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的非基督教运动从一开始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157]但历来对这些对立面的研究不多。[158]本文选取在非基督教运动中持反对态度的钱玄同为视角，讨论他对这一运动的认识，以及由此而引发的他对新文化运动的思考，俾从另一个角度认识非基督教运动和钱玄同的思想。

一、反对非基督教运动

钱玄同（1887-1939年），祖籍浙江吴兴。近代中国著名思想家和语言文字学家。早年留学日本，新文化运动时期，与陈独秀、胡适等共同编辑《新青年》，是《新青年》的主要作者之一。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发生伊始，钱玄同与北京大学的其他四位教授，率先反对。

关于1922年非基督教运动的宗旨，当时几个具有纲领性的文件说得相当清楚：

（1）上海《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宣言》说：“我们知道，现代社会的组织，是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有不劳而食的有产阶级；他方面有劳而不得食的无产阶级。换句话说，就是：一方面有掠夺阶级，压迫阶级，他方面有被掠夺阶级、被压迫阶级。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帮助前者掠夺后者，扶持前者压迫后者’的恶魔。”“世界的资本主义，已由发生、成熟而将崩坏了。各国资本家不论是英、是日、是法，因而大起恐慌，用尽手段，冀延残喘于万一。于是，就先后涌入中国，实行经济侵略主义了。而现代的基督教及基督教会，就是这经济侵略的先锋队。各国资本家在中国设立教会，无非要**中国人民欢迎资本主义；在中国设立的基督教青年会，无非是养成资本家底善良走狗。简单一句，目的在于吮吸中国人民底膏血。因此我们反对资本主义，必须反对这拥护资本主义欺骗一般民众的现代基督教及基督教会。”[159]

（2）北京《非宗教大同盟公电及宣言》说：“……我们自誓要为人类社会扫除宗教的毒害。我们深恶痛绝宗教之流毒于人类社会十百千倍于洪水猛兽。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人类本是进化的，宗教偏说人与万物，天造地设。人类本是自由平等的，宗教偏要束缚思想，摧残个性，崇拜偶像，主乎一尊，人类本是酷好和平的，宗教偏要伐异党同，引起战争，反以博爱为假面具骗人。人类本是好生乐善的，宗教偏要诱之以天堂，惧之以地狱，利用非人的威权道德。宗教本是没有的，他们偏要无中生有，人造迷信；宗教本是假设的，他们偏要装假成真，害人到底。……好笑的宗教，与科学真理既不相容，可恶的宗教，与人道主义，完全违背。……信教与非教，中无两可之地。”[160]

前者把基督教与西方列强的侵略联系一起，有较强烈的政治色彩，后者则对宗教本身做了全面的批判。二者共同点是，对基督教，进而对一切宗教，全面否定。

在《晨报》上发表的宣言和公电从3月20日一直刊登到24日。钱玄同读了刊登在《晨报》上的通电后，马上致书周作人。他说：“近来有什么非基督教的大同盟，其内容虽不可知，但观其通电（今日《晨报》），未免令人不寒而栗，我要联想及一千九百年的故事了。中间措词，大有‘灭此朝食’、‘食肉寝皮’、‘罄南山之竹……决东海之波……’、‘歼彼小丑，巩我皇图’之气概。”[161]一千九百年的故事，指的是义和团运动。这一运动，是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悲壮之举，但也浸透了愚昧和无知。作为新文化运动中学习西方的积极主张者，钱玄同担心再一次出现盲目排外事件，更忧虑这一运动给人们的信仰自由带来侵害。这样，3月31日，钱玄同与周作人、马幼渔、沈士远、沈兼士联名，由周作人领衔，发表《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宣言》全文如下：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该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该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非宗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162]

钱玄同与其他四人反对非宗教运动的原因，在上面一段文字中表达得非常明确，就是担心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被破坏。[163]五教授的《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发表后，立即遭到非宗教阵营的批判和攻击。4月2日，陈独秀致函周作人、钱玄同等，认为《宣言》“殊难索解”，提出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与反对之自由，认为“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对运动中极端和激烈的态度，陈独秀认为“青年人发点狂思想、狂议论似乎算不得什么”，对于周、钱等人主张信教自由，陈独秀认为“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求自由？”并劝五教授是“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方面礼物向强者献媚”。[164]6日，周作人答复陈独秀，说“我们承认这回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思想的第一步，所以要反对。这个似乎杞忧的恐慌，不幸因了近日攻击我们的文章以及先生来书竟证实了；先生们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以恶声见报，即明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了”。“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165]周作人同时发表《思想压迫的黎明》一文，文章以我们开头，代表钱玄同等四人的观点，文章写道：“我们主张信教自由，并不是拥护宗教的安全，乃是在抵抗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威胁，因为我们相信这干涉信仰的事情为日后取缔思想的第一步。……中国思想界的压迫要起头了。中国的政府连自己存在的力量还未充足，一时没有余力来做这些事情，将来还是人民自己凭藉了社会势力来取缔思想。……所以我希望以保护思想自由为目的的非宗教者，由此也得到一点更深切的反省。”[166]21日，陈独秀再致周作人，不同意周作人的“干涉信仰的事情为日后取缔思想的第一步”的观点[167]，五教授未再作答，双方争论由此告终。这一论争时间很短，也没有引起太多的交锋，但仔细思考，它却涉及了近代中国一些重要思想问题。

