。这样的论证，简直近乎在嘲弄封建帝王了。而且顾炎武并没有就此却步，他进而提出了反对“独治”，实行“众治”的主张。他认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7]由此出发，顾炎武发出了“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的呼吁。他说：“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于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8]虽然时代的局限障蔽了顾炎武的视野，他没有，也不可能逾越封建的藩篱去否定君主专制，但是他对君权的大胆怀疑，进而提出“众治”、“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等主张，则是很可宝贵的思想。

《日知录》中民主思想萌芽的另一个集中反映，就是富有探讨价值的社会风俗论。顾炎武在此处所说的“风俗”，并不是狭义的风土人情，而是要广泛得多的社会风气。他在书中用了几乎整整一卷的篇幅，详细地考察了历代社会风气的演变情况。面对明末以来社会风气的恶化，作为一个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顾炎武依据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证：“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9]他憧憬着社会风气的淳厚和国治民安。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主张进行“教化”，指出：“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而所以转移人心，整顿风俗，则教化纪纲为不可阙矣。百年必世养之而不足，一朝一夕败之而有余。”[10]在《日知录》卷13《廉耻》条中，顾炎武引述宋人罗从彦（字仲素）的话说：“教化者，朝廷之先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这就是说，为了确立良好的社会风气，知识界有着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它的廉耻与否正是一个关键，而解决问题的根本，则在于封建国家必须把文化教育作为治国之先务。与之同时，顾炎武呼吁重视社会公正舆论的作用，他把这种舆论称为“清议”。他说：“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移之郊遂，载在《礼经》；殊厥井疆，称于《毕命》。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11]通过对历史的深刻反思，顾炎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12]

固然，国家的兴衰、社会的治乱，并不如同顾炎武所说，只是一个人心、风俗问题，但是在明清之际，当社会风气极度败坏的时候，致力于转移人心、救正风俗、倡导“清议”，无疑又是切合社会需要的。顾炎武看到了这一点，并以之作为追求目标，正是其作为一个进步思想家的卓越之处。

同早年相比，入清以后，尤其是到了晚年，顾炎武的经世致用思想还有一个突出的内容，即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就是他在《日知录》中所反复阐述的“夷夏之防”。他说：“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夷夏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而犹不敌夷夏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13]“严夷夏之防”，这是儒家思想中的糟粕，我们没有理由去肯定它。但是应当看到，在清初民族压迫异常酷烈的情况下，顾炎武以之去反抗清廷的统治，自有其立论的依据，而且在反抗清廷民族高压的斗争中，这一类主张也确实产生过积极的影响。强烈的民族意识，这并非顾炎武一人所特有，在清初其他进步思想家的思想中，也都程度不等地得到反映。这正是清初的特定历史环境给那个时代的理论思维留下的烙印。

顾炎武暮年经世致用思想的深化，还可从他这一时期所写的大量文论书札中看得很清楚。这些文论书札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不仅如同先前一样，有对社会历史的深刻考察，而且更有对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

康熙初年，顾炎武把游踪扩至山陕之后，曾有《钱粮论》之作，论及赋税强征银两，“火耗”殊求的为虐病民。他痛斥“火耗”为虐是“穷民之根，匮财之源，启盗之门”，认为“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文中写道：“今来关中，自鄠以西至于岐下，则岁甚登，谷甚多，而民且相率卖其妻子。至征粮之日，则村民毕出，谓之人市。问其长吏，则曰，一县之鬻于军营而请印者，岁近千人，其逃亡或自尽者，又不知凡几也。何以故？则有谷无银也。”[14]针对这样的现实，顾炎武主张进行更革：“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他认为只有这样做，才能取得“活民之实”[15]。当他客居山西汾州时，曾经对当地米价做过调查，在致友人李因笃的书札中，他写道：“汾州米价，每石二两八钱，大同至五两外，人多相食。”[16]与之前后，他还致书其外甥徐元文，陈述了经历三藩之乱的“一方之隐忧”。他说：“关辅荒凉，非复十年以前风景。而鸡肋蚕丛，尚烦戎略，飞刍挽粟，岂顾民生。至有六旬老妇，七岁孤儿，挈米八升，赴营千里。于是强者鹿铤，弱者雉经，阖门而聚哭投河，并村而张旗抗令。此一方之隐忧，而庙堂之上或未之深悉也。”[17]就在逝世前夕的康熙二十年八月，他在病中仍念念不忘民生疾苦。十月，病势稍减，即致书朝中友人，提出“请举秦民之夏麦秋米及豆草，一切征其本色，贮之官仓，至来年青黄不接之时而卖之”的建议。他认为：“救民水火，莫先于此。”[18]

顾炎武一生，始终以“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19]为怀，早年奔走国事，中年图谋匡复，暮年独居北国，依旧念念不忘“东土饥荒”、“江南水旱”。直到逝世前夕，病魔缠身，仍然以“救民水火”为己任。他主张：“天生豪杰，必有所任。……今日者，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太平，此吾辈之任也。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20]这样的忧国忧民襟怀，固然有其特定的阶级内容，但是对一个地主阶级思想家和学者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的。面对明清更迭的现实，顾炎武从历史反思中得出结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21]这样的亡国与亡天下之辨，尽管有其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其中的封建正统意识和大民族主义观念，无疑应予以批判。但是，一个旧时代的学者和思想家，能如此地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为之奔走呼号，则是应当历史地予以实事求是评价的。后世学者将他的这一思想归纳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是颇有道理的。

[1]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1《福建一》。

[2]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84《浙江二》。

[3]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23《江南十一》。

[4]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92《福建二》。

[5]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郡县论一》。

[6]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郡县论一》。

[7] 顾炎武：《日知录》卷6《爱百姓故刑罚中》。

[8] 顾炎武：《日知录》卷9《守令》。

[9] 顾炎武：《日知录》卷13《宋世风俗》。

[10]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九》。

[11] 顾炎武：《日知录》卷13《清议》。

[12] 同上。

[13] 顾炎武：《日知录》卷7《管仲不死子纠》，文中“夷夏之防”原作“华裔之防”，据黄侃《日知录校记》改。

[14]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1《钱粮论上》。

[15] 同上。

[16] 顾炎武：《蒋山佣残稿》卷1《与李子德》。

[17]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6《答徐甥公肃书》。

[18]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19] 顾炎武：《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

[20]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病起与蓟门当事书》。

[21] 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