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著《明儒学案》自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刊行以来，300余年过去，一直是相关研究者关注和研究的一部重要历史文献。近30年来，随着学术史研究的复兴和推进，这方面的研究日渐深入，尤为喜人。就所涉及论题而言，诸如《明儒学案》的编纂缘起、成书经过、思想史和文献学渊源以及学术价值评判等等，皆吸引了越来越多研究者的兴趣。以下，谨将近期重读《明儒学案序》之所得连缀成篇，就该书的编纂缘起再做一些讨论，敬请方家大雅指教。

（一）问题的提出

黄宗羲晚年，曾经就《明儒学案》的结撰留下两篇重要文字，一篇是《明儒学案序》，另一篇是《改本明儒学案序》。前文于宗羲生前录入所辑《南雷文定四集》，后文则在宗羲故世之后，由其子百家辑入《南雷文定五集》。康熙三十二年孟春，《明儒学案》在河北故城刊刻蒇事，两文皆冠诸卷首，撰文时间均署为康熙三十二年。唯宗羲原文已为贾氏父子增删、改动，难以信据。倘若论究《明儒学案》结撰故实，自然当以录入宗羲文集者为准。

《明儒学案》的这两篇序文，有同有异。大致相同者，是都谈到了如下三层意思。第一，学问之道乃一致百虑，殊途同归，不可强求一律。然而时风众势，必欲出于一道，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叛道，以致酿成“杏坛块土，为一哄之市”[1]。第二，全书梳理有明一代儒学源流，旨在分源别派，使其宗旨历然。因而，《明儒学案》乃“明室数百岁之书也，可听之埋没乎”[2]？第三，《明儒学案》的问世，多历年所，非三年五载之功。具体而言，“书成于丙辰（康熙十五年——引者）之后，许酉山（名三礼——引者）刻数卷而止，万贞一（名言——引者）又刻之而未毕”，直至壬申（康熙三十一年——引者）七月，始闻河北贾若水、醇庵父子慨然刻书之举。[3]

两篇《明儒学案序》为什么会存在上述异同？从中反映了该书结撰缘起的哪些故实？这是我们接下去要展开讨论的问题。

（二）为师门传学术

黄宗羲为什么要结撰《明儒学案》？要弄清楚这个问题，不妨就从改本《明儒学案序》对原序上述大段文字的删除入手。

前引《明儒学案序》中的大段文字，黄宗羲忆及20余年前未能为同门友人恽日初著《刘子节要》撰序一事。至于事情的起因，乃在于二人对其师刘宗周学术宗旨的把握意见不一。一个认为“于先师言意所在，宜稍为通融”，一个则力主“先师所以异于诸儒者，正在于意，宁可不为发明”。结果分歧无法弥合，用黄宗羲事后20余年的话来讲，就叫做“仲昇欲某叙其《节要》，某终不敢”。黄宗羲、恽日初二人间的此次往还，并非寻常同门昆弟之论学谈艺，实则直接关系《明儒学案》前身《蕺山学案》之发愿结撰。

据考，恽日初字仲昇，号逊庵，江苏武进（今常州）人，生于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卒于清康熙十七年（1678年），终年78岁。[5]康熙七年（1668年），日初由常州南游绍兴，凭吊刘宗周子刘汋。此时宗羲亦在绍兴，与同门友人姜希辙、张应鳌等复兴师门证人书院讲会，故而恽、黄二人得以阔别聚首，朝夕论学达半年之久。[6]恽日初长黄宗羲9岁，在刘宗周门下，当属长者。此次南来，不惟带来了为其师所撰《行状》一篇，而且携有《恽仲昇文集》一部，学已成家，俨然刘门高第弟子。是年，黄宗羲欣然为《恽仲昇文集》撰序，赞许日初为“固知蕺山之学者未之或先也”。正是在这篇序中，宗羲对自己早先问学师门的用力不专痛自反省，他就此写道：“余学于子刘子，其时志在举业，不能有得，聊备蕺山门人之一数耳。天移地转，僵饿深山，尽发藏书而读之。近二十年，胸中窒碍解剥，始知曩日之辜负为不可赎也。”[7]