就近代而言，中国人的主要历史任务一是实现民族独立，一是实现民主，进而为中国的富强繁荣开辟道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首言民族和民权，就说明了这一点。民主主义以追求个体本位价值为基本内涵，而民族主义则以追求集体本位价值为目标。非宗教运动，以反宗教为媒介，高扬民族主义旗帜，对于反帝爱国，有其历史意义，正是这种民族主义抓住和吸引了广大青年学生的心，而使他们积极地参加运动。[168]但基督教毕竟是一种信仰，与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并非一物，不能简单视为等同。不加分析地发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以造成舆论，去声讨一种信仰，势必妨害信仰自由。且运动的主张者不包容不同的意见，不与之做平等的讨论，更是有违思想自由的精神，无疑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提倡的思想自由的损害。启蒙与救亡，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显示出矛盾的一面。在这一问题面前，钱玄同、周作人等更强调新文化运动以来的自由主义传统，而陈独秀等已经走上革命道路的知识分子则更注重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一面。他们之间的这一矛盾在新文化阵营的分裂就已经显示出来了，只是这次非宗教运动，让他们直接站到了对立的双方。

钱玄同在新文化阵营分裂后，继续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他在1921年6月给周作人的信中说道，“布尔什维其颇不适用于中国。何也？因为社会压迫个人太甚之故。中国人无论贤不肖，以众暴寡的思想，是很发达的”。[169]不过，他从思想自由的观念出发，并不反对他人宣传社会主义。[170]钱玄同在辛亥时期，就曾经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是有一定了解的。从本质上说，马克思主义与个性解放并不矛盾，社会主义是建立在民主之上的，只有经过民主的洗礼，个性的解放，对资本主义的扬弃，才能实现那种人与人自由联合的共同体——共产主义。在20世纪20年代，钱玄同认为中国的个人远没有从社会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他不赞成在中国马上实行俄国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式民主，其主要原因有前文所说的中国自由主义没有得到发展以外，还有他认为中国人程度不够。[171]基于这样的认识，在新文化阵营分裂后，钱玄同所继续关注的是如何改造中国的社会，如何启蒙，如何实现个人的解放和自由。所以，他对于一切能导致个人自由丧失的事件非常警觉，非宗教运动虽然针对外国资本主义，但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对宗教，势必给个人的信仰自由造成威胁，如果宗教信仰自由可以随意破坏，那么，其他的思想自由也可以随意破坏。因此，钱玄同等人并不是站在维护宗教的立场上反对非宗教运动，而是站在保护思想自由的立场上，来反对和防止由此而来的对一切思想自由的干预和破坏。

在与陈独秀的争论中，周作人提出的“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也即是压迫”的观点，与此前钱玄同的思考是一致的，代表了钱玄同的思想。民主尊重多数人的意见，但更强调保护少数人。无论来自政府，还是来自社会的外在强力，都会对个人自由造成伤害。陈独秀当时没有认清这一问题，他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经历，促使他在民主与自由问题上有了新的认识，他经过长时间反思，晚年在四川江津对民主问题做了深刻的思考，那已经是近二十年后的事了。

其实，就非宗教运动所提倡的反对帝国主义而言，钱玄同等人并不反对，这从他后来在五卅运动中发表的《关于反抗帝国主义》一文中可得到充分证明。周作人后来对此也有解释，他针对1924年后再次兴起的反对宗教运动说：“现在来反对基督教，只当作反帝国主义的手段之一，正如不买英货等的手段一样，那可是另一问题了。不买英货的理由，并不因为这是某一种货，乃是因为英国的货，所以不买，现在反对基督教的运动如重在当作反帝国主义的手段，并不因为是宗教的缘故而反对他，那么非宗教的意见虽仍然在，但这里却文不对题，一点都用不着了。”[172]

二、反思新文化运动思想方式

陈独秀的观点难以说服五教授，但非基督教一方的观点和态度，却引起了钱玄同的思考。当时，非基督教一方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者身份出现的。陈独秀，这一新文化运动的领袖，周作人和钱玄同的昔日《新青年》的同人，此时的非基督教运动的领导人，就以周、钱背叛了新文化精神而加以批驳。他在4月21日的再致周作人的信中这样说：“倘先生们主张一切思想皆有不许别人反对之理由，若反对他便是侵犯了他的自由，便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那么先生们早已犯过这种毛病，因为好象先生们也曾经反对过旧思想，神鬼、孔教、军阀主义、复辟主义，古典文学及妇人守节等等，为什么现在我们反对基督教，先生们却翻转面孔来说，这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思想的第一步’呢？”。[173]是啊，反对旧思想，神鬼、孔教、军阀主义、复辟主义，古典文学及妇人守节等的确是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在五四时从事的事业。这里，显然，陈独秀是把非基督教运动视为与新文化运动反旧思想，神鬼、孔教一样的事业或者就是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事实上，从反孔教到反基督教，到反对一切宗教，他们之间也确实存在联系。[174]这样，反对非基督教运动的周、钱也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怎样看待新文化运动，怎样看待新文化运动中自己和昔日战友的所为和所思？

