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钱玄同早年同学于章太炎门下，后来又是《新青年》同人。1926年后，鲁迅因北洋政府的迫害，离开北京，去厦门教书。自此，二人南北一方，来往断绝。境遇不同，思想也逐渐有了较大的差别和分歧。昔日的同学、战友，渐成路人，并互有讥评。如果我们跳出二人间私人感情的纠缠，或超越某种预设的价值判断，则二人晚年关系的变化，就能或多或少地折射出1927年后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情况和对改造中国文化道路选择的差别。本文使用的二人晚年时间概念，指1926年以后，即鲁迅生命的最后10年，钱玄同生命的最后13年。

一

据钱玄同和鲁迅各自的记载，二人关系的破裂是在1929年5月鲁迅北上探亲时。对此，钱玄同后来回忆道：5月26日，鲁迅经马幼渔介绍到孔德学校去看旧小说，与他相遇。他看到鲁迅的名片还是周树人，因而笑问：原来你还是用三个字的名片，不用两个字的，意其不用鲁迅也。鲁迅说：我的名片总是三个字的，没有两个字的也没有四个字的。鲁迅所谓四个字的，大概指疑古玄同，因为钱玄同当时喜好古法，缀号于名前，朋友往往开玩笑，说他改姓疑古。自从这句话后，鲁迅就不再与钱玄同说话了，钱玄同觉得奇怪，就走了出去。[76]鲁迅对此事当时就有记录，他在当天给许广平的信中说：“途次往孔德学校，去看旧书，遇金立因（即钱玄同——引者注），胖滑有加，唠叨如故，时光可惜，默不与谈。”[77]不满之情，溢于言表。从此二人不相往来。

事情起因看似简单。但就一般情况而言，旧友故地重逢，乃格外欣喜之事，决不会因一二句话不和而致关系破裂。所以，二人不谐必有其因。联系后来鲁迅自己的一些表示，则可看出，鲁迅对钱玄同的不满并不只是因为言不投机，而是二人间有着更深刻的思想上的裂痕。鲁迅在1929年回南后在致章廷谦的信中说：“据我所见，则昔之称为战士者，今以蓄意险仄，或则气息奄奄，甚至举止语言，皆非常庸鄙，与为伍则难堪，与战斗则不得，归根结蒂，令人如陷泥坑中。”[78]在1932年鲁迅再次北上后，又一次在私人信件中表示了对北方学人强烈的不满：“北平诸公，真令人齿冷，或则媚上，或则取容，回忆五四时，殊有隔世之感。”[79]可见，鲁迅最不满的北方学人的思想状况，被他认为是昔日的战士的人，如今完全失去了战斗的精神。结合他在孔德学校对钱玄同的态度，以及他1934年写诗讽刺钱玄同[80]，这一批评显然包括钱玄同在内。如果再进一步分析的话，钱、鲁这种思想上的歧异，则体现了1927年以后，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分野。

由严复自英国引进的自由主义，到五四时期，发展达到高峰，而胡适、陈独秀、鲁迅、钱玄同无疑是五四自由主义思潮中的代表人物。随着五四思想解放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也为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所接受，并付诸实施，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近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主张以实现个人的独立和自由为最高原则，力求在中国实现英美式的自由、民主的经济制度和政治体系，在改造社会问题上，往往主张和平改良的方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实现中国的民族独立、人民民主、社会主义为最高原则，主张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度。《新青年》同人的分裂就是这两种思想矛盾、斗争的结果。在《新青年》分裂时，鲁迅和钱玄同都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从思想自由出发，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新青年》分裂后，鲁迅感到同一战阵的人向辛亥革命那样又一次的分裂，或退隐、或前进、或高升。他在短暂的彷徨后，继续上下求索。他通过现实斗争的实践，思想发展逐渐接近马克思主义。首先，他放弃了早年的轻视物质文明的观点，逐渐接近历史唯物主义。从阿Q的生计问题，到《娜拉走后怎样》，从涓生子君的恋爱悲剧，到大白菜堆成A字的《幸福家庭》的喜剧，鲁迅在小说中一再提到吃饭、饭碗问题。他认识到“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常的事，然而也许比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81]其次，他对阶级分野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有了充分认识。鲁迅放弃了早年对中国文化“以是而不轻旧乡，以是而不生阶级”的看法，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经常出现“上等人”、“下等人”、“阔人”与“穷人”、“治者”与“被治者”的概念。同时，他彻底放弃了早年“任个人，排众数”的个人主义观点，逐渐看到人民群众的作用。他的《未有天才之前》等杂文明显地表达了这一点。再次，他开始认识到暴力革命的意义。他说：“改革最快的还是火与剑，孙中山奔波一世，而中国还是如此者，最大原因还在他没有党军，因此不能不迁就有武力的别人。”[82]最后，经过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刺激，在血与火的搏斗中，通过实践，鲁迅告别了进化论，最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他说：“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83]他在1927年写的《文学和出汗》、《卢梭的胃口》、《文学与政治的歧途》等，就已经在考虑阐述文学的阶级性问题，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武器来进行战斗了。[84]

