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与刘师培

钱玄同和刘师培二人都是近代中国的著名思想家和学者。二人的交往从辛亥革命前一直延续到五四时期，思想学术关系甚深。在晚年，钱玄同抱病编辑刘氏遗书，全面评价刘氏政治、学术思想，更见二人间学术关系与感情。故讨论他们思想、学术上的交往对于认识近代思想学术之发展变化，是有意义的工作。

一、谊兼师友

钱、刘二人家有世谊。钱玄同的父亲钱振常，曾任礼部主事，晚年出长绍兴、龙山等地书院，是一个对中国文化研究有素的学者，在晚清学界有一定的影响，蔡元培即出于他的门下。刘家则以三世（曾祖、祖父、伯父）传左氏之学而饮誉学林。钱振常和刘师培的伯父刘恭甫是朋友，而恭甫之子师仓（字张侯）又是钱振常的学生。刘师培1884年生于仪征。钱玄同1887年生于苏州。二人家庭背景相像，成长经历也颇相似，皆为自幼饱读经书。钱玄同自幼就开始做八股、策论、试帖诗，其父因长子念劬科举不第，而对钱玄同“属望殷，督责严”。[1]刘师培则是18岁中举，则可谓少年得意。但1903年，清政府迫于内外形势，实行新政，废除科举制度。二人通过科举以飞黄腾达的道路自此断绝。刘师培为此痛感“飞腾无术儒冠误”。[2]，在反清民族主义思潮的激**下，思想激变，走上反清革命道路。钱玄同则是在父亲病故后为谋生计而不得不接受当时的新学，即西学，潜移默化，转向了革命。二人在思想转变过程中，章太炎起了重要作用。冯自由在论刘师培思想转变原因时说他“少读东华录，夙具民族思想，尤佩仰章太炎学术”。[3]刘师培是否读过《东华录》，已经难考，但受太炎影响则确属事实。1903年，刘师培在上海开始反清革命宣传，因其早慧和敏锐的思想，在不到20岁时就写出了阐述反满种族革命思想的《攘书》和《中国民族志》，宣传民主思想的《中国民约精义》。钱玄同则是在1904年读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后，感到“满洲政府如此可恶，真叫我气破肚，章邹底主张，实在是有理ㄧㄚ有理，一定非革命不可”。[4]其后钱玄同又陆续读了许多宣传种族革命的文章和书籍，其中就有刘师培的《攘书》。1904年，钱玄同又与潘界定等人为开发民智，办《湖州白话报》，不奉清朝正朔。也许是欲引刘师培和蔡元培为同调，也许是因为二人与钱家皆有交谊，思想转变后的钱玄同到上海《警钟日报》社访问过蔡元培和刘师培，但不遇。[5]

1906年，钱玄同到东京留学。其时章太炎先生刚刚从上海西牢出狱，到东京为《民报》主笔。钱玄同因早就极端地崇拜章太炎，就到《民报》社拜见，并在章太炎的寓所，第一次见到刘师培并与之定交，时间是1907年4月22日。当时，刘师培应太炎之约，于2月携妻奉母到东京编辑《民报》。此后，从1907年到1908年，钱玄同与刘师培保持了密切的关系。

辛亥革命时期，中西思想碰撞，新旧学说杂陈。当时的思想界可谓色彩斑斓、丰富多彩、复杂多变。但就影响而言，则主要有三大思潮，即三民主义、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在三大思潮中，刘师培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在当时既被称为东亚卢梭，又是国粹学派的中坚，还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的思想领袖。钱玄同则是刘师培思想的追随者。在国粹主义、无政府主义诸方面，刘师培都给了钱玄同以极大的影响。

先说国粹主义。1905年由刘师培、邓实、黄节编辑的以“发明国学，保存国粹”为宗旨的《国粹学报》在上海创刊。《国粹学报》，这一号召人们研究祖国的历史和文化，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突出地宣传“夷夏大防”的民族主义思想的刊物，从创刊伊始就强烈地吸引了正在上海南洋中学读书的钱玄同。在1905年，钱玄同先后阅读了《国粹学报》刊登的刘师培的《国学发微》、《周末学术史序》、《两汉学术发微论》、《南北学术不同论》、《古政原始论》、《经大义相同论》、《小学发微补》、《理学字义通释》、《国学教科书》等文章和其他作者的文章。这些文章给钱玄同以很大的影响，钱玄同晚年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中写道，他读了这些文章和章太炎《訄书》、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夏穗卿《中国古代史》，“于是始知国学梗概”。[6]此后，他还阅读了刘师培1903～1908年除《芜湖白话报》之外的所有文章。1905年底，钱玄同东渡日本。翌年，加入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在诸多宣传种族革命的刊物中，《国粹学报》是他最喜欢阅读的刊物。他在1906年4月2日读毕一期《国粹学报》后，在日记中写道：“保存国粹，输入新思想，光大国学，诚极大之伟业也。数年以来，余扮了几种新党，今皆厌倦矣，计犹不如于此中寻绎有味也。”[7]此后，一直到1916年他都“专以保存国粹为职志”。[8]并提出了“师古、复古、存古，但不泥古”的保存国粹主张。[9]

