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义上说，明清更迭并不仅仅是指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朱明王朝统治的结束，以及同年五月清军的入据北京和四个月后清世祖颁诏天下，“定鼎燕京”[1]。它是一个历史过程。这一过程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其上限可以一直追溯到明万历十一年（1583年）清太祖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兴兵，其下限则迄于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最终清除亡明残余，统一台湾。

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随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其腐朽性亦越发显现出来。及至明神宗万历之时，朱明王朝已入末世。其间虽有过张居正十年（1573—1582年）的锐意革新，然而颓势已成，不可逆转。启祯两朝，更是江河日下，犹如痈疽积年，只待溃烂了。

土地兼并，这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尤其是它的晚期，是一个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明末，不惟地主豪绅巧取豪夺，“求田问舍而无所底止”，更有官庄的肆意侵吞。据《明史·食货志》载：“神宗赉予过侈，求无不获。潞王、寿阳公主恩最渥，而福王分封，括河南、山东、湖广田为王庄，至四万顷。群臣力争，乃减其半。……熹宗时，桂、惠、瑞三王及遂平、宁德二公主庄田，动以万计，而魏忠贤一门，横赐尤甚。盖中叶以后，庄田侵夺民业，与国相终云。”[2]仅以江苏吴江一地为例，“有田者什一，为人佃作者什九”，土地兼并已经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加之私租苛重，缙绅飞洒、诡寄，转嫁赋役，“佃人竭一岁之力，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而收成之日，所得不过数斗，至有今日完租而明日乞贷者”。[3]

明末，在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劳动者身上，既有私租的榨取，复有官府繁苛赋役的重压，而辽、剿、练三饷的加派，则更属中国古史中所罕见的虐政。崇祯十二年（1639年），御史郝晋上疏，对加派的苛酷惊叹道：“万历末年，合九边饷止二百八十万。今加派辽饷至九百万，剿饷三百三十万，业已停罢，旋加练饷七百三十余万。自古有一年而括二千万以输京师，又括京师二千万以输边者乎？”[4]在重重压榨之下，人民生计**然。崇祯末年，自江淮至京畿的数千里原野，已是“蓬蒿满路，鸡犬无声”[5]。

同经济的崩溃相终始，明末政治格外的腐败：阉寺弄权，士绅结党，贪风炽烈，政以贿成，一片亡国景象。明神宗在位40余年，蛰居深宫，侈靡无度。熹宗一朝，宦官魏忠贤一手障天，祸国殃民，“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6]。魏氏党羽，推行恐怖政治，“广布侦卒，罗织平人，锻链严酷，入狱者率不得出”[7]。政治黑暗，无以复加。天启六年（1626年）八月，浙江巡抚潘汝祯请为魏忠贤建生祠。一人首倡，群丑效尤，竞相建祠于苏、杭、松江、河北、河南、山西、陕西、四川等地，“计祠所费，不下五万金”[8]。寡廉鲜耻，趋炎附势，已成一时风尚。而炽烈的贪风，公行的贿赂，在明季官场更有席卷之势。崇祯帝即位之初，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上疏言道：“然今之世，何处非用钱之地？何官非受钱之人？向以钱进，安得不以钱偿？……以官言之，则县官行贿之首，而给事为纳贿之魁……科道号为开市。臣两月来辞金五百，臣寡交犹然，余可推矣。”[9]崇祯当政17年，尽管孜孜图治，然而病入膏肓，积重难返，历史又岂是个人意志所能转移！因此，崇祯一朝“事事仰承独断”的结果，不惟于事无补，反倒使“谄谀之风日长”[10]。这样腐朽已极的封建专制政权，理所当然要遭到历史的淘汰。

正当朱明王朝积弱待毙之际，地处我国东北的建州女真崛起。自努尔哈赤于万历十一年（1583年）兴兵以来，短短半个世纪，雄踞辽沈，虎视关内。皇太极继起，挥师频频叩关，出没于山东、山西、河北，乃至京畿一带，成为终明之世不得摆脱的敌对力量。而置朱明王朝于死地的，则是无路可投的农民大众。天启七年（1627年），陕西白水县农民率先举起义旗。星星之火，倏尔燎原，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将腐朽的朱明王朝埋葬。但是李自成的大顺农民政权，由于其小生产者的局限，没有能够得以巩固，入据北京仅仅40余日便又匆匆西去。明末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成果，为拥兵西进的满洲贵族所攫夺。中国封建社会没有发生根本的变革，而只是凭借农民起义的力量，实现了改朝换代的政治变动。