钱玄同在新文化阵营分裂后，也对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反思。他对自己在《新青年》时期的激进言行有所认识，但在政治上，钱玄同仍然坚持自由主义。他从思想自由和包容的原则出发，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但却有所倾向，对于陈独秀、胡适“一则主张介绍劳农，又主张谈政；一则反对劳农又主张不谈政治”的争论，他倾向于胡适。他私下说：“我对于此事，绝不愿左右袒。若问我的良心，则以为适之所主张较为近是。”[85]钱玄同认为中国人“实在不配讲什么ㄢㄎㄚㄓㄏㄧ（安那其——引者注）和什么ㄅㄨㄦㄓㄚㄟㄎㄓㄨㄏㄧ（布尔什维其——引者注），不是说‘彼等’不好，实在佢们底程度太不够”。[86]同时，钱玄同还认为布尔什维主义不适合中国，其原因是“社会压迫个人太甚之故。中国人无论贤与不肖，以众暴寡的思想，是很发达的”。[87]这一观点，既反映了钱玄同对中国社会的认识，也反映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因此，钱玄同始终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以改造国民思想和启蒙为目标，继续同旧势力作斗争。他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北洋政府的思想专制，反对复古思想的回潮，但他始终是以进化论和个性解放为武器，始终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如他在《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的后面》中就表示，他最佩服易卜生的“我所最期望于你的是一种纯粹的自我主义。要使你有时觉得天下只有关于我的事最要紧，其余的都不算什么……你要想有益社会，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这块材料铸造成器”。[88]他不赞成立即对中国政治进行直接的改造，不赞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政治实践。钱玄同在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谈到，“我们做了中国的百姓，是不配骂政府的，中国的社会决计不会比政府好。……要改良中国政治，须先改良中国社会”。钱玄同倾向于对人的思想首先进行改造，反对直接的政治革命，“马克思啊，‘宝雪维几’啊，‘德谟克拉西’啊，中国人一概都讲不上，好好坐在书房里，请几位洋教习来教他们‘做人之道’是正经。等略略有些人气了，再来开始推翻政府，才是正办。”因此，他不主张直接地反对军阀的政治斗争，他认为：“一天到晚，骂什么政府，骂什么峰、什么揆、什么帅，真是无聊。”[89]“不唤醒国人，不改良国人，而徒沾沾焉惟军阀政蠹之是詈，真舍本逐末也。”[90]

应该承认，在近代中国，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属先进思想的范畴。自由主义是反对封建思想、专制制度的有力武器，在中国的早期启蒙运动中，起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但自由主义在中国缺乏一个强有力的阶级力量为依托，缺乏适宜生存的政治环境和文化土壤，面对近代中国日益激烈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往往不适应现实斗争的需要，不能承担起中国救亡图存的重大历史使命。自由主义者虽然也曾奋力呐喊，政治主张也不乏深刻性，但往往脱离现实斗争的需要，而显得苍白无力，如在1922年，在具有强烈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色彩的非宗教运动中，钱玄同、周作人等五教授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在现实中国救亡图存的斗争，自由主义者不断分化，一些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如早期的陈独秀、李大钊，后来的鲁迅，一些人，或像胡适等做出一度的抗争后而退却，或像周作人那样，早早躲进十字街头的塔。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钱玄同虽自己表示不愿缄默，但面对国民党专制政权的党化政治，舆论一律压力，五四时期百家争鸣、众口喧哗的条件已不再存在的情况下，也逐渐地脱离现实斗争，而成为一个纯粹的学者，失去了往日那样的战斗精神了。这些，正是钱、鲁二人在分别数年后，不再有共同语言的一个深层原因。