恽日初在越半年，将刘宗周遗著区分类聚，粗成《刘子节要》书稿。临别，黄宗羲河浒相送，日初以增删《刘子节要》相托。恽氏返乡，《刘子节要》刻成，康熙十一年（1672年），日初复致书宗羲，并寄《节要》一部，嘱为撰序或书后。宗羲接信，对于《刘子节要》一书的曲解师门学术宗旨极为不满，几至忍无可忍。于是一改先前对恽日初为学的倾心赞许，撰为《答恽仲昇论刘子节要书》一通，详加辩驳。

黄宗羲所撰《答恽仲昇论刘子节要书》，开宗明义，即昌言：“夫先师宗旨，在于慎独，其慎独之功，全在‘意为心之主宰’一语。此先师一生辛苦体验而得之者。”宗羲指出，恰恰正是在关乎师门学术宗旨的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上，《刘子节要》出现了不可原谅的重大失误。“于先师之言意者，一概节去”，结果是“去其根柢而留其枝叶，使学者观之，茫然不得其归著之处”。此其一。其二，《刘子节要》既立“改过”一门，但于刘宗周专论改过的代表作《人谱》却置若罔闻，“无一语及之”。故恽氏书虽名《节要》，实则“亦未见所节之要”。其三，则是以己言而代师语，张冠李戴，体裁乖误。宗羲于此指斥道：“节要之为言，与文粹、语粹同一体式，其所节者，但当以先师著撰为首，所记语次之，碑铭、行状皆归附录。今老兄以所作之状，分门节入，以刘子之节要，而节恽子之文，宁有是体乎？”

有鉴于上述各种原因，信末，黄宗羲提出了否定性的尖锐质疑：“先师梦奠以来，未及三十年，知其学者不过一二人，则所借以为存亡者，惟此遗书耳。使此书而复失其宗旨，则老兄所谓明季大儒惟有高、刘二先生者，将何所是寄乎！”[8]

不知是何种缘故，黄宗羲此一答书当时并未发出，而是存诸书箧，直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故世之后，始由其子百家辑入《南雷文定五集》之中。[9]尽管如此，《刘子节要》一书对黄宗羲的刺激毕竟太大，从而激起宗羲整理刘宗周遗书，结撰《蕺山学案》，表彰其师为学宗旨，为师门传学术的强烈责任。至迟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秋，《蕺山学案》（一称《刘子学案》）的结撰业已完成。是年秋，汤斌主持浙江乡试行将结束，黄宗羲遣子百家携手书并《蕺山学案》稿赶往杭州拜谒，敦请汤氏为《学案》撰序。返京途中，汤斌有答书一通奉复，据称：“承命作《蕺山学案》序，自顾疏漏，何能为役？然私淑之久，不敢固辞。目下匆匆起行，不敢率尔命笔。舟中无事，勉拟一稿请教，得附名简末，遂数十年景仰之私，为幸多矣。”[10]翌年，汤斌又从京中来书，有云：“去岁承乏贵乡，未得一瞻光霁，幸与长公晤对，沉思静气，具见家学有本，为之一慰。《蕺山先生文录》承命作序，某学识疏漏，何能仰测高深……《文录》、《学案》何时可公海内，早惠后学，幸甚幸甚。”[11]同年，黄宗羲同门友人董玚亦应请为《刘子学案》撰序，据云：“梨洲黄氏有《刘子学案》之刻，属瑞生序……黄子既尝取其世系、爵里、出处、言论，与夫学问、道德、行业、道统之著者述之，而又撮其遗编，会于一旨。以此守先，以此待后，黄子之有功于师门也，盖不在勉斋下矣。世有愿学先师者，其于此考衷焉。”[12]

就今天尚能读到的历史文献而论，黄宗羲当年所辑《蕺山学案》，虽然已经完成，且请汤斌、董玚二人分别撰序，但是该书并未刊行，宗羲即把精力转到《明儒学案》的结撰中去。从《蕺山学案》到《明儒学案》，其间的历史故实，若明若暗，有待梳理。