再说无政府主义。1907年7月刘师培创办了中国无政府主义的第一份报纸《天义》。钱玄同在7月11日就购得了《天义》第1期，读后，觉其思想“精美绝伦”。[10]9月8日，又得到刘师培的妻子何震所赠第5期。钱玄同看到《天义》把明代思想家李卓吾的思想说成是中国的无政府主义，是中国的巴枯宁，感慨道：“吾国竟有若是通人乎？”。[11]

8月31日，刘师培和张继等创办社会主义讲习会。钱玄同是讲习会的积极参加者。在《刘申叔遗书》中，存有三封刘师培给钱玄同的信，其中两封是对钱玄同询问社会主义讲习会和世界语学习的答复。据《钱玄同日记》的记载，当年的9月15日，10月6日，翌年的1月12日，1月26日，2月16日，2月23日，3月8日，3月22日的讲习会活动钱玄同都参加了。关于讲习会和刘师培等人在会中的讲演，钱玄同在日记中多有记载。如钱玄同第一次参加讲习会后在日记中记道：“首由刘光汉演说中国民生问题，述农民之失业及前途之隐忧。次请堺利彦演说，张继翻译，略言社会自有政府富豪而后贵贱日分，贫富日区，今欲平此阶级，宜实行无政府主义至共产主义云。后刘申叔又痛陈立宪之害，言欧、米物质上较我为文明，而政体一切尚以更比我野蛮者，末乃归重无政府。”[12]1908年1月12日日记记载了当日的讲演内容：“日人山川均演说代议政体ト革命，言代议政治之最不堪。”[13]2月23日日记记道：会议“前由申叔述现今上海社会皆以立宪为薮，因前顽固者，今见立宪之手段温和而趋之，前革命者，今以立宪名目之好听，□□（原稿空缺——引者注）之容易，亦退而就之。功利主义之《天演论》几为家弦户颂之教科书。凡编教科书者皆以富强功利等说为主干，故吾侪宜亟以无政府主义之书药其毒云”。“次由汪公权讲非军备主义。”3月8日日记记载了听刘申叔述“无中心互助之学说”，汪公权“演述杜尔斯德《致中国人书》，书甚长，大致言支那人不可弃其农业立国之美德而学欧人之立宪、警察、陆军诸邪说”。3月22日日记钱玄同记道，“宫崎民臧到会演说农业与平民的关系，宫崎氏在日本创土地复权同志会，彼系主张共产主义者，后又演述运动农民之方法。申叔演述法律之害人。太炎言人之恶起于有知识，诚欲尽善，非使人野蛮不办。”[14]

在刘师培等人的影响下，钱玄同接受了无政府主义的主张。他在致友人的信中写道：“世界大势所趋，已至无政府。”[15]他在与人辩论时说：“本国政府与外国政府其欺平民同，故即有国而富强，而平民终陷苦境，吾侪今日当为多数平民之革命，不宜为少数人之革命。”[16]

当时，中国无政府主义有《天义报》和《新世纪》两派。钱玄同对在巴黎的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主办的《新世纪》也极为关注。1907年钱玄同阅读了《新世纪》三、四两号，认为其主张“打破阶级社会，破坏一切，固亦大有识见”。[17]10月3日，钱玄同又阅读了《新世纪》第5至8号，“觉其所言破坏一切，颇具卓识”，“于现今黑暗世界中不得谓非一线之光明也”。[18]但比较而言，钱玄同更倾向于《天义》一派。主要原因是，钱玄同与刘师培同主张保存国粹，而《新世纪》对中国文化则持激烈批判态度。钱玄同在阅读到《新世纪》第3、4两号时，在赞扬其打破阶级，破坏一切时，又批评它“中文太浅，历史不知，每有不轨于理之言”。[19]后来他一再表达这一思想。他在阅读了《新世纪》第5至8号后，在日记中又对其有所批评：“以学识太浅，而东方之学尤未所悉，故总有不衷于事实之处，较之《天义》，瞠乎其后矣（此由《天义》中之Liuguanghan（刘光汉——引者注）君诸人中国学问深邃之故）！”。[20]对于吴稚晖和刘师培，钱玄同扬刘而贬吴，申叔“不废旧学，贤于吴朓诸人远矣！”。[21]

