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锦熙是著名的语文学家、教育家，1917年与钱玄同相识。黎、钱二人交往二十多年，不仅友谊保持终生，且志同道合，是思想上的同调和学术上的至交。钱玄同逝世后，应钱玄同之子钱秉雄所请，黎锦熙先生写了《钱玄同先生传》。这部传记是目前提供钱玄同生平资料最全的一种，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影响极大，几乎为所有关于钱玄同的资料所必收。但如同任何事物都有局限一样，这篇在钱玄同逝世不久，作于抗战后方陕西城固地区的纪念文章，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如黎锦熙自己所言，其中不免存在“年月偶忘，事实有误，著录未尽，评论或乖，无法稽询”的情况。黎先生曾设想“统俟异日，重为订补”。[111]但后来黎先生并没有再作订补的文字。这样，文中的一些问题，一直没有解决，而为后来的一些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引用。本文根据所接触的有关钱玄同的资料，对黎文中的几个问题进行考证。
第一，关于钱玄同的白话文问题。黎先生在《传》中说，“他清末留学日本时，和他的章老师办了一种《教育今语杂志》，出了六期停刊，宗旨是灌输文字历史等国学常识给一般失学的人，内中也带有提倡种族革命的意味，篇篇都是白话文，他自己有个笔名，但凡署名‘太炎’的各篇，实际也都是他作的。后来坊间汇印成一本《章太炎的白话文》，其实应该叫作《钱玄同的白话文》”。[112]按《章太炎的白话文》是1921年由泰东图书馆铅字排印出版的一本小册子，编者吴齐仁，即出版家张静庐先生。书稿系张静庐在章太炎寓所索得付印，内容为章太炎在日本时所作。黎先生认为章太炎的白话文实际就是钱玄同的白话文，如果仔细覆按，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
《章太炎的白话文》收录白话文章7篇：（1）《留学的目的和方法》，（2）《中国文化的根源和近代学术的发达》，（3）《常识与教育》，（4）《经的大意》，（5）《教育的根本要从自国自心发出来》，（6）《论诸子的大概》，（7）《中国文字略说》。这些文章见于《教育今语杂志》的有：（4）（5）（6）（7）四篇，署名为独角（章太炎的笔名）的有三篇。第（7）篇为钱玄同所作，署名浑然，浑然为钱玄同辛亥革命时期所用的笔名。这里的问题在于，这3篇文章是否章太炎先生所为？据1935年周作人写的《散文一集导言》描述，宣统庚戌（1910）在东京的旧《民报》社员编刊一种《教育今语杂识》……用白话讲述，目的在于行销南洋各地，宣传排满，撰稿者有章太炎、陶焕卿、钱德潜诸人。[113]陶焕卿，即陶成章，钱德潜，即钱玄同。这条史料明确说明了章太炎当年在《教育今语杂志》上确实写过白话文。1908年，周作人同鲁迅一起，入章太炎门下学习，与钱玄同同列章门，其记载自然可信。另一方面，《章太炎的白话文》收录的多是演说，自然是白话，在办《教育今语杂志》之前，章太炎就已经发表过这类的文章了，如1906年章太炎出狱后在东京提倡“用国粹激励种性，增进爱国热肠”的演说就是以白话形式发表在《民报》第六期上。因此《教育今语杂志》有章太炎的白话文章并不奇怪。钱玄同晚年日记也反映了章太炎写白话文的事实，“先师讲学先后七次，所有讲义或由笔记，或由师自编，自编者文多浅易。兹录如左，附连《教育今语杂志》”。[114]“附连《教育今语杂志》”一语，说明《教育今语杂志》中有章太炎的文章。钱玄同是《教育今语杂志》的编辑，又是章太炎的学生，对撰文情况了如指掌，其说自然可信。之所以产生章太炎的白话文是钱玄同所为的误解，并为后人所接受的重要原因是后来章太炎反对白话文，其实二者并不矛盾，因为辛亥革命时期的白话文的使用和提倡者与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使用白话有所不同，前者只是把白话文仅仅视为一种教化俗民、开发民智的工具而已，如钱玄同在起草《教育今语杂志》之章程时，在日记中写的那样，“盖用以教俗民，非官话不可也”。[115]后者则如钱玄同在五四时期所说，“不仅主张用白话文来做初级教育和通俗教育的教科书，尤其主张用彼来著学理深邃的书籍”。[116]前者写白话文，并不反对文言文，后者进而坚决攻击文言文的权威，二者是不一样的。因此，不能因为章太炎先生后来反对白话文而否认其早年曾作过白话文。作为杂志的主要编辑人，钱玄同可能对章太炎的文章加以整理过，但完全认为凡署名太炎的文字都是钱玄同所作显然不准确。钱玄同自己就从未认为章太炎的白话文是他所作，他在给顾颉刚的信中说过《章太炎的白话文》中有他的文章，但也只是说《中国文字略说》一篇文章而已。[117]