（三）为故国存信史

诚如上节所言，黄宗羲著《蕺山学案》，其实是要解决刘宗周学术宗旨的准确把握和蕺山学派的传衍问题。至迟到康熙二十年秋，这一愿望应当说大致已经实现。然而，就在《蕺山学案》临近完成之际，一个较之更为突出，且关乎有明一代历史和学术评价的问题，被历史进程尖锐地推到了黄宗羲面前。这就是官修《明史》的再度开馆和王阳明、刘蕺山学术的历史地位问题。

入清之初，清廷沿历代为前朝修史成例，于顺治二年（1645年）三月始议编纂《明史》。五月，设置总裁、副总裁及纂修诸官数十员，是为《明史》馆初开[13]。之后，迄于康熙十七年（1678），资料短缺，人员不齐，馆臣顾忌重重，无从着手，史馆形同虚设。康熙十七年正月，诏开“博学鸿儒”特科。翌年三月，经体仁阁集中考试，所录取之一等20人，二等30人，俱入翰林院供职，预修《明史》。五月，任命徐元文为《明史》监修，叶方蔼、张玉书为总裁，是为《明史》馆再开[14]。十九年（1680年）二月，徐元文疏请征召黄宗羲入馆修史，“如果老疾不能就道，令该有司就家录所著书送馆”[15]。疏上，获清圣祖认可，责成浙江地方当局办理。之后，黄宗羲虽然并未应诏入京，但是他晚年的著述生涯，却从此同《明史》纂修紧紧地联系起来。

康熙二十、二十一年冬春间，由史馆传来关于拟议中的《明史》纂修凡例，馆臣专就其间争议最大的理学四款，征询黄宗羲的意见。第一款以程朱理学派为明代学术正统，主张《明史》纂修“宜如《宋史》例，以程朱一派另立《理学传》”，入传者依次为薛瑄、曹端、吴与弼、陈真晟、胡居仁、周蕙、章懋、吕枏、罗钦顺、魏校、顾宪成、高攀龙、冯从吾等10余人。第二款以“未合于程朱”为由，将陈献章、王守仁、湛若水、刘宗周等统统排除于《理学传》，于王、刘二家，则假“功名既盛，宜入《名卿列传》”之名，行黜为异端之实。第三款矛头直指王守仁及浙东学派，目为“最多流弊”，因之“不必立传，附见于江西诸儒之后可也”。第四款重申程朱理学派的正统地位，昌言“学术源流宜归一是”，唯有程朱之学“切实平正，不至流弊”[16]。

出自史馆重臣徐乾学、元文兄弟的这四款主张，不惟否定了王守仁、刘宗周在明代学术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以门户之见而强求一是，党同伐异，曲解了一代学术的演进历史。如此一来，有明一代之国史，势必失去信史地位。有鉴于此，康熙二十一年二月，黄宗羲致书史馆中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对上述四款条例逐一驳诘，使徐氏兄弟的似是而非之议顿然体无完肤。针对徐氏修史条例对王阳明、刘蕺山二家学术重要历史地位的否定，黄宗羲在信中纵论一代学术云：“有明学术，白沙开其端，至姚江而始大明。盖从前习熟先儒之成说，未尝返身理会，推见至隐，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高景逸云，薛文清、吕泾野语录中皆无甚透悟，亦为是也。逮及先师蕺山，学术流弊，救正殆尽。”他的结论是：“向无姚江，则学脉中绝，向无蕺山，则流弊充塞。凡海内之知学者，要皆东浙之所衣被也。”黄宗羲认为，《宋史》立《道学传》，乃“元人之陋”，纂修《明史》，断不可师法。他的主张是：“道学一门所当去也，一切总归儒林，则学术之异同皆可无论，以待后之学者择而取之。”[17]

“国可灭，史不可灭”[18]，此乃黄宗羲素来秉持之治史宗旨。康熙初，以《明夷待访录》的结撰肇始，他“闭门著述，从事国史”[19]，《行朝录》、《海外恸哭记》、《思旧录》、《明文案》、《蕺山学案》以及诸多碑志传状，皆是其史家职责之展示。面临史馆修史条例如此尖锐的挑战，迫使黄宗羲不仅要起而驳诘，而且要在治史实践中作出强烈反应。于是他未待《蕺山学案》刊行，便将其扩而大之，由梳理刘宗周一家一派之学术史，充实为论究一代学术源流，为故国存信史的大著作《明儒学案》。