这一时期，钱、刘二人可以说是思想上的同调。不过，仔细分析，二人思想也有一定的不同。就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而言，钱、刘二人都是保存国粹主义者，他们都想通过弘扬国粹，反满革命，振兴中国学术、文化，应对西方文化挑战，但二人在对待国粹的核心——儒学的认识上则有所不同。钱玄同在早年就接受了今文经学，而刘师培则倾向古文经学。“今文”、“古文”是儒家经典的不同统绪，其最初的差别是经的文字、来源和篇数的不同，后来因学术政治的原因，今古之争逐渐涉及经书的解释、经书中核心人物孔子的解释以至于治经的宗旨等问题，并形成今文和古文学派。今古文之争，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几达二百年之久。清代，汉学复兴，先是古文兴盛，后是今文复兴。钱玄同不赞成刘师培的论经著作。他在晚年写道：“余对于刘君论经之文，如《中古文考》（《外集》卷一）、《中庸说》、《中庸问答》（卷二）、《春秋原名》（卷三）、《汉代古文辨诬》（卷四）、《论孔子无改制之事》（卷五）等，及《国学发微》、《汉宋学术异同论》、《经学教科书》中斥宋元明儒（案，原缺四字）者，皆不谓然。”[22]

经学观点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刘师培和钱玄同二人后来的思想走向。近代今文学的兴起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都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件大事。钱玄同曾对近代今文学运动评价道：“我认为为一百年来的‘今文学运动’是咱们近代学术史上一件极光荣的事，它的成绩有两方面：一是思想的解放，一是伪经和伪史料的推翻。”[23]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也用大量篇幅论述今文学的兴起的思想解放意义。对于今文学在近代历史上起的积极作用，周予同先生的论述较为系统，他认为在近代中国的新、旧两种历史观与今、古文学有直接的联系：

一种以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在尧、舜或尧、舜以前已经十分灿烂，以后不仅无进步，而且从春秋、战国以来，每况愈下。这派姑名为旧派，他们以“黄金时代”在古代已经实现过，所以略带有悲观的、复古的色彩。一种以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期，不在孔子所叙述的尧、舜，而在诸子争鸣的春秋、战国时候，以后虽受专制政体的影响而没有长足进步，但今后努力奋振，不见得没有相当的希望。这派姑名为新派，他们相信人类社会都是逐渐发展，中国也不能例外，所以比较的带有乐观的、革新的色彩。我敢武断地说一句，这两派观念的不同，实在受经学上今古文的影响。前一派——旧派——一如古文家，相信孔子所描绘的尧舜时期的文明是真的，相信《周礼》是周公治天下已实行或计划的制度。而后一派——新派——则采取今文家的态度，以为古籍上尧舜时期文化的描写完全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宣传手段，和老、庄之托于太古，许行之托于神农，墨翟之托于夏禹，是一样的把戏，至于《周礼》至早也是战国时候的理想的作品，决不是什么周公的著作。他们更由此进一步而推翻古代一切的传说。[24]

这一段话，对于理解经学对近代思想家和学人的思想变迁，具有启发意义。可以说，刘师培和钱玄同在经学思想上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二人后来思想学术发展的方向。[25]

就无政府主义而言，钱、刘二人也有不同，刘师培接受无政府主义时，从左的方面批判民主主义，完全抛弃了民主革命思想，绝望于民主革命，并反对孙中山的革命理论，是造成1907年后同盟会分裂的重要思想原因。[26]当事实证明无政府主义不能实现时，刘师培的思想再一次变化，退回到了他革命前的原点。刘师培在社会主义讲习会的一次演讲中曾表示“若于政府尚存之日，则维新不如守旧，立宪不如专制”。[27]既然绝望于民主革命，而无政府主义的美妙理想又难以实现，只好走回头路了。当1908年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运动衰落，《衡报》被禁，讲习会全面结束时，刘师培的政治理想破灭，投降端方，也就顺理成章了。而钱玄同则不同，他信仰无政府主义，但却没有放弃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他主张反满民族主义者的联合。当章太炎与刘师培发生冲突时，钱玄同感慨道：“立宪党与革命党应该冲突者也，而谈排满者与谈无政府者乃或起冲突，而其故又极小，不过为银钱事，使外人闻而解体，可叹！可叹！”。[28]当日本的无政府主义陷入低潮后，钱玄同并没有放弃无政府主义[29]，只是他的思想重点逐渐转移到保存国粹上了。不过，他虽主张保存国粹，但坚决反对帝制；虽反对欧化，但却一直认为共和是天经地义。[30]因此，当袁世凯复辟帝制，破坏共和，他才会深受刺激，并最终放弃保存国粹的思想，一变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闯将。