实际上，章太炎不仅创作白话文，而且对五四白话文运动还有巨大的理论贡献。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主张白话文的思想最初就是来自章太炎。钱玄同在1933年关于语文问题的一次谈话中说：“章太炎先生于1908年著了一部《新方言》，他说‘考中国各地方言，多与古语相合，那么古代的话就是现代的话。现代所谓古文，倒不是真古，不如把古语代替所谓古文，反能古今一体，言文一致。’这在现在看，虽然觉得他的话不能通行，然而我得了这古今一体，言文一致之说，便绝不敢轻视现在的白话，从此便种下了后来提倡白话之根。”[118]章太炎先生与白话文运动的潜在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关于钱玄同的经学思想。黎先生在《传》中说，“钱先生早从章氏（章太炎）受了‘六经皆史’之说，进一步就拿历史的眼光来研究批判一切古籍，凡可疑的，都得从新考虑，所以自号疑古”。[119]按，六经皆史的观念主要是经古文学的思想。而钱玄同早年接受的是经今文学思想，他根本反对“六经皆史”之说。章太炎是清末古文大师，钱玄同虽为章门弟子，但钱玄同主要从章先生学习语言音韵之学，对章太炎的六经皆史的说法从未接受。在经学问题上，钱玄同一直赞成今文家的观点，认为儒家经典中含有微言大义，孔子作《春秋》，为后世制法。我们可以从下面资料中看出钱玄同早年对六经的观点：
（一）钱玄同赞成今文经学关于经的认识。钱玄同早年读经，即接受清代今文家刘逢禄的观点，到日本后，虽入太炎先生门下，但并没有改变其经学主张。如他在1910年1月读了今文经学家皮锡瑞的《经学历史》后的日记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写道“《春秋》是经，左氏是史。经垂教立法，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体例判然不合”。钱玄同读后，认为“其说最确”。[120]皮锡瑞认为“孟子以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又引孔子‘其义窃取”之言，继禹舜汤文武周公之后，足见孔子功继群圣，全在《春秋》一书，并提出，“尊孔子者，必尊前汉最初之古义，勿惑于后起之岐说”。钱玄同读后亦十分认同，在日记中写道：“后世之崇古文而诋今文者，盍亦观孟子之书乎？西汉今文家言不足信，孟子之言亦不足信乎？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实为圣人之嫡传，其说如是，殆不可易。”[121]清代学者俞樾在《群经评议》中，将“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之“取”训为“为”，钱玄同认为“可为一字千金”，“盖孔子作《春秋》，孟子言之最明，后世传之者止有公羊子。近世有鲰生谓孔子不改制，而孟子此文之‘取’字即今文家亦不得其解，故训不明，遂启伪学之侵入，谓即据孟子，亦言取而不言作矣，俞氏曾闻宋于庭之绪论，通公羊氏家法，固能解此也”。[122]钱玄同还认为“六艺本先王之政典，孔子因之删订笔削，作为一家书……盖六经为孔子所作，尧、舜、禹、汤皆亡是公、乌有先生之说，本康氏之谬谈。要之，谓经应宗今文，唯当恪守西汉先师成法，近则二庄、宋、刘、戴（望）、陈（立）诸子耳，古文无师说，刘歆一家之言不足据也。然康氏之说亦未足据也”。[123]“解经必宗西汉师说，经纬并视。”[124]
（二）钱玄同反对六经皆史的说法。钱玄同在1908年看到其师章太炎所作的《春秋左传读叙录》稿专对刘书（即清代今文学家刘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证》）攻击，心窃怀疑，再取刘书细读，终不敢苟同太炎师之说。[125]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余虽受业章先生，然观以辟今文之说，亦颇不谓然。《周官》真伪，非吾浅见所能窥，若左氏实不传《春秋》者，盖彼所记载全是史书，偶涉释经，大抵陈义甚浅。俞氏谓其窃闻绪论而然，信也。故考春秋时之古史，可以《左传》为准。至于解释经典，盖非《公》、《谷》不能知也。昔人谓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春秋》重义不重事，其说信。”[126]钱玄同也不赞成其师章太炎驳斥皮锡瑞的观点，而将《春秋》视为历史的说法。章太炎曾引庄子之“《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经世者，纪年也”的话，认为先王之志者，本以记往事，非为后代制法，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庄子之见，高于儒家孟子远矣。