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钱玄同在五四时期是一个强烈的西化论者。但为一般论者所不知的是，他在主张西化、批判儒学的同时，却对墨学情有独钟。

墨子（约公元前480-约公元前400年），名翟。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创始的墨家学派在春秋战国时与儒家学派并称为显学。但汉代以后，由于墨学所代表的独立小生产者阶级本身不断向两极分化，由于墨学否认等级差别，主张兼爱，使墨学本身与等级制度处在截然相反的地位，不能为统治阶级所利用，墨学便衰落下来。从汉代到清中叶的两千年中，除了晋代的鲁胜和唐代乐台二人为《墨子》一书作过注释外，没有人研究过这部书，并且此二种注释亦未流传下来。墨学的命运，如俞樾所说，“传诵既少，注释亦稀……阙文错简，无可校正，古言古字，更不可晓，而墨学尘埋终古矣！”。[133]清乾嘉之际，汉学鼎盛，大开考据之风，由经而史而子，过去被正统儒学视为异端的学说也开始得到整理。乾隆四十一、四十二年间，汪容甫最初治墨学，中经卢抱经、孙渊如、毕秋帆、王石臞、俞荫甫、苏爻山而至光绪十九年孙仲容集各家之说，成《墨子闲诂》。《墨子闲诂》一书在墨学复兴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梁启超说：“盖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134]钱玄同在阅读《墨子闲诂》时也曾感概说，“墨子之书，脱衍错简最多，使非有毕（大约孙氏为之）、王（念孙）、俞诸家释于前，孙氏集大成于后，正不能句读。句读且不能，何论其书之微言缈论哉！”。[135]

子学复兴，打破了儒家一尊的地位，如梁启超所言，“实为思想解放一大关键”。[136]尽管思想解放并不是乾嘉诸子的主观目的，但子学复活客观上却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汪容甫治《墨子》，翁方刚骂他是名教罪人，就是这个缘故。如果说，在乾嘉时代，考据大师研究整理《墨子》还只是为了考证的话，那么，到了晚清，墨子则是思想家用来解放思想、解救时代危机的重要资源了。孙诒让就极力称赞墨子的“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的献身精神和“勇于振世救弊”的笃厚用心。俞樾则称赞墨子是“千古有心之人”，对“春秋战国百余年间时势之变”观察极深，他是为“补弊扶偏”，才撰写《墨子》一书。[137]梁启超“幼而好墨”。[138]，在万木草堂时，他“又好《墨子》，颂说‘兼爱’、‘非攻’诸论”。[139]1904年，梁启超著《子墨子学说》，对墨家的兼爱和实践、利他、非命思想加以阐杨，把墨学作为挽救中国危亡的思想武器，明确提出“今欲救之，厥惟墨学”。[140]他的任公与兼士之名，均来自《墨子》。章太炎著《訄书》，打破儒家一尊思想，列儒墨一章，将儒墨并列；刘师培著《周末学术史序》，使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纵论诸子，直开五四思想解放先河。

钱玄同在1905年就读了章太炎的《訄书》和刘师培的《周末学术史序》，1910年又读了梁启超的《子墨子学说》，也研读过孙诒让的《墨子闲诂》。他当时追随章太炎，倡导保存国粹，极端推崇儒家学说，尊信今文经典。受墨学复兴的影响，他将墨学也包括在国粹之内，他在1909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中国宗教家惟墨翟可以当之，敬天明鬼是其明证，但不谈天堂，苦身劳形而无所报，神州即宗教一端，亦高尚乃尔，虽人心不古，其教不昌，然固非西儒所及也。”[141]他提出儒墨兼取的思想，“今日治学，虽不必确宗孔学，然孔氏立教以六艺为本，固与玄言有异。吾谓诚能兼取孔、墨最好了。”[142]