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刘师培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对钱玄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钱玄同晚年在致同门郑友渔的一封信中写道：“弟与申叔亦谊兼师友，以年而论，则为友（彼长于我三岁），以学为论，则实堪为我师也。”[31]

二、分道扬镳

1910年，钱玄同从日本回国，在浙江中学任教。辛亥革命后，他在浙江省教育司做科员。1913年，随兄钱念劬北上，任国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及附属中学校国文教员。旋兼国立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辛亥革命后，钱玄同在实践中意识到保存国粹之不可行，逐渐放弃旧有的文化主张。1915年，袁世凯以复古为先导，帝制自为，促使他最终放弃保存国粹思想。他述说自己思想变化的轨迹时说：

若玄同者，于新学问、新智识，一点也没有。自从十二岁起到二十九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瓠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做梦者整整十八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泻，愿我可爱可敬的支那青年作二十世纪的文明人，做中华民国的新国民。[32]

此后，张勋又拥宣统复辟，钱玄同更感慨社会前进步伐的缓慢，继而倡导激烈的思想变革。他说：

一年以来见社会上沉滞不进之状态，乃无异于两年前也，乃无异于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十七八年前也，乃无异于二十年前也。质而言之，今日犹是戊戌以前之状态而已。故比来忧心如焚，不敢不本吾良知，倡言道德文章之当改革。[33]

可见，钱玄同经过辛亥洗礼，洪宪教训，思想发生变化。在政治上，其民主共和思想持之益坚；在文化上，则由辛亥时期的国粹主义者，一变而为激烈的反传统者。1917年，钱玄同参加了《新青年》的编辑工作，成为新文化运动阵营中重要的一员。

刘师培于1908年回国后，脱离革命阵营，投到湖广总督端方幕下，并且献计破坏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端方在入川途中被杀，刘师培逃往成都。被谢无量聘为国学院讲师。1914年刘师培应聘入山西为阎锡山高等顾问，旋被阎氏推荐给袁世凯。1915年，袁世凯复辟，刘师培列身筹安会，“昌君政复古之说”，其政治思想“则与前期绝异矣”。[34]在学术思想上，刘师培亦有相当大的转变，如钱玄同所言，“前期以实事求是为鹄，近于戴学，后期以笃信古义为鹄，近于惠学，又前期趋于革新，后期趋于循旧”。[35]帝制失败后，刘师培避居天津，1917年，经陈独秀介绍，进入北大工作，任中国文学门教授。这样，刘师培与钱玄同，此时因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而相会于北大。此时，刘师培体弱多病，已脱离政治活动，而成为一纯粹的学者了。不过，任何人难以脱离他的时代而存在，新文化运动再一次把他拖入新旧之争的旋涡。1919年1月，北大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在陈独秀、胡适等新派教授支持下，编辑出版《新潮》，一个旨在唤起中国“文艺复兴”的刊物。同月，便有《国故》出来与之对抗。这份提倡国粹的刊物主办者是黄侃的弟子，但拥戴刘师培为首。虽然当时的刘师培已无意关心思想界的斗争，守旧的阵营却把他推到了与新文化阵营对垒的前沿。故当时的社会舆论把他当作新文化的对立面而加以批评，新文化阵营中的一些人士也作如是观。鲁迅在致钱玄同的信中，就痛斥其为“侦心探龙”、“昏虫”、“还想吃人”。[36]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病逝于北京，终年36岁。钱玄同与刘师培共事时间并不长，也没有直接的交锋，但在思想和学术上，二人却分道扬镳了。除二人在政治道路的选择不同外，这一时期，钱玄同与刘师培学术上和思想上的区别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关于文学。新文化运动的核心之一是文学革命。由胡适倡导，陈独秀、钱玄同响应，而逐渐成为时代潮流的文学革命，其重要内容之一是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为倡导白话文，使其成为文学的正宗，陈独秀将明代以来的十八子列入批判目标，而钱玄同则把当时在文坛尚有重大影响的桐城和文选二派直接锁定为文学革命的对象。他认为：