《明儒学案》的结撰，既有之前一年完稿的《蕺山学案》为基础，又有康熙十四年（1675年）成书的《明文案》为文献依据，还有刘宗周生前梳理一代学术所成之诸多著述为蓝本，所以该书能在其后的三四年间得以脱稿，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据黄宗羲撰《子刘子行状》记，其师生前董理一代学术，先后留下3部书稿，一是记方孝孺学术的《逊志正学录》，一是记王阳明学术的《阳明传信录》，一是记有明一代学术的《皇明道统录》。[20]三书之中，于《明儒学案》影响最大者，当推《皇明道统录》。

关于《皇明道统录》的情况，由于该书在刘宗周生前未及刊行，后来亦未辑入《刘子全书》之中，因此其具体内容今天已经无从得其详。所幸刘宗周门人董玚修订《蕺山年谱》，于其梗概有所叙述。据云：“天启七年丁卯，五十岁，《皇明道统录》成。先生辑《道统录》7卷，仿朱子《名臣言行录》，首纪平生行履，次语录，末附断论。大儒特书，余各以类见。去取一准孔孟，有假途异端以逞邪说，托宿乡愿以取世资者，摈弗录。即所录者，褒贬俱出独见。如薛敬轩、陈白沙、罗整庵、王龙溪，世推为大儒，而先生皆有贬词。方逊志以节义著，吴康斋人竞非毁之，而先生推许不置（原注略——引者）。通录中无间辞者，自逊志、康斋外，又有曹月川、胡敬斋、陈克庵、蔡虚斋、王阳明、吕泾野六先生。”[21]

这就是说，《皇明道统录》定稿于明天启七年（1627年），稿凡7卷。其编纂体例仿照朱熹《名臣言行录》，作三段式结构，即第一段平生行履，第二段语录，第三段断论。录中所载一代儒学中人，凡大儒皆自成一家，其余诸儒则以类相从。而编纂原则亦甚明确，取舍标准为孔孟学说，凡异端邪说，乡愿媚世者，皆摈而不录。诸如薛瑄、陈献章、罗钦顺、王畿等，录中皆有贬责。而于世人竞相非毁的方孝孺、吴与弼，录中则极意推尊。其他如曹端、胡居仁、陈选、蔡清、王守仁、吕枏等，录中亦加以肯定。

倘若取《明儒学案》与董玚所述之《皇明道统录》相比照，即可发现其间的若干重要相通之处。首先，《道统录》的三段式编纂结构，亦为《明儒学案》所沿袭，无非将断论移置各案卷首，成为该案之总论罢了。其次，学有承传之诸大家，《明儒学案》亦独自成案，如崇仁、白沙、河东、三原、姚江、甘泉、蕺山等。而其他儒林中人，一如《道统录》之以类相从，编为《诸儒学案》、《浙中王门》、《江右王门》等。至于以倡“异端邪说”获咎的李贽，以及著《学蔀通辨》，诋王阳明《朱子晚年定论》为杜撰的陈建等人，《明儒学案》亦摈弃不录。最后，《明儒学案》评一代儒林中人，多以其师刘宗周之说为据，各案皆然，不胜枚举。譬如卷首之冠以《师说》，推方孝孺为一代儒宗；卷1《崇仁学案》以吴与弼领袖群儒；卷10《姚江学案》之全文引录《阳明传信录》；卷58《东林学案》辑顾宪成《小心斋札记》，所加按语云：“秦、仪一段，系记者之误，故刘先生将此删去。”同卷辑高攀龙《论学书》，亦加按语云：“蕺山先师曰，辛复元，儒而伪者也；马君谟，禅而伪者也。”凡此等等，无不透露出《明儒学案》承袭《皇明道统录》的重要消息。

惟其如此，黄宗羲晚年为《明儒学案》撰序，才会假他人之口，称《学案》为“明室数百岁之书”，也才会特别强调：“间有发明，一本之先师，非敢有所增损其间。”[22]也惟其如此，无论是《明儒学案序》，还是《改本明儒学案序》，开宗明义都要昭示“一致百虑、殊途同归”的为学之道，断不苟同于“好同恶异”，“必欲出于一途”的学术时弊。[23]

