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之以总论、传略、学术资料选编三位一体，去编纂《明儒学案》，并非文思骤起，奇想突发。就历史编纂学的角度而言，《明儒学案》的出现，正是当时历史学自身的发展状况所使然。明清之际，理学既已进入批判和总结阶段，于是历史学自然要作出反应，这就是《陆杨学案》、《诸儒学案》、《圣学宗传》、《理学宗传》一类著述的接踵而出。而这些著述，黄宗羲皆经寓目，从而给他发愿结撰《明儒学案》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就《明儒学案》本身论，确有辙迹可寻。譬如卷首《发凡》的评《圣学宗传》、《理学宗传》语，卷21《江右王门学案》之取刘元卿以入案，卷35《泰州学案》之列耿定向，卷57《诸儒学案》之录孙奇逢，卷62《蕺山学案》之辑《论语学案》语等，皆是依据。耿定向及刘元卿、刘宗周之以“学案”题名著述，周汝登、孙奇逢二家两部《宗传》日趋明朗的三段式编纂结构，都成为黄宗羲《明儒学案》的先导。尤其应当特别说明者，作为《明儒学案》的取法对象，不仅有上述诸家著述以及更早的朱熹著《伊洛渊源录》，而且于黄宗羲影响最大的，恐怕应是其师刘宗周的《皇明道统录》。

关于《皇明道统录》的情况，由于该书在刘宗周生前未及刊行，后来亦未辑入《刘子全书》之中，因此其具体内容今天已无从得其详。所幸刘宗周高足董玚辑《蕺山先生年谱》中，于其梗概有所叙述。据云：“天启七年丁卯，五十岁。《皇明道统录》成。先生辑《道统录》7卷，仿朱子《名臣言行录》，首纪平生行履，次语录，末附断论。大儒特书，余各以类见。去取一准孔孟，有假途异端以逞邪说，托宿乡愿以取世资者，摈弗录。即所录者，褒贬俱出独见。如薛敬轩、陈白沙、罗整庵、王龙溪，世推为大儒，而先生皆有贬词。方逊志以节义著，吴康斋人竞非毁之，而先生推许不置。（原注略——引者）通录中无间辞者，自逊志、康斋外，又有曹月川、胡敬斋、陈克庵、蔡虚斋、王阳明、吕泾野六先生。”[1]

这就是说，《皇明道统录》完稿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稿凡7卷。其编纂体例仿照朱熹《名臣言行录》，作三段式结构，即第一段平生行履，第二段语录，第三段断论。录中所载一代儒学中人，凡大儒皆自成一家，其余诸儒则以类相从。而编纂原则亦甚明确，取舍标准为孔孟学说，凡异端邪说，乡愿媚世者，皆摒而不录。诸如薛瑄、陈献章、罗钦顺、王畿等，录中皆有贬责。而于世人竞相非毁的方孝孺、吴与弼，录中则极意推尊。其他如曹端、胡居仁、陈选、蔡清、王守仁、吕楠等，录中亦加以肯定。

倘若取《明儒学案》与董玚所述之《皇明道统录》相比照，即可发现其间的若干重要相通之处。首先，《道统录》的三段式编纂结构，亦为《明儒学案》所沿袭，无非将断论移置各案卷首，成为该案之总论罢了。其次，学有承传之诸大家，《明儒学案》亦独自成案，如崇仁、白沙、河东、三原、姚江、甘泉、蕺山等。而其他儒林中人，一如《道统录》之以类相从，编为《诸儒学案》、《浙中王门》、《江右王门》等等。至于以倡“异端邪说”获咎的李贽，以及著《学蔀通辨》，诋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为杜撰的陈建等人，《明儒学案》亦摒弃不录。再次，《明儒学案》评一代儒林中人，多以其师刘宗周之说为据，各案皆然，不胜枚举。譬如卷首之冠以《师说》，推方孝孺为一代儒宗；卷1《崇仁学案》，以吴与弼领袖群儒；卷10《姚江学案》，全文引录《阳明传信录》；卷58《东林学案》，辑顾宪成《小心斋札记》，所加按语云：“秦、仪一段，系记者之误，故刘先生将此删去”；同卷辑高攀龙《论学书》，亦加按语云：“蕺山先师曰，辛复元，儒而伪者也；马君谟，禅而伪者也。”凡此等等，无不透露出《明儒学案》承袭《皇明道统录》的重要消息。所以，倘若我们说《明儒学案》系脱胎于《皇明道统录》，进而加以充实、完善，恐怕不会是无稽之谈。

在中国学术史上，自南宋间朱熹著《伊洛渊源录》，而学案体史籍雏形始具。中经数百年蹒跚演进，迄于明末，理学步入批判和总结阶段，于是耿定向以《陆杨学案》为题撰文而开启先路，刘元卿《诸儒学案》、周汝登《圣学宗传》、刘宗周《皇明道统录》诸书接踵而出，学案体史籍有了一个长足发展。入清以后，孙奇逢《理学宗传》于康熙初叶问世，承前启后，沿波而进，学案体史籍的别创一军，已是指日可待。至黄宗羲《明儒学案》出而集其大成，以其鲜明的编纂原则，严整的编纂体例和丰富翔实的史料辑录，最终统摄以著者的卓然睿识，从而使学案体史籍臻于完善和定型。至此，在中国传统历史编纂学中，便挺生出学案体史籍的新军。

[1] 刘汋辑、董玚修订：《蕺山先生年谱》卷上“五十岁”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