一文之中，有骈有散，悉由自然。凡作一文，欲其句句相对，与欲其句句不相对者，皆妄也。桐城派人鄙夷六朝骈偶，谓韩愈作散文，为古文正宗。然观《原道》一篇，起首为仁义二句，与道德二句相对，下文云“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又云“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皆骈偶之句也。阮元以孔子文言为骈文之祖，因谓文必骈俪。（近人仪征某君即笃信其说，行文必取骈俪。尝见其所撰经解，乃似墓志。又某君之文，专务改去常用之字，以同训诂之隐僻字代之，大有“夜梦不祥，开门大吉”改为“宵梦匪祯，辟札洪庥”之风。此又与用僻典同病。）则当诘之曰，然则《春秋》一万八千字之经文，亦孔子所作，何缘不作骈俪，岂文才既竭，有所谢短乎。弟以为今后文学，律诗可废，以其中四句必须对偶，且须调平仄也。若骈散之事，当一任自然。[37]

钱玄同在当时以态度激进而著名，在这篇文章后，他一再地批评、指斥文选和桐城二派，并以“妖孽”、“谬种”呼之。但上一段论述却可谓态度持平。钱玄同批文选派，必然会涉及刘师培，上文中的“近人仪征某君”指的就是刘师培。刘师培是阮元的信仰者，继承发扬了阮元的文学思想，他认为，“骈文一体，实为文体正宗，”而“明代以降，士学空疏，以六朝前为骈体，以昌黎诸辈为古文，文之体例莫复辩，而文之制作亦不复睹矣。近代文学之士，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于方、姚之文，奉为文章正轨。由斯而上，则以经为文，以子史为文，由斯以降，则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源失矣”。[38]从《国粹学报》创刊起，刘师培就不断刊载这类论述。在理论上，刘师培从未跳出阮元的文笔辨的窠臼，倘说有贡献的话，那就是他不断从历史实例和文字音韵两个侧面，论证有韵为文，无韵为笔之主张的合理性。另外，就是除“俗文”外，刘师培的论著大都散发着浓烈的骈文气息，用实践来表达他对阮元的钦佩。

应该指出，钱玄同对桐城和文选派的批判采取了激烈的甚至是全盘否定的态度，从学术批评的角度看，并不完全准确，它缺乏对中国传统文派的具体分析和科学总结。不过，从思想史的意义上分析，这种激进的态度对于唤醒国人，引起人们的注意，推进改革有其意义。如钱玄同致胡适的信中说的那样，“现在我们着手改革的初期，应该尽量用白话去做才是。倘使稍怀顾忌，对于‘文’的一部分不能完全舍去，那么便不免存留旧污，于进行方面，很有阻碍”。[39]这显然是一种改革心态。同样应该指出的是，钱玄同虽将桐城和文选派视为“谬种”和“妖孽”，但他也看到“所谓‘说理精粹行文平易者，固未尝不在周秦两汉六朝唐宋文中也”。[40]从实践上看，钱玄同的平白豁达的散文也很难说完全脱离了中国传统文脉。

二，关于文字学。关于刘师培的后期文字学思想，钱玄同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中做了这样的描述：

一，对于《说文》，主张墨守，毋稍违畔，《外集》卷十六《答四川国学学校诸生问说文书》中述说此义，与前期所见相反。（前期所作之《正名隅论序》云“以心得为主，虽或与旧说相戾，然剿说雷同之失庶几免矣。又他文中亦有驳《说文》之语。）二，对于同音通用之字主张于《说文》中寻本字，《外集》卷七《古本字考》及卷十六《答四川国学学校诸生问说文书》中皆言此意，而反对前期音近义通之说，且目同音通用之字为“讹迹”。三，对于新增事物，主张于《说文》取义训相当之古字名之，而反对添造新字新词，《外集》卷十六《答江炎书》言之。此与前期主张亦相反。至于改用拼音字之说，则前期之末作《论中土文字有益于世界》一文时已表示反对矣，卷十七《中国文字问题序》中又申言之。[41]