不过，鲁迅对北方学人完全否定，嬉笑怒骂，显然也掺杂了许多的感情因素，并不完全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实际情况是，钱玄同晚年虽失去昔日的战斗精神，但始终坚持自由主义。他主张思想自由，反对国民党在大学中进行的党化教育。他拒绝参加大学中举行的总理纪念周，在他的日记中有这一方面的纪录。如：1930年3月3日所记：“星期一，今日上午十一一十二时本是师大功课，而今日十时忽然要做总理纪念周，且有李湘宸其人来演讲，因而不问十一一十二有没有（课），便不去了。”[91]1930年3月17日所记：“师大忽定出规矩来，各系主任轮流做纪念周，今日轮到我，我只好装病了。”[92]同样，钱玄同也反对在大学中宣传唯物主义，在钱玄同执教的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有的同学要求开设唯物史观课，致函钱玄同。钱玄同拒绝开设。他的理由是，“历史系已经有了，岂《圣经》须各处宣传，如道旁之赠马太福音者乎？”。[93]这种观点反映了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教育价值中立的观念。他不满思想专制、舆论一律，这与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所主张者毫无二致，只是那积极的战斗变为消极的反抗了。当然，钱玄同有时也有公开的抗议，针对国民党在九一八后加强思想控制的做法，钱玄同在师大的一次公开讲演中批判思想统一之荒谬，认为是嬴政、刘彻、朱棣、爱新觉罗·弘历四个老鬼的魂又出现了。[94]把国民党的思想专制政策与历史上四个专制帝王相提并论，可见钱玄同的愤恨程度了。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和30年代初，中国政治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各种力量、思想，不断地分化重组，五四时期一同向旧思想、旧文化战斗的知识分子，也走向不同的阵营。鲁迅和钱玄同的分歧，实际上反映了20年代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分歧，而不是“误会”、“意气”之争。

二

作为思想家，学者，钱、鲁二人一生致力于改造中国的思想文化。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二人作为新文化阵营的战友，一起向旧文化、旧思想、旧道德做了猛烈的抨击。值得指出的是，钱、鲁二人批判旧文化的态度和立场虽然一致，但在五四时期，二人在一些具体的问题上的主张，却是和而不同，各抒己见，从不党同伐异。这正是新文化同人思想最可贵的地方之一。不过，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于政治思想的不同和学术观念的差异，这两位昔日的战友，对许多思想文化问题看法的分歧却越来越大了。首先是如何对待疑古思潮，钱、鲁二人态度、观点有异。其次，在文字改革问题上，钱玄同和鲁迅的具体主张上也全不相同。

五四之后，在中国学术界掀起了一场强烈的疑古思潮。这一思潮是五四反传统思想在学术领域的延伸，是打破迷信、破除偶像崇拜，思想解放的重要手段。但对于疑古，钱玄同和鲁迅的态度是不一样的。疑古辨伪运动的主将是顾颉刚。顾颉刚原是北大学生，受胡适实证主义和钱玄同今文经学思想影响，对儒家极度称赞的尧、舜、禹上古黄金时代产生怀疑。1921年后，顾、钱二人就多次通信，讨论古史真伪问题。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的观点，否定上古三代之说，疑禹为虫。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钱玄同的支持，钱玄同称赞顾的方法和思想“精当绝伦”，不过，钱玄同也不同意禹为虫的说法，对顾的观点进行了矫正。此后，钱玄同也发表一系列文章，注重对儒家经典的辨析，以恢复历史本貌为目的，“决心要对于圣人和圣经干裂冠，毁冕，撕袍子，剥裤子的勾当的”。[95]钱玄同在1925年自号疑古玄同，可谓是当时疑古学派的中坚。胡适曾说，疑古学派在经学方面得到钱玄同助力最大。[96]但疑古的许多做法，鲁迅是不同意的，尤其是疑禹为虫的说法。他在1927年致章廷谦的信中说：“禹是虫，故无其人，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指顾颉刚——引者注）当可聊以**欤。按迅即卂，卂实卽隼之简笔，与禹与禺，也与它无异，如此解释，则‘準’字迎刃而解，即从水，隼声，不必附会从‘淮’之类矣，我于文字亦颇有发明，惜无人与我通信，否则亦可集以成‘今史辨’也。”[97]鲁迅在这里既批评了顾颉刚，又讽刺了钱玄同，通信之说，暗指钱玄同也。1934年鲁迅在致郑振铎的信中，又一次批评了顾颉刚，“他是有破坏而无建设的，只要看他的《古史辨》，已将古史‘辨’成没有”。[98]由此可见，鲁迅不赞成顾颉刚的方法和其对上古历史否定的态度。应该承认，鲁迅和钱玄同在古史辨伪的问题上都有缺点和不足。古史辨伪运动在当时对思想解放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一点，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已经被学术界、思想界所公认。顾颉刚提倡于前，钱玄同支持于后，可谓是对古史辨伪运动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物。但疑古运动受思想、方法限制，如沿袭了清代今文经学的思想方法，受五四强烈的反传统思想影响，存在许多疑古过勇，过多地否定民族历史的倾向。鲁迅加以批评，看法十分深刻。但鲁迅却很少肯定疑古的意义，他后来在《理水》、《崇实》、《我们怎样教育儿童》中不断地讽刺顾颉刚。事实上，顾颉刚在钱玄同批评后，已经放弃禹为虫的说法。[99]鲁迅抓住不放，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则不免逸出学术讨论的范畴，而或多或少地有个人意气的成分掺杂于其中了。退一步讲，即使顾颉刚的说法有误，也毕竟是严肃的学术探讨，如不赞成，可以讨论研究，本不应冷嘲热讽的。钱玄同是顾颉刚疑古的同调，鲁迅是疑古的批评者。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鲁迅之不同意顾颉刚，与当时的保守主义者的出发点是不同的。鲁迅不喜欢顾颉刚，也不喜欢钱玄同。他在1929年、1932年两致章廷谦书，说顾颉刚：“乃父不知何名，似应研究，倘其字之本意是一个虫，则必无其人，但藉此和疑古玄同辈联络感情者也”。[100]“疑古玄同，据我看来，和他的令兄一样性质，好空谈而不做实事，是一个极能取巧的人，他的骂詈，也是空谈，恐怕连他自己也不相信他自己的话，世间竟有倾耳而听者，因其是昏虫之故也。至于鼻公（指顾颉刚——引者注。）乃是必然的事，他不在厦门兴风，便在北平作浪，天生一副小娘脾气，磨了粉也不会改的，疑古亦此类，所以较可以情投意合。”[101]实际上，钱玄同和顾颉刚的关系只是学术上的知音而已，并无其他。鲁迅认为钱玄同不做实事，这一评价也不准确。虽然钱玄同在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中的地位不能与鲁迅比肩，但他也是对近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革新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而顾颉刚更非小娘脾气，只从他推荐与他学术观点完全不同的钱穆到大学教书一件事，就足见其学术胸怀的宽广了。