钱玄同反驳其师道：“此说实未可从。要之，史家之《春秋》即如《公羊传》所引，‘不修《春秋》’是也，此固所以记往事者。若孔门之《春秋》，则固孟子所谓天子之事，史公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者’，一是史，一是经，原不可合为一也，庄子所言，盖古六经，而非孔子之六经也。”钱玄同认为“孔子《春秋》确是有意笔削，断不能以史文观之”。[127]，章太炎对皮锡瑞的批评“多不足以折服之之语”。[128]他对另一古文经学家刘师培将六经视为教科书讲义也不赞同，“刘申叔更以六经为孔子教科书讲义，此以今日之制臆测古初，可笑已极。若果为教科书，则孟子何以言《春秋》天子之事，且有‘知我’、‘罪我’之说乎。若使今之编教科书者若作是语，岂不可笑”。[129]
1912年，钱玄同拜今文家崔适为师，接受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的思想，从此专宗今文。1914年，钱玄同又阅读了《孔子改制考》，接受了康有为、廖平六经皆孔子所作的观点，对于孔子改制托古之说，亦深信不疑，“六经皆孔子所作，其中制度皆孔子所定，故《尧典》制度全同《王制》，此义发明于廖、康二子，可以拨云雾而见青天”。进而，钱玄同批评六经皆史的思想，“世犹欲有奉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者，六经皆史之说，其他姑弗论，即如《诗》、《易》二经如何能说是史？于是说者谬其词曰，《诗序》言作《诗》之故，此亦史也。姑弗论《毛序》之不可信，即以序说为确，即《诗》之有序，犹后世之言本事诗耳，若以《苏诗补注》、《绝妙好词笺》为史，虽愚者亦知其非，顾乃以《诗经》为史，岂非谬谈。”[130]可见，在对经的认识上，钱玄同尊崇今文家言的而不赞成“六经皆史”之说。
钱玄同早年的经学思想一直没有公开发表，其原因是他担心人们攻击他背叛师门，故立异说。他在1916年1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余之治经，宗孟、荀、贾、董迄刘向以来之说，排斥新室以后之伪古说，同人中颇有以师未死而遂背，疑为故立异论，以为逢蒙杀羿之举。在余虽自信不敢党师门妒道真，求学惟求心之所安，然三人成市虎，人言亦殊可畏，故宁藏拙而不登也。”因此，人们对钱玄同早年的经学思想多不甚明了，即使是他的好友也不十分清楚，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现在。
第三，关于《国音常用字汇》的编著问题。黎先生说，“民十二，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常年大会，就组织了一个‘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到民十四，才由这委员会推举钱先生和我并王蹼、赵元任、汪怡、白镇瀛（即白涤洲）诸位共六人为起草委员会，逐字审音，逐日会议，到民十五才草成十二册大稿本；民十七，钱先生以为字数太多，有些不常用的字，其音一时难于决定，民十八，国语委员会第二次常务会议决改名《国音常用字汇》，就原稿删定，计得九千九百二十字，加上异体异音的，合计一万二千二百二十字。再由钱先生作最后的审核，我和白涤洲先生随时参加意见，直到民二十‘九一八’事变起时，全稿始定。”黎先生认为这部《国音常用字汇》“可以说是钱先生一手编定的。[131]”
黎先生的这一段表述并不错，但却不十分准确。据钱玄同在《哀青年同志白涤洲先生》一文所记，白涤洲在《国音常用字汇》编著过程中有着重要的作用。钱玄同说“这几年之中，会中最初是增修《国音字典》，编成一部稿本。这部稿本是涤洲主编的，编成、油印，大家审查，觉得尚未完善，且既说增修，更当多搜材料，使其内容丰富，增修的《国音字典》，对于旧的《国音字典》，当如《集韵》对于《广韵》那样；但如此办法，一定旷日持久，不能应中小学校之急需，于是便将增修之事暂缓进行，先取普通应用的字编为《国音常用字汇》一书，仍由涤洲去编，所编的初稿觉为还是不好，于是再行改作，此即二十一年（一九三二）由教育部公布之《国音常用字汇》也。此书虽名为由我主编，实则涤洲所编，但于编成之后，由我逐字复核一过，提出许多疑难的问题，约了劭西和涤洲，由我们三个人共同商讨，为最后之决定而已。”[132]从钱玄同自己的说法看，黎锦熙认为《国音常用字汇》是钱玄同一手编订的表述，并不十分准确。
事实上，黎锦熙的《钱玄同先生传》是一篇在钱玄同逝世后所写的纪念性的东西，兼之又在陕西后方，可参考的资料较少，后人在使用时要加以注意，不能对其中的一切都不加以分析地照搬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