可以看出，刘师培晚年的文字观念陷入了保守、拒绝变革的状态之中。与刘师培相反，作为一个文字学家，钱玄同在五四时期因思想激变，放弃了在辛亥时期的文字复古主张，主张拼音字，简化字，大量使用外国名词，以至废除汉字，集中体现这一思想的是他的长文《汉字革命》、《中国今后的文字问题》、《汉文改革之讨论》、《减省汉字笔画的提议》、《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等。关于《说文》，钱玄同认为其“假字、误体，不知凡几”，反对用《说文》来“求造字之通例，说字之通例”。[42]，主张把《说文》只是看作“文字变迁史上的一段信实的史料”。[43]对于自己和刘师培在学术思想上的不同，钱玄同说：“自申叔戊申冬回国以后直至乙未冬作古，此十余年中，弟对于申叔之学，说老实话，多半不同意，非因其晚节有亏也。实因其思想守旧，其对于国学之见解与方法，均非弟所佩服也。”[44]钱玄同用发展的观点看待文字问题，积极主张对中国文字进行改革，应予肯定，但应该指出，钱玄同主张的废汉字，实行拼音字的主张，忽视了文字自身的发展规律；忽视了文化发展的连续性；忽视了文字的民族性；忽视了汉字自身的长处。其主张存着偏颇、极端甚至错误的地方。

不过，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历史，只看到二人的不同。实际上，五四时期，钱玄同倡导的白话文、拼音字、简化字都是刘师培在辛亥前就已提倡的。[45]钱玄同反传统的激进态度，实际上也是辛亥时期无政府主义播下的种子，在五四时期的开花结果。历史就是这样：后人总是在前人停滞的地方前进，在继承与否定中前进；历史是前进的，但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直线的，历史总是在激进与稳健、正确与谬误的斗争中，在各种力量的合力中曲折地，有时甚至是倒退地前进。

三、共同话语

钱玄同晚年所做的一件重要文化活动是编辑刘师培的遗书，他的名字也因此又一次同昔日的朋友联系在一起。因钱玄同的编辑，刘师培的那些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和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研究的著作得以集中再现于人们面前，而钱玄同则通过编辑，表达了他晚年的民族主义思想和情感。可以这样说，是民族主义这一共同的思想和情愫把他们又一次联系到了一起。

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思想发展演进过程中最有影响力的因素。无论在政治上信奉何种主义的人，都逃不脱它的影响和制约。如前所述，钱玄同和刘师培在辛亥时期都是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五四时期，钱玄同跳出国粹派，对中国文化做了强烈的，甚至是极端的批判。但他与其他五四先驱一样，他虽主西化，甚至有世界大同的思想，但对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也一直抱以深深的热爱，如他在1918年讨论新文学问题时答任鸿隽所说的那样，“我爱支那人的热度，自谓较今之所谓爱国诸公，尚略过之。惟其爱他，所以要替他想法，要铲除这种‘昏乱’的‘历史、文字、思想’，不使复存于‘将来子孙的心脑中’，要‘不长进的民族’变成了长进的民族，在二十世纪的时代，算得一个文明人”。[46]在其后的五卅反帝**中，他又发表了《关于反对帝国主义》一文，指出“不爱中华民国，国必亡！甘愿托庇于洋大人之**，国必亡！守住已死的鸟国粹，国必亡！拒绝现代的文化，国必亡！”。[47]他倡导爱国与批判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并举，反对当时存在的盲目的民族自大和狂热。应该说，这是一种理性的、健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

20世纪30年代伴随民族危机的加深，钱玄同的民族主义情感日益强烈。“一·二八”事变，国民党政府采取妥协政策，北平爱国人士“为沪事将电政府，责以不可因保全实力而不战而和”，钱玄同列名其中。[48]1933年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铁蹄进入华北，钱玄同本人也经历了妻、子南下上海避难，“几致家破人亡”。[49]的苦痛，他感到“国难如此严重，瞻念前途，忧心如捣，无论为国为家为身，一念忆及，便觉精神不安”。[50]为此，他一度谢绝饮宴。他认为“此时的北平，恐怕已是崇祯十七年之正月，将我二十年前排满心理又勾上来了”。[51]钱玄同坚决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对在抗战中牺牲的将士极为钦佩，与胡适合作，书写大青山抗日纪念碑。大敌当前，他疾呼“国难深矣！”痛感自己“无执干戈以卫社稷之能力”，他“想来想去，还以从事国语为最宜。遵刘氏之教，努力于国语之三要义，这是我分内应做之事，而在民众教育方面，力行注音符号之普及，亦国语中之一义，在今日实为治标中唯一切要之事”。[52]他把简体字收集和整理工作也视为“关系民族复兴前途者甚巨”的事业。[53]

在课堂教学上，钱玄同将反日思想融入其中。1932年秋，钱玄同为学生开设《说文》研究课，由讲夏字涉及华夏、中华，而讲到华北、华南、华东、华西四个词汇，认为是帝国主义为瓜分中国而制造出来，不赞成使用。[54]1935年9月17日，钱玄同为师大出版的《教育与文化》之“九·一八”号题郑所南诗（《心史·中兴集》“二砺”之一）。诗云：“愁里高歌梁父吟，尤如金玉戛商音。十年勾践亡吴计，七日包胥哭楚心。秋送新鸿哀破国，昼行饥虎啮空林。胸中有誓深于海，肯使神州竟陆沉。”[55]爱国之心、忧国之情溢于言表。