（四）为天地保元气

一部《明儒学案》，上起《师说》，下迄《蕺山学案》。何谓师说？顾名思义，乃黄宗羲业师刘宗周对一代儒林中人的评说。《师说》所论一代学人，冠以明初方孝孺，而《蕺山学案》案主则是刘宗周。方孝孺于明初死节，刘宗周则于明亡殉国，同是儒林中人，一在明初，一在晚明，后先辉映，光照千秋。黄宗羲著《明儒学案》，选择这样一个布局，恐非寻常之属辞比事，如果联系到《明儒学案》所云“同门之友，多归忠节”，那么，宗羲在其间的寄托，抑或有其深意在。

黄宗羲之于方孝孺，评价极高，不惟取与南宋朱子并称，目为“有明之学祖”，而且径称“千载一人”。据云：“先生直以圣贤自任……持守之严，刚大之气，与紫阳相伯仲，固为有明之学祖也。”在黄宗羲看来，方孝孺的历史地位远非朱明一代兴亡所能范围，因此，他引述明儒蔡清的话说：“如逊志者，盖千载一人也。”[24]黄宗羲之所以要用“千载一人”来作方孝孺的历史定论，实为其师说之发扬光大，源头乃在刘宗周。一如蔡清，刘宗周评价方孝孺，亦用了4个字，那就是“千秋正学”。宗周说：“先生禀绝世之资，慨焉以斯文自任。……既而时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个是，完天下万世之责。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学者也。考先生在当时已称程、朱复出，后之人反以一死抹过先生一生苦心，谓节义与理学是两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与扬雄、吴草庐论次并称。于是成仁取义之训，为世大禁，而乱臣贼子，将接踵于天下矣，悲夫！”[25]这就是说，评价方孝孺必须将节义与理学合为一体，切不可忘掉“成仁取义”的古训。

其实，岂止是对方孝孺，探讨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如果我们从节义与理学相结合的角度，用“成仁取义”4个字去观察著录诸儒，那么贯穿全书的红线，便会跃然纸上。

先看卷62之《蕺山学案》，书中记案主刘宗周死节事甚详，从“南渡，起原官”，一直记到清兵入浙，“绝食二十日而卒”，从容坦**，视死如归。据该案记：“浙省降，先生恸哭曰：‘此余正命之时也。’门人以文山、叠山、袁阆故事言，先生曰：‘北都之变，可以死，可以无死，以身在削籍也。南都之变，主上自弃其社稷，仆在悬车，尚曰可以死，可以无死。今吾越又降，区区老臣，尚何之乎？若曰身不在位，不当与城为存亡，独不当与土为存亡乎？故相江万里所以死也。世无逃死之宰相，亦岂有逃死之御史大夫乎？君臣之义，本以情决，舍情而言义，非义也。父子之亲，固不可解于心，君臣之义，亦不可解于心。今谓可以不死而死，可以有待而死，死为近名，则随地出脱，终成一贪生畏死之徒而已矣。’绝食二十日而卒，闰六月八日，戊子也，年六十八。”[26]刘宗周绝食殉国，正气耿然，确乎将节义与理学合为一体，成就了实践“成仁取义”古训的千秋楷模。

再以《东林学案》为例，该案卷首总论，黄宗羲写下了一段痛彻肺腑的感言。他说：“熹宗之时，龟鼎将移，其以血肉撑拒，没虞渊而取坠日者，东林也。毅宗之变，攀龙髯而蓐蝼蚁者，属之东林乎？属之攻东林者乎？数十年来，勇者燔妻子，弱者埋土室，忠义之盛，度越前代，犹是东林之流风余韵也。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无智之徒，窃窃然从而议之，可悲也夫！”[27]天启间，案主之一高攀龙为抗议权奸魏忠贤倒行逆施，舍生取义，“夜半书遗疏，自沉止水”，且留下正命之语云：“心如太虚，本无生死。”[28]有其师必有其弟子，攀龙弟子华允诚，案中记其死节云：“改革后，杜门读《易》。越四年，有告其不剃发者，执至金陵，不屈而死。先生师事高忠宪，忠宪殉节，示先生以末后语云：‘心如太虚，本无生死。’故其师弟子之死，止见一义，不见有生死。”[29]