辛亥革命前后，钱玄同一度醉心复古，但受袁世凯复辟的刺激，他感到共和与孔经是绝对不能并存的东西。如果要保全中华民国，惟有将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字“弃如土苴”。如要保全自来的什么三纲、五伦、礼乐、政刑、历史、文字，惟有请爱新觉罗溥仪复辟，或请袁世凯称帝。[143]1916年，他致书陈独秀，支持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后又发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等文章，猛烈批判中国文化。其激进态度，在五四时期，少有出其右者。人们一般认为，钱玄同是一个全面的反传统者，但透过其激烈的情绪，全面地考察他的思想，钱玄同当时不仅对儒学没有全盘的否定，对墨家更是极力赞扬。不过，与辛亥时期相比，钱玄同对儒、墨关系的认识有所变化。他的思想，如黎锦熙所说的那样，“逃儒归墨”，他提出，与孔子倡“别上下，定尊卑”不同，庄周、墨翟、宋钘、许行诸人能倡平等学说。他引征夏穗卿的《中国社会之原》的观点，来说明墨家倡导平等的意义，批评儒学在这方面的不足。夏氏认为，使墨子之道而大行于汉晋，则中国当早为共和国。无如其说太帮助百姓，大为君主所恶，而儒教，则经荀卿诸人之发明，处处利便于皇帝。于是，教竟君择，适者生存，儒教上下尊卑之精意，遂为祟为于两千年来之中国。钱玄同赞成这一观点，并认为夏氏所说的“墨蹶儒兴为涿鹿战后一大事”为“精绝之论”。[144]以儒批墨，是五四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从最早在《新青年》著文批判儒家学说的易白沙，到“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的吴虞，都是如此。显然，钱玄同的思想与五四这一时代潮流是一致的。

二

墨家思想对钱玄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其一，墨子的“兼爱”思想。《墨子》书中的“兼爱”、“天志”等篇反复提倡“兼相爱，交相利”，即主张爱无差等，爱无厚薄。这是墨学的基本主张。如刘师培所论，墨子“欲人人兼爱交利，爱人犹己，争竞不生”。这一学说，遭到主张亲亲的儒家的反对，被攻击为“无君、无父”，“失亲疏之别”。刘师培认为儒家的批评“未为当也”。[145]章太炎也提出，“诋其兼爱为无父，则末流之喁言也，有以取讥君子，顾非其本也”。[146]梁启超也将此作为利他主义而加以重视。钱玄同赞成兼爱一说。他在1918年1月14日的日记中写道：“闻教育部中人称独秀为无父党，其不曰无君者，因既带共和面具，似不便再说无君是不对了。我想陈独秀果然能如墨子之无父，也就很了不得了。”钱玄同在1923年1月15日的日记中还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二梁，漱溟、启超，说孔家生活最不计较效率，此点贤于墨家与欧洲学人之论。这话我极以为然，这确是孔学最优之点，但‘亲亲而仁民’之说，实不适宜于现代，论学理亦不逮墨家兼爱说的圆满。我们对于前者当从孔，而后者当从墨。”可见，兼爱成为他判断事物和学说价值的一个重要标准。这条史料也反映出钱玄同在批评儒家所倡导的爱有不足之处而主张兼爱时，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儒家学说的价值。一直到晚年，钱玄同仍持这样的认识。他在一则日记中写道：“近思墨子‘筑墙’之喻，兼相爱＝仁，交相利＝义，觉此意极精。人之道德唯一是‘仁’，然博施济众？尧舜犹病。各尽所能以利社会，便以行仁之法，则墨子筑墙之说最精矣。”[147]

其二，“尚贤”与“尚同”思想。“尚贤”、“尚同”是墨家的政治思想。刘师培评曰：“墨家不重阶级”，“是墨子者，以君权力有限，较之儒家，其说进矣”。[148]墨家这一思想也深深影响了钱玄同，他1917年说：“一年以来，改变宗旨，思为教育事业略效微劳，又因厌恶阶级社会之故，无一日不受刺激，因之献身社会之心日甚一日。改名玄同，即因妄希墨子之故。”[149]他在1917年1月5日的一段日记，更是反映了墨学对他的政治观念的影响，他这样写道：“我亦主张和平者，然以为改革之际，恐怖时代决不能免。夫武力解决，无论如何文明，必谓石虽尽焚，而玉无一波及，此实必不可之事，况强凌弱，众暴寡，此等世界，无论如何温和稳健之人，亦不免发指眦裂，一旦反抗，复仇之思想，讵能仅免。吾谓恐怖时代不足惧，但令经一度恐怖即能进斯世于极乐，万物玄同，相望于道，即是无上上幸福矣！。”钱玄同后来废姓也是受到墨家“尚同”思想的影响。他在1917年3月21日的一则日记中写道：“墨翟之思想与今世心社之师复（本姓刘）相同。虽论废姓理由，却是极合真理，将来大同之世，家族制度破坏，姓氏为物毫无用处，必当废灭，殆无疑义。”