钱玄同晚年身体多病，从1929年起，他就患高血压、血管硬化、神经衰弱等症。受日本侵华的刺激，“以悼心失国，宿疴加剧”。[56]1935年，日本又发动华北事变，钱玄同因“时势阽危，心绪不宁”。[57]他认为“所谓华北自治防共委员会”“乃变相之独立”。[58]12月26日，钱三强参加抗议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的游行活动，钱玄同表示赞许。[59]1936年钱玄同与北平文化界人士七十人发表宣言，对国民党政府提出七条抗日救国要求。[60]

1933年后，钱玄同格外注重历史上反映异族侵略、民族革命的文献。这种认识，在他的日记中多有体现。1935年11月28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购二卷、三卷、四卷之《浙江图书馆馆刊》，未甚全。……此刊办得较北平为好，四卷以来尤佳，尤其是对于吾省文献，注意明清间之忠义，有价值也。”29日，钱玄同阅读该刊第四卷第五卷所载《万季野与范笔山书》，“亡国遗民，心事昭然”，令他“且读且泣”。[61]1936年11月2日，钱玄同得到《越风》三册，“阅之颇有趣，多记吾浙文献，与《逸经》性质相较类，当订购之（注重异族侵略与民族革命之文献，如宋明之亡及辛亥之革命），且特标不张幽默惑众，更可敬”。[62]

可见，钱玄同晚年的思想文化观念和关怀的重点发生了重大变化，他由注重对民族文化弊端的批判，转变为注重民族文化优点的阐扬。值得注意的是，钱玄同对古代文化的态度与30年代的文化复古者所鼓吹的本位文化主张截然不同。钱玄同对于国民党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倒退行为极为不满，他在1935年9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民国初年之开倒车，尚远不及今日之烈也。”钱玄同曾嘲笑邓实“先革后遗，可笑”，但却认为“彼时（辛亥革命时期——引者注）虽持极端排满论者亦不至于今之富于保守性，（邹实受梁任公影响，特进一步欲推倒满清政府耳）。即《国粹学报》之邓、黄诸子，亦尚有新见，虽喜言国魂、国光、国粹，然尚贤于今之言民族精神诸公也”。[63]

《刘申叔遗书》的编辑，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开展的。在民族危难之际，钱玄同愿把那些被尘封已久的、散发强烈民族主义气息的学术著作，集中地呈现在人民面前。他在1934年翻检《国粹学报》时写下了一则日记：

此番检阅动机有二，（一）劭谓南桂馨将出资刊刘申叔遗著，由立达书局承印，我将检《国粹》中之刘文，（二）近觉明末忠臣义士，实堪敬佩，有尚友之意。（……今则亲日亲俄皆卖国贼，我们的处境，真类明季也）[64]

钱玄同要通过编辑刘的遗著，表彰刘的学术，来表彰明末的爱国者。他在给郑裕孚的信中也反映了这一意思，“窃谓吾侪此时刊行申叔遗书，首在表彰其学术，次则为革命史上一段史料”。[65]

在编辑过程中，钱玄同处处注意体现能表达刘师培民族主义思想的地方。比如，《攘书》，这一在当时就被誉为精辟阐发国人“类族辨物”和“春秋内夏外夷”的伟著和“国民欲饮革命之源泉”者不可不读书[66]，有人主张不宜收入《遗书》。对此，钱玄同坚决反对。他说：

弟以为《攘书》仍以刊行为宜。最大之理由，即此书内容甚精，对于古代学术及历史发明甚多，是一部极有价值的著作。叔雅兄主张不刊，弟窃谓太过虑也。申叔早年以文字学术鼓吹革命，此事不当讳，且亦不能讳。……且《攘书》之名，虽取意于攘夷，然全书中明示排满者不及十分之一，其它则专言学术者其半，发挥攘夷之义者居半。而发挥攘夷之义者，亦非如今之标语宣传之浅薄文字，类皆原本学术，根柢遥深，皆粹然学者之言也。夫泛言攘夷，此在任何时代，皆不失其价值，即以今日而论，抗日非攘夷乎，打倒帝国主义非攘夷乎。……申叔此类议论，岂独《攘书》有之，即《国粹学报》两三年前之作品，亦处处涉及此义，攘夷之义本不当讳言，且欲讳言而但不刊《攘书》，则所讳者十之一，而不讳者十之九，殊无意义也。[67]