无独有偶，《东林学案》另一案主顾宪成，有弟子吴钟峦，黄宗羲亦将其死节事记入案中。据宗羲记，钟峦为明崇祯七年（1634年）进士，官至桂林推官。明亡，遁迹海滨，投笔从戎，抗击南下清军。舟山兵败，顺治八年（1651年）“八月末，于圣庙右庑设高座，积薪其下。城破，捧夫子神位，登座危坐，举火而卒，年七十五”。钟峦就义前，曾与黄宗羲“同处围城，执手恸哭”。后宗羲返四明山，幸免于难。正如黄宗羲在吴氏小传末所记：“某别先生，行三十里，先生复棹三板追送，其语绝痛。薛谐孟传先生所谓‘呜咽而赴四明山中之招者’，此也。呜呼！先生之知某如此。今抄先生学案，去之三十年，严毅之气，尚浮动目中也。”[30]

他如金铉、黄道周、金声，或明亡投水自尽，或抗清兵败不屈赴死，其学行皆一一载入《明儒学案》。尤可注意者，则是《明儒学案》著录晚明儒林中人，其下限已至入清30余年后方才辞世的孙奇逢。明清更迭，由明而入清的儒林中人，遍及南北，比比皆是，《明儒学案》何以独取孙奇逢入案，与前引以身殉国的刘宗周、华允诚、吴钟峦诸家共入一编？确乎发人深省。梳理孙奇逢学行，尤其是入清以后的经历，抑或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

孙奇逢，字启泰，号钟元，河北省容城人，生于明万历十二年（1584年）。二十八年（1600年）举乡试，迄于明亡，迭经会试而不第。天启间，宦官祸国，朝政大坏。魏忠贤兴起大狱，逮廷臣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酷刑摧残。左光斗、魏大中皆奇逢友，光斗弟光明、大中子学洢先后来容城求救。奇逢挺身而出，与鹿正、张果中竭力保护二家子弟，一面倡议醵金营救，一面促大学士孙承宗兵谏施压。义声震动朝野，时有“范阳三烈士”[31]之目。崇祯间，奇逢为国分忧，多次在乡组织义勇，抗御清军袭扰。入清，顺治元年（1644年）九月，经巡按御史柳寅东举荐，奉旨送内院，吏部启请擢用，令有司敦促就道。奇逢矢志不仕清廷，推病坚辞。二年三月，再经举荐，奉旨送内院考试，依然称病不出。国子祭酒薛所蕴谦然让贤，荐举奇逢代主讲席，亦为奇逢婉拒。三年（1646年），家园被占，含恨南徙。九年（1652年），定居河南辉县苏门山之夏峰。

定居夏峰，孙奇逢已届古稀之年。此后20余年间，奇逢在夏峰聚族而居，迄于康熙十四年，课徒授业，著述终老，享年92岁。同刘宗周、华允诚、吴钟峦诸家相比，入清以后，孙奇逢虽未“成仁取义”，一死报国，然而他却能将节义与理学合为一体，终身固守遗民矩矱，矢志不仕清廷。这与黄宗羲入清以后的立身大节，南北呼应，若合符契。黄宗羲认为：“亡国之戚，何代无之？使过宗周而不悯《黍离》，陟北山而不忧父母，感阴雨而不念故夫，闻山阳笛而不怀旧友，是无人心矣。故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与，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32]宗羲肯定“遗民”是天地的元气，在他看来，当明清易代之后，儒林中人只要不到清廷做官，就可以无愧于“遗民”之称了。显然，黄宗羲晚年著《明儒学案》，之所以倡导将节义与理学合为一体，恪守“成仁取义”古训，以孙奇逢为著录下限，其深义乃在于要为天地保存这样一份可以传之久远的元气。

（五）结语

《明儒学案》是黄宗羲晚年精心结撰之作，匠心独运，洵称不朽。康熙初叶以后，黄宗羲何以要发愿结撰《明儒学案》？通过重读《明儒学案序》，将该书置于著者所生活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我们似可得到如下几点认识：

