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全部清代历史而言，清初的顺治、康熙二朝，是一个奠定国基的重要发展时期。清王朝建立之初，经历明末数十年的战乱，经济凋敝，疮痍满目。随后，满洲贵族自身错误的民族高压政策，南明残余势力的挣扎，以及农民起义军余部的对抗，又酿成长达近40年之久的国内战争。在长期的社会动**中，国计民生遭到了空前的破坏。然而就是在这样极度艰难的局势之下，清初统治者不仅消除了敌对势力，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而且赢得了经济的从复苏而趋向繁荣。促成这一历史转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间，封建国家的文化政策就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帝王敷治，文教是先”[1]。从顺治到康熙，近80年间，清廷始终以此为制定文化政策的立足点。由于把文化教育作为治国根本大计，因而战略决策的正确，就保证了学术文化事业的健康发展。知识界是社会的中坚。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把争取知识界的合作作为施政的基本方针。因此，清朝入主中原之初，虽然军事征服是压倒一切的任务，但是它依然如同先前的统治者一样，把开科取士视为抡材大典，向知识界敞开了合作的大门。以康熙十七年（1678年）的诏举“博学鸿儒”为标志，清廷为争取知识界的全面合作，取得了巨大成功。

清初文化政策的历史作用，还表现为清初统治者完成了对社会凝聚力的选择。任何一个社会要寻求自身的发展，都必须具有凝聚全体社会成员的力量。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家和民族，这一力量的选择会因时因地而各异。然而树立共同的社会理想，明确应当遵循的公共道德规范，则是一个具有共性的基本方面。清初，无论是世祖也好，还是圣祖也好，他们最初都选择了尊崇孔子的方式，谋求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去统一知识界的认识，确立维系封建统治的基本准则。尔后，随着封建统治者儒学素养的提高，清廷选择了将尊孔具体化而趋向朱学独尊的历史道路。确认朱熹学说为官方哲学，使清初统治者为一代封建王朝找到了维系人心的有效工具。在经历长期的动乱之后，这对于稳定社会，促进封建国家经济、文化诸方面的恢复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的成功表明，如果忽视去进行这样的选择，一旦社会失去凝聚力量的时候，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当然也应该看到，清初统治者对社会凝聚力的选择，并没有把朱熹学说作为一个博大的思想体系去进行系统的研究。相反，却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狭隘需要而加以曲解。他们抹杀了理学的哲学思辨，将其归结为僵死的封建伦理道德学说。同时，把经朱熹阐发的丰富思想，也仅仅视为约束人们行为的封建道德教条。正是这种文化上的短视，导致清初统治者否定了王守仁思想中的理性思维光辉。其恶劣后果，经雍正、乾隆两朝的封建文化专制引向极端，终于铸成思想界万马齐喑的历史悲剧。其间的历史教训，又是值得我们认真记取的。

评判某一时期文化政策的得失，考察其对当时学术文化演进的导向作用是一个重要依据。成功的文化政策，既是产生这一政策的历史时期学术文化水准的客观反映，同时它又能够顺应潮流，推动学术文化事业的发展。在这方面，清初的文化政策同样显示了它的历史作用。

明清更迭，经世思潮空前高涨。“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2]的恶劣学风遭到猛烈抨击，“严夷夏之防”以“匡扶社稷”[3]的呐喊南北并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4]成为时代最强音。清廷出于维护自身权益的需要，在武力征讨的同时，辅以文化高压政策，毫不含糊地遏制了这一思潮的发展。除野蛮的剃发易服之外，诸如顺治间的焚书，禁止士子结社，借科场舞弊和士绅拖欠国赋而动兴大狱，乃至康熙初制造惨绝人寰的庄氏史案，无一不是对经世思想的沉重打击。因此迄于康熙初叶，通过论究明清之际的史事来“引古筹今”[5]已经成为不可能，借助阐发“夷夏之防”来宣扬反清思想更是非法。至于眼前的国计民生利弊，也无人再敢于问津。

然而，对于清初诸儒倡经学以济理学之穷的努力，清廷则予以及时的肯定。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清圣祖，既接受儒臣关于“道学即在经学中”的主张，又明确昭示天下，“帝王立政之要，必本经学”[6]，决意为正人心、厚风俗而“崇尚经学”[7]。于是清廷以御纂诸经日讲解义及众多图书官修的形式，与学术界的经学倡导合流，从而把知识界导向了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的新阶段。

[1] 《清世祖实录》卷91“顺治十二年三月壬子”条。

[2] 黄宗羲：《南雷文定》卷1《留别海昌同学序》。

[3]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5《成帝四》。

[4] 顾炎武：《日知录》卷13《正始》。原作：“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后经梁启超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5] 顾炎武：《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八》。

[6] 《清圣祖实录》卷113“康熙二十二年十二月乙卯”条。

[7] 《清圣祖实录》卷258“康熙五十三年四月乙亥”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