清王朝作为一个全国性的封建政权，自顺治元年（1644年）建立，迄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统一台湾，经历了整整40年的动乱。

顺治元年满洲贵族的入关，改变了明末阶级力量的对比，使之出现了新的组合。在北方，曾经受到李自成农民军严重打击的地主阶级，以吴三桂降清为标志，很快与满洲贵族合流。而在张献忠农民军所扫**的南方，地主阶级亦纠集反动武装，对农民军进行拼死反抗。未曾受到农民起义沉重打击的江南官绅，则于同年五月，在南京建立起弘光政权，试图与满洲贵族“合师进讨，问罪秦中”[11]。清廷作为满汉地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一方面于顺治元年颁发圈地令，下令将北京附近各州县的所谓“无主荒田”，“尽行分给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以确保满洲贵族对土地的大量占有，使“满汉分居，各理疆界”；[12]另一方面，则在不与圈地冲突的前提下，明文规定保护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于顺治二年宣布，因战乱出逃的地主，返乡之后，“准给故业”，任何人不得“霸占”，否则将以“党寇”惩处。[13]就全国范围而言，顺治之初，基本上是一个满汉地主阶级联合镇压农民起义的局面。

然而，清政权对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和保护是有前提的，那就是必须无条件地服从新王朝的统治，承认满洲贵族在这一联合政权中特殊的核心地位。对此不得有丝毫的异议，更不能“拥号称尊”，否则“便是天有二日，俨为敌国”。[14]所以，当南明政权拒不接受这样的现实之后，这一格局便迅速发生了变化。顺治二年四月，明末农民大起义的主要领袖之一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县九宫山。翌年冬，另一主要领袖张献忠亦在四川西充县凤凰山捐躯，轰轰烈烈的明末农民大起义，至此就更向低潮跌落下去。在农民军蒙受重大挫折，局促西南一隅的同时，清军挥师南下，以武力强迫江南官绅接受历史的现实。顺治二年五月，弘光政权崩溃。六月，清廷再颁剃发令，将满人剃发习俗强制推行于江南。清廷重申：“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直隶各省，限旬日尽行剃完。若规避惜发，巧词争辩，决不轻贷。”还严格规定：“已定地方，仍存明制，不遵本朝制度者，杀无赦！”[15]这样的民族高压政策，虽然使不少江南官绅低头就范，但是也有更多的不甘民族屈辱者，挺而抗争，投身到风起云涌的反剃发斗争中去。形势的急剧变化，打破了满汉地主阶级联合镇压农民起义的格局，民族矛盾一度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

民族矛盾的空前激化，为大顺、大西农民军余部同继弘光政权后相继建立的南明隆武、永历政权联合抗清，提供了客观的条件。于是在清初历史上，出现了以农民军为主体的抗清斗争**。但是，一则由于南明政权的极度腐败，不惟官僚倾轧，党争不已，而且极力排斥、打击农民军。再则无论是大顺军还是大西军，又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领导集团，两支力量始终未能有效地合作，甚至还发生火并。这样，经过10余年的角逐，到康熙三年（1664年），抗清斗争终于被镇压下去。至此，全国范围的反民族压迫斗争基本告一段落，民族矛盾趋向缓和。