首先，《明儒学案》初题《蕺山学案》，大约始撰于康熙十五年以后，起因当在恽日初著《刘子节要》之曲解刘宗周学术宗旨。因而为正本清源以传承师门学术，遂有《蕺山学案》的结撰。

其次，至迟到康熙二十年秋，《蕺山学案》已经脱稿，然而由于清廷重开《明史》馆，沿《宋史》旧辙立《道学传》，尊朱子学为正统，斥阳明学为异说，俨然主流意见，能否为故国存信史，成为史家必须正视的尖锐问题。于是秉持“国可灭，史不可灭”的责任意识，未待《蕺山学案》付梓，黄宗羲便将该书扩而大之，充实为梳理一代儒学源流，关乎“明室数百岁之书”。

再次，《明儒学案》自始至终，有一个首尾相连的宗旨贯穿其间，那就是恪守“成仁取义”古训，倡导将节义与理学合为一体。惟其如此，从明初死节的方孝孺，到晚明沉水殉国的高攀龙，迄于明亡从容赴死的刘宗周、黄道周、金铉、金声、吴钟峦、华允诚等，皆在《明儒学案》中永垂史册。也惟其如此，该书著录下限独取入清30余年后辞世的孙奇逢，意在表彰奇逢之固守遗民矩矱，矢志不仕清廷，以为天地保存这一份可以传之久远的元气。

总之，黄宗羲之结撰《明儒学案》，超然门户，寓意深远，乃在为师门传学术，为故国存信史，为天地保元气。这或许是该书传世300余年后的今天，我们可以得出的历史结论。

[1] 黄宗羲：《南雷文定四集》卷1《明儒学案序》。

[2] 黄宗羲：《南雷文定五集》卷1《改本明儒学案序》。

[3] 同上。

[4] 黄宗羲：《南雷文定四集》卷1《明儒学案序》。

[5] 恽珠：《恽逊庵先生家传》，见《恽逊庵先生文集》卷首。

[6]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62《蕺山学案》。

[7] 黄宗羲：《南雷文案》卷1《恽仲昇文集序》。

[8] 黄宗羲：《南雷文定五集》卷1《答恽仲昇论刘子节要书》。

[9] 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卷末《黄梨洲文集旧本考》，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534页。

[10] 汤斌：《汤子遗书》卷5《答黄太冲》。

[11] 汤斌：《汤子遗书》卷5《与黄太冲书》。

[12] 董玚：《刘子全书抄述》，见刘宗周《刘子全书》卷首。

[13] 《清世祖实录》卷16“顺治二年五月癸未”条。

[14] 《清圣祖实录》卷81“康熙十八年五月己未”条。

[15] 《清圣祖实录》卷88“康熙十九年二月乙亥”条。

[16] 刘承干：《明史例案》卷2《徐健庵修史条议》。

[17] 黄宗羲：《南雷文定》卷4《移史馆论不宜立理学传书》。

[18] 黄宗羲：《南雷文定》卷4《次公董公墓志铭》。

[19] 李逊之：《致黄梨洲书》，见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附录11，第517页。

[20] 黄宗羲：《子刘子行状》，见黄宗羲著、陈乃乾编《黄梨洲文集》传状类，第42页。

[21] 刘汋辑、董玚修订：《蕺山先生年谱》卷上“五十岁”条。

[22] 黄宗羲：《南雷文定四集》卷1《明儒学案序》。

[23] 黄宗羲：《南雷文定五集》卷1《改本明儒学案序》。

[24]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43《诸儒学案上一·文正方正学先生孝孺》。

[25]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首《师说·方正学孝孺》。

[26]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62《蕺山学案》。

[27]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卷首总论。

[28]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58《东林学案一·忠宪高景逸先生攀龙》。

[29]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61《东林学案四·郎中华凤超先生允诚》。

[30] 黄宗羲：《明儒学案》卷61《东林学案四·宗伯吴霞舟先生钟峦》。

[31] 汤斌、耿极：《孙夏峰先生年谱》卷上“天启六年、四十三岁”条。

[32] 黄宗羲：《南雷文定后集》卷2《谢时符先生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