值得提出的是，刘师培和钱玄同在辛亥革命时期，都是无政府主义的信仰者，直到五四时期，钱玄同还仍然信仰着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是西方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流派，代表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近代中国曾产生过重大影响。它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向往世界大同，绝对的平等和自由，与墨家的“兼爱”、“尚同”学说有暗合之处，故中国早期的一些社会主义者都是墨家学说的拥护者。

其三，非乐思想。墨家学说中有“非乐”一说。近代以来，在墨学复兴中，人们对非乐的看法不同。对非乐有持批评态度者，如章太炎就说，“今五经粗可见，《乐》书独亡，其亦昉于六国之际，墨者倡言号乎以非乐，虽儒者亦鲜颂习焉，故灰烬之余，虽有窦公，制氏，而不能记其尺札也，呜呼！俟、翟之祸，至自蔽以蔽人，斯亦酷矣！”。[150]钱玄同同意这一看法，也认为非乐是墨家的不足。但他由于他太偏爱墨家了，结果竟达到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既想学墨子之长处，则其短处自亦不觉沾染。墨子非乐，即其不明美术作用之点”。[151]他的朋友黎锦熙说他“活像墨家”的地方就是非乐，“他自民六七‘逃儒’而提倡新文艺反对旧戏后，再也不看梅兰芳了。《新青年》中，他骂旧戏骂得最厉害，如五卷二期《今日所谓评戏家》，五期《中国旧戏之应废》皆是。但他生平也不爱一切音乐，并一切运动和消遣的游艺都不会，尤不喜看电影，有声电影是民十七八来北平的，截至民廿六我和他话别之时止，他还没有看过头一次。”[152]钱玄同善书法，但在五四时期，由于非乐思想的影响，他甚至一度放弃书法创作。

钱玄同并没有关于墨学的系统论述，如他自己所说，他是把墨学当作世界观和人生观来遵循的。[153]对这一点，与钱玄同相交几十年的黎锦熙先生体认最切，他说：“钱先生的思想人格，若照先秦诸子的旧说法是‘逃杨而归儒，逃儒而归墨的’。”胡适曾评论钱玄同议论多而成功少，黎锦熙不赞同这一说法，他说钱玄同“清末一转变就‘逃杨’而做革命党人，民六七再一转变就‘逃儒’而提倡新文化，致力国语运动，他‘矢志斡旋气运’，不‘徒以所知能为一身家之谋’。这一点墨家精神，也就算成功了”。[154]黎锦熙进而评价道：“总之，他一生安身立命之处，还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之功利主义，墨家的人生观。”[155]

钱玄同不仅自己以墨家思想为世界观，他还以此来教育影响下一代。1923年初，沈尹默、张风举、徐耀辰三人于星期日对沈氏、钱氏诸子女做文学讲演，钱玄同担心青年尤其是当时中国的青年，一心注意文学，容易产生颓废的人生观和走上伤春怨秋的道路上。3月21日，他听说沈士远加入讲演，但不讲文学，讲的是墨子思想和《史记·刺客列传》，钱玄同认为这可以和文学相调剂，因此，很赞成这种做法。[156]

墨家学说，这一淹没了千年的传统绝学，在西学汹涌、思潮迭起的近代中国得以复兴，并对当时的许多思想家产生较大的影响，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上的一个有意义的现象，值得学术界研究。墨学复兴对钱玄同的影响，也是我们认识钱玄同思想的一个重要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