再如，刘作署名问题。刘师培在不同时期，曾用不同的名字，反映了他不同时期的思想变化。钱玄同认为“各种署名，或用光汉、或用师培，全是时代关系”，“大抵署名光汉之作，常有攘夷之论”。[68]“初名师培，前九年癸卯，至上海与章太炎、蔡孑民诸先生相识，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遂更名光汉。用光汉之时期约有五年”。钱玄同认为，虽然在早年和晚年刘师培都用师培一名，但他不赞成把刘的74种遗书皆改署师培，“因刘君之更名光汉，实有重大之意义，在用此名之时期，刘君识见新颖与夫思想之超卓，不独为其个人之历史中最宜表彰之事，即在民国纪元以前二十余年间，有新思想之国学诸彦中，亦有至高之地位。故凡原属光汉之著作，皆当一循其旧，不可改署师培也。”但在这一时期，刘师培因避祸日本，1907年开始，《国粹学报》上的文章署名师培，国学教科书因需要清政府学部审定，也署名师培。对此钱玄同认为，此一时期《国粹学报》的文章是《〈荀子〉词例举要》《〈古书疑义举例〉补》，《〈尔雅〉虫名今释》等八种，“于思想上无甚关系，署名师培亦无不可，惟国学教科书，甚多新义，若改署光汉，或更妥适”。[69]由此可见，钱玄同对这一充满民族主义色彩名字的偏爱。

在《遗书》编辑即将完成之时，钱玄同抱病撰写序言。在序言中，钱玄同把刘申叔视为近代中国救亡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一员而加以表彰：

最近五十余年以来，为中国学术思想之革新时代。其中对于国故研究之新运动，进步最速，贡献最多，影响于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者亦最巨。此新运动当分为两期：第一期始于民元前二十八年甲申（公元一八八四），第二期始于民国六年丁巳（一九一七）。……第一期之开始，值清政不纲，丧师蹙地，而标榜闽洛理学之伪儒，矜夸宋元椠刻之横通，方且高踞学界，风靡一世，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也。于是好学深思之硕彦、慷慨倜傥之奇材，疾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沉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在此黎明运动中最为卓特者，以余所论，得十二人，略以其言论著述发表之先后次之，为南海康君长素（有为），平阳宋君平子（衡），浏阳谭君壮飞（嗣同），新会梁君任公（启超），闽侯严君几道（复），杭县夏君穗卿（曾佑），先师余杭章公太炎（炳麟），瑞安孙君籀庼（诒让），绍兴蔡君孑民（元培），仪征刘君申叔（光汉），海宁王君静安（国维），先师吴兴崔公觯甫（适）。此十二人者，或穷究历史社会之演变，或探索语言文字之本源，或论述前哲思想之异同，或阐演先秦道术之微言，或表彰南北戏曲之文章，或考辨上古文献之真赝，或抽绎商卜周彝之史值，或表彰节士义民之景行，或发舒经世致用之精义，或阐扬类族辨物之微旨，虽趋向有殊，持论多异，有一志于学术之研究者，亦有怀抱经世之志愿而从事政治之活动者，皆能发舒心得，故创获极多。此黎明运动在当时之学术界，如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方面广博，波澜壮阔，沾溉来学，实无穷极。[70]

钱玄同把刘师培列为近代救亡启蒙运动中的杰出人物之一，全面地评价了刘的政治和学术思想。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大举侵华。7月29日，北平沦陷。北师大西迁，钱玄同因病未能随校西行。在日本侵略的**威下，钱玄同以春秋笔法，表达他对日本侵华的愤怒。他在9月1日的日记中写道：“又是四十来天没有写日记了，这四十日之中，应与《春秋》桓四、桓七不书秋冬同例也（以后也还是如此）。”[71]钱玄同自幼喜好今文，按今文家之解释，桓四桓七不书秋冬，以含贬义。留平期间，钱玄同闭门读书，拒绝伪聘。他常间接寄语挚友黎锦熙表示，“钱玄同决不汙伪命（他的常谈，凡去伪满和冀东伪组织找得事情或受聘教课的都叫‘汙伪命’）”。[72]1937年11月7日，钱玄同恢复旧名钱夏。[73]钱夏是钱玄同在辛亥革命时期以明种姓为己任所用之名，此时恢复“表示是‘夏’而非‘夷’，不做顺民的意思”。[74]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突患脑溢血，在敌寇统治下的北平去世。其时，《刘申叔遗书》的序还未最后写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