其次，在文字改革问题上，钱、鲁二人意见有很大的分歧。钱、鲁二人同受业于章太炎门下，对中国语言文字之学都有很深的修养。鲁迅在民国初年曾参加教育部读音统一会，参与文字读音统一工作，曾计划写作《中国字体变迁史》，他虽不专攻文字学，但却有相当造诣。钱玄同则是以语言文字学闻名于当时学界，在民初就撰写《文字学音篇》，排比古今，阐述己见，成一家之言，后来又写《古音无“邪”纽考》、《古韵廿八部音读之假定》，将清末研究已达极点的古韵学又向前推进了一步。近代以来，许多维新志士、革命党人和其他关心祖国文化的人，认为中国落后，是教育不发达，教育不发达是因为文字繁难，不易掌握。五四时期，钱、鲁二人都有志改造中国文字。钱玄同以世界语代替汉语、汉字的激进主张，就有鲁迅的意见在内。但在其后，钱玄同和鲁迅在如何使汉字实现拼音化问题上，却站在了不同的两派上。五四**过后，钱玄同把工作重点放在文字改革上，他在1923年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上，提议请组织“国语罗马字”委员会的议案，被议决统过。1925年，他和赵元任、林语堂、黎锦熙、刘半农等语言学家组成“数人会”，专门探讨制定中国拼音文字，并在1926年完成国语罗马字方案，由国语统一筹备会决议通过，1928年又由国民政府大学院通过。国语罗马字是采用罗马字母，以北京音为标准，主张国语统一，采用四声制。在国语罗马字之后，1931年，在苏联帮助下，以中共党员瞿秋白、吴玉章为主，另外编制一套拼音文字，也是采用罗马字母，但以山东方言为标准音，不主张统一，不讲求四声。被称为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在这两种拼音文字中，鲁迅赞同后者，反对前者。鲁迅反对罗马字，既有学理上的分歧，又有政治观念不同对文字改革认识的影响。首先，鲁迅认为罗马字拼写难。他说：“比较，是最好事情。当没有知道拼音字之前，就不会想到象形字的难，当没有看见拉丁化的新文字之前，就很难明确的断定以前的注音字母和罗马字拼法，也还是麻烦的，不合实用，也没有前途的文字。”[102]其次，鲁迅认为，国语罗马字的主张者是阻挡改革。“同是不满于现状，但打破现状的手段却大不相同：一是革新，一是复古。同是革新，那手段也大不同：一是难行，一是易举。这两者有斗争。”“有些改革者，是极爱谈改革的，但真的改革到了身边，却使他恐惧。惟有大谈难行的改革，这才可以阻止易举的改革的到来，就是竭力维持着现状，一面大谈其改革，算是在做他那完全的改革的事业。”[103]