自康熙三年起，曾经出现过一个近10年的相对平静局面。之所以说它是相对平静，其根据在于，康熙帝亲政前后，鳌拜辅政，屡兴大狱，擅杀无辜，弄得朝野不宁。六年，康熙帝亲政。八年，总算把鳌拜除去。但是，此时台湾郑氏犹拥兵自立，不奉正朔；西北准噶尔部封建王公正在积聚力量，以与清廷抗衡；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藩王，则已是尾大不掉了。所以，与其说是平静，倒不如说是更大规模对抗和动乱前的酝酿。一方面是清廷强化其中央集权政治需要的日益迫切，另一方面是以吴三桂为代表的封建军阀割据称雄欲望的恶性膨胀，矛盾双方力量的消长，演成了自康熙十二年（1673年）起，长达8年之久、蔓延10余省的三藩之乱。康熙二十年（1681年），三藩乱平。嗣后，清廷才于康熙二十二年降伏郑氏势力，统一了台湾。

一如前述，明朝末年，社会经济已经是一个崩溃的烂摊子。清军入关之初，连年用兵，战火不熄，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经济状况久久不能复苏。就连清世祖也不得不承认，顺治中叶的社会状况，依旧是“民不聊生，饥寒切身”，“吏治堕污，民生憔悴”。[16]三藩之乱平定后，康熙帝就曾及时指出：“今乱贼虽已削平，而疮痍尚未全复。”他深以“师旅疲于征调”、“闾阎敝于转运”为念，敦促内外官员“休养苍黎，培复元气”。[17]一时民生疾苦，当可想见。然而，毕竟经过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冲击，腐朽的封建秩序在一定的时间和地域被打乱了，农民大众争得了生存下去的可能。而且，反民族压迫斗争的长期进行，也促使清初统治者不得不对明末积弊及清初虐政作出适当调整。明末的“三饷”加派，早在顺治初即已明令废除。宦官干政，官绅结党，也为清廷三令五申严行禁止。康熙帝亲政以后，鉴于圈地所造成的恶劣后果，于康熙八年六月，特为颁诏，宣布：“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18]所有这些，都为清初经济的恢复提供了可能。即以垦田数字为例，中国封建社会素来以农为本，于此正可窥见一时经济的盛衰。明末，已是一片混乱，不足为据。明中叶的弘治年间，为4 228 058顷。张居正执政之时，“天下田亩通行丈量”，为7 013 976顷。[19]当然，前者有欺隐，后者有虚浮，不尽实录，但是作为一个大致的依据数还是可以的。清初，经过顺治帝亲政后的10年，尤其是康熙初政10余年的努力，顺治十八年（1661年），全国垦田已达5 493 000余顷。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更增至607万余顷。[20]康熙中叶的理学名臣陆陇其曾经说过：“康熙二十年以后，海内始有起色。”[21]这样的话应当是可信的。平心而论，清朝初期，尽管有40年的动乱，但是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较之明末，都显然有调整，有进步。所以，以清代明，不是历史的倒退，而是历史的前进，只是这个蹒跚的前进过程，采取了曲折的动**形式罢了。

[1] 《清世祖实录》卷9“顺治元年十月甲子”条。

[2] 《明史》卷77《食货志一》。

[3] 顾炎武：《日知录》卷10《苏松二府田赋之重》。

[4] 《明史》卷78《食货志二》。

[5]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2《崇祯治乱》。

[6] 《明史》卷305《魏忠贤列传》。

[7] 《明史》卷306《田尔耕列传》。

[8]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1《魏忠贤乱政》。

[9]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72《崇祯治乱》。

[10] 同上。

[11] 蒋良骐：《东华录》卷4“顺治元年七月”条。

[12] 《清世祖实录》卷12“顺治元年十二月丁丑”条。

[13] 《清世祖实录》卷15“顺治二年四月丁卯”条、卷18“顺治二年闰六月辛巳”条。

[14] 蒋良骐：《东华录》卷5“顺治元年七月”条；《清世祖实录》卷6“顺治元年七月壬子”条所载同，唯“俨为敌国”作“俨为劲敌”。

[15] 蒋良骐：《东华录》卷5“顺治二年六月”条。

[16] 《清世祖实录》卷75“顺治十年五月己卯”条。

[17] 《清圣祖实录》卷99“康熙二十年十二月癸巳”条。

[18] 《清圣祖实录》卷30“康熙八年六月戊寅”条。

[19] 《明史》卷77《食货志一》。

[20] 《清朝文献通考》卷1《田赋一》。

[21] 《清经世文编》卷28《论直隶兴除事宜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