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1月17日，钱玄同病逝于敌伪统治下的北平。从1887年到1939年，钱玄同一生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等中国近代史上政治、思想、文化变化最为急剧的重要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古老的中国文化与现代的西方文明激烈碰撞，而与这碰撞交织在一起的是列强的侵略和中华民族反对侵略的血与火的斗争，这一碰撞与斗争为中国人提出了新的历史课题：如何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使古老的中国文化再获新生？如何使中国摆脱列强的侵略，以独立的姿态走进世界民族之林？为此，几代思想家和学人对这一历史课题进行了艰苦的思考和探索，如钱玄同在《刘申叔遗书》序中所描述的那样，“好学深思之硕彦，慷慨倜傥之奇才，疾政治之腐败，痛学术之将沦，皆思出其邃密之旧学与夫深沉之新知，以启牖颛蒙，拯救危亡”。可以说，钱玄同就是这些思想家和学者中的一员。

振兴中国文化的努力，贯穿了钱玄同的一生。在辛亥革命的大潮中，为反满革命，爱国保种，为应对西方文化的挑战，钱玄同把振兴中国文化的努力方向放在了回归古昔。他以保存国粹为职志，提出了师古、存古、复古的主张。这些主张对于推动民族革命有着积极的意义，体现了钱玄同在西方文化的挑战面前为振兴中国文化的探索。但一定时期的文化毕竟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反映，钱玄同注重文化的民族性，却忽视了文化的发展进步和世界文化的共同性、普遍性。因此，复古思想的极端发展，其后果势必是助长旧质，抵排新知，窒息进步，并可能与顽固势力流为同调。钱玄同的复古主张，显然不能达到振兴中国文化的目的。经过袁世凯、张勋复辟的刺激，钱玄同彻底放弃保存国粹的思想，主张全面学习西方，对中国文化进行彻底的改造。这一转变，既反映了钱玄同不断追求真理，不惜否定自己的极大勇气，也反映了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进步，不可逆转的发展方向。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钱玄同与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共同编辑《新青年》，并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钱玄同激烈地批判传统，在文学革命、思想革命、汉字革命等方面都提出了独具特色的主张。这些主张，给予兴起中的新文化运动以极大的助力，也丰富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和文化革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后，钱玄同与胡适、顾颉刚等发起古史辨伪运动，在学术的层面上展开对传统的深层批判；与黎锦熙等开展国语运动，倡导国语统一、汉字拼音化和简化，把新文化运动倡导的文化革新不断深化和具体化。钱玄同在文学革命、疑古辨伪和汉字改革等方面的许多主张深深影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与走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也是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钱玄同是一个受过传统学术训练的学者，在五四时期，他积极接受西方现代学术观念，在经学和音韵学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在经学研究方面提出的许多观点，如六经与孔子无涉等，标志着中国经学思想的重大转变，再如他的《文字学音篇》既继承了传统音韵学研究的成果，又在研究观念、方法，内容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开了音韵学革新的先声，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意义。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因时势因素及思想原因，钱玄同对中国文化的批判有着激进甚至是偏激的倾向。钱玄同虽激烈地反传统，但他对孔子在历史上的价值，对中国文化中的儒家思想的一些学术流派，如今文经学、永嘉学派、颜李学派以至于王学中的积极成分，一直积极肯定。钱玄同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注重实践，这一思想品格就是受颜李学派的影响形成的，钱玄同思想中的不断进步和怀疑精神，更有近代今文经学思想的影响于其中，这也是钱玄同思想的一大特色。除儒家思想之外，钱玄同受墨家思想影响极大，如黎锦熙所论，钱玄同的安身立命之处是“最大多数的最大幸福”的墨家人生观。值得指出的是，钱玄同虽然在文化改造问题上态度激进，但他又是较早地反思新文化运动不足的思想家。他在五四**后就不断地反思自己以及新文化运动存在的问题，尤其是他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反思，更具深刻性，这些反思是五四科学精神的体现，是重要的五四遗产。关于钱玄同思想中的这一部分内容，多保存在日记和私人信札中，虽然没有向他高声呐喊改革那样在当时产生重大影响，但却是值得认真总结的，对于认识五四，认识钱玄同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钱玄同晚年，在不断总结、反思的基础上，文化关怀重点有所变化，由注重对中国文化弊端的批判转变为对中国文化积极因素的挖掘，提出自明代王阳明“龙场一悟”到《新青年》创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的思想，肯定了中国文化的自身价值和发展进步。

如何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专制统治，使中国走上独立、民主、富强之路？钱玄同虽不是一个政治家，但他对于改造中国的道路和政治方案，也进行了自己的思考。在早年，在民族主义大潮的影响下，钱玄同实现了由尊清到反满的转变，从一个旧式的知识分子转变为一个反满革命者。辛亥革命时期，钱玄同积极探索，既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加入了同盟会，也参加东京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并在反满民族革命的基础上，力图调和二者，反映了处于探索阶段的思想特色。但从后来的历史发展看，对钱玄同影响更大的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正是对民主共和的真诚信仰和追求，促使钱玄同跳出国粹派，走向新文化的运动。应该指出的是，钱玄同在政治上虽放弃了无政府主义，但《新世纪》一派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却是他五四时期批判传统的重要思想资源。

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钱玄同注重个性解放，强调思想启蒙。他与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共同编辑《新青年》，掀起五四启蒙运动大潮。在五四**之后，他与鲁迅、周作人等编辑《语丝》，继续启蒙工作，宣传思想自由，批判专制主义和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中，钱玄同强调启蒙与反帝并重。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钱玄同对五四后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持不反对的包容态度。钱玄同在晚年，政治上仍然秉持自由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思想专制政策，只不过在专制的环境下，由一个五四时期的慷慨激昂、不断呐喊的启蒙思想家变为书斋中宁静的学者。钱玄同的这一境遇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由主义在近代中国的命运。

总之，钱玄同思想内容丰富，在近代思想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值得深入研究和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