作为汉字拼音化的两种方案，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是有区别的，如声调和读音问题等。但这些差别也不是绝对的。拉丁化新文字不直接主张读音统一，但并不反对最后统一读音新文字出现。国语罗马字虽强调统一，但却不反对调查使用方音，在调查方音问题上，做出最大成绩的就是主张国语罗马字的学者们。钱玄同长时间和赵元任讨论方言问题，又和顾颉刚合作注《吴歌》的音，和周作人合作注《越谚》的音，还有制造方音罗马字的提议。因此，从本质上说，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区别仅是文字学意义上的。钱、鲁主张的不同本应是学理上的不同，但在20世纪30年代，这一学术问题却蒙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

1931年9月，在海参崴召开了第一次中国新文字代表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的决议，明确地把文字与阶级性联系起来，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于现在的时代”。“要根本废除象形文字”，要造成真正通俗化，劳动大众化的文字只有采用拉丁字母，使汉字拉丁化，只有这样，“才能发展形式是民族的，而内容是国际的、社会主义的中国工人及劳动者的文化”。会议提出“反对资产阶级的所谓国语统一运动，所以不能以某一个地方的口音作为全国的标准音”。[104]这些观点，反映了当时左翼文化运动的主张，带有强烈的“左”倾色彩。在左翼文化人看来，两种文字主张，拉丁化新文字的主张代表劳苦大众，是革命的，而国语罗马字则是资产阶级的，也就是反革命的。鲁迅也赞成这些观点。他说：“汉字也是中国劳苦大众身上的一个结核，病菌都潜伏在里面，倘不首先除去他，结果只有自己去死。”[105]所以，同其他左翼文化人一样，鲁迅也没有把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区别仅仅看成是学理上的区别，他说“主张罗马拼音和拉丁化者两派的争执，其实并不在精密和粗疏，却在那由来，也就是目的。罗马字拼音者是以古来的方块字为主，翻成罗马字，使大家都来照这规矩写，拉丁化却以现在的方言为主，翻成拉丁字，这就是规矩”。[106]鲁迅认为拉丁化新文字有人民性，“他和民众是有联系的”。[107]，“是劳苦大众自己的东西，首先的唯一的活路”。[108]而国语罗马字，鲁迅则认为是“研究室或书斋里的清玩”。[109]这里，鲁迅也把文字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载体，有民族性而无阶级性。就民族性而言，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主张者，都试图用世界通用的罗马字母拼音方案代替具有悠久历史的汉字，都因违背汉字民族性这一客观规律而失败。就阶级性而言，主张拉丁化新文字的人，包括鲁迅在内，虽然充分考虑到文字应为人民群众服务，但却犯了将语言文字这一中性的、工具性的事物意识形态化的“左”的错误，因而，对其他的文字改革主张采取了批判、排斥的关门主义态度，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不足。钱玄同看到了拉丁化新文字主张的强烈意识形态性，因此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他认为：“他们宣传这种东西乃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断断乎不肯在语文学理范围内来平心讨论的。”于是钱玄同对拉丁化新文字采取一个字不提，也不批评，也不答复朋友或学生们的提问的态度。1934年，大众语争论开始。南方文化人来信向国语运动者征求意见，钱玄同也拒绝讨论，认为此是拉丁化宣传者的外围工作，并反对黎锦熙参加讨论，他认为大众语主张者是“早成定局，机械，无理智”。当时也有国语罗马字主张者提出接受拉丁化方面的妥协条件，共同研究拼音文字，钱玄同也不赞成。他说：“若果如此，就连国语罗马字一并牺牲。”[110]在这个问题上，钱玄同也有意气用事的一面。随后，钱玄同将主要精力放在简体字的收集整理工作上。

一般说来，伟大人物的私人交往，都不局限于个人间的关系，而往往是某段历史的缩影和见证。钱玄同与鲁迅，这两位近代中国的思想家和文化大师，他们交往中的友谊、矛盾和分歧，对于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史来说，就具有这样的意义。钱玄同与鲁迅经历了自辛亥革命到中华民族神圣抗战间中国社会思想变革最为激烈的历史时期，辛亥时期，他们初登历史舞台，五四时期，相互影响，共同参与领导了改变中国历史的新文化运动。在晚年，他们虽在思想文化方面的主张发生一系列的分歧，但他们仍在不同的领域里继续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文化的振兴而努力。正确地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准确地理解中国近代历史。扬鲁抑钱，或扬钱抑鲁，对二人关系做简单处理，都是不科学、不客观、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既误解古人，也容易误导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