其实，在五四**过后，钱玄同就开始了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1920年钱玄同在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说：“仔细想来，我们实在中孔老爹‘学术思想专制’之毒太深，所以对于主张不同的论调，往往有孔老爹骂宰我，孟二哥骂杨、墨，骂盆成括之风。其实我们对于主张不同之论调，如其对方面所主张，也是二十世纪所可有，我们总该平心静气和他辩论。我近来很觉得要是拿骂王敬轩的态度来骂人，纵使所主张新到极点，终之不脱‘圣人之徒’的恶习”。[175]骂王敬轩是钱玄同与刘半农为批判传统思想而演出的双簧，采用的是嬉笑怒骂，而非严肃的平等的讨论问题方式。钱玄同对自己的这一做法的反思，反映了他认识的深入。中国传统文化，素来缺乏包容精神，孔子骂宰我，孟子辟杨、墨都是如此。汉以后，在国家意识形态的层面采取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做法，影响了后来两千余年中国历史的发展。主张把一种思想定为一尊，而缺乏对异己的包容，也就逐渐成为中国人的一种思维定式和思想方法。如同王元化先生指出的那样，“思维模式和思维方式，是比观点更具有稳定性和持久性的东西。它在相当长时间内，不会随着时代的不同和社会条件的更易而变化，因此成为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基因”。[176]新文化运动时期，陈独秀采取“必以吾辈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批判旧文学，而现在又以“向强者献媚”抨击五教授，不包容对非宗教运动的不同意见和思想，不与之做公平的讨论，虽然面对的是不同的问题和对象，前者是批判阻碍中国前进的旧思想、旧文学，后者是要打倒与西方列强侵略中国有联系的基督教，但其思想方法和思维模式却是完全一致。陈独秀对待旧文学的态度，钱玄同曾绝对赞成，即使是稳健的胡适也认为这一态度对于文学革命的迅速成功有重要的意义。应该承认，这一激进的态度对于改革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在这一态度中的思想方法却存在严重问题。一个人或一个组织，如果认为自己完全掌握了真理，以真理的代言人自居，不许有相反意见存在和反驳，这样势必会限制思想自由的空间，破坏学术自由、思想自由，势必导致专制主义。古今中外的历史发展已经证明了这一点。钱玄同对新文化运动的主张者（包括他自己在内）的思想方法的反思的意义也在于此。

由于非宗教运动的刺激，钱玄同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方法做了进一步思考。1922年4月8日，钱玄同致书周作人，这封信可以说是研究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文献。信是由讨论如何对待陈独秀的来信而开始的，钱玄同表示，不必将陈的来信和周的复信发表。接着，钱玄同写道：“我近来觉得改变中国人的思想真是唯一要义。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它来讲德莫克拉西、布尔什维其、马克思主义、安那其主义、讲赛因斯……还是一样的要不得。反之，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讲德先生和赛先生等固佳，即讲孔教，讲伦常，只是说明它们的真相，也岂不甚好。我们从前常说‘在四只眼睛的仓神菩萨面前刚刚爬起，又向柴先师的脚下跪倒’，这实在是很危险的事。我在近一年来时怀杞忧，看看‘中国列宁’的言论，真觉害怕，因为这不是布尔什维其，真是过激派，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粟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而且这河恐非贾让能治，非请教神禹不可了。”[177]中国的列宁，指的是陈独秀。在这里，钱玄同提出改变思想方法，可以说是一个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极有价值的思想。

从包容、科学的思维方式出发，钱玄同在这封信中讨论了五四以来的新旧之争问题。五四新文化阵营的思想家基本上（不是全部）都把新与旧截然对立，视为完全不同的两极。如陈独秀就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明确宣言：“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178]作为新文化阵营中的一员，钱玄同也是如此，他认为，“要打破矛盾的生活，除了征服旧的，别无他法”。[179]，他为推行新剧而主张废除旧剧，为向西方学习而要将中国书一概束之高阁，甚废除汉字。五四后，钱玄同对自己的激进态度开始反思。他在1920年10月致胡适的信中说：看见自己《新青年》的旧作，“辄觉渐汗无地”。[180]现在，面对汹涌而来的非基督教运动，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入了。如何对待传统与现在的关系？这一问题在五四新文化阵营中，几乎是不存在疑问的问题，现在却是值得思考了。

钱玄同关于新、旧问题的新认识是通过对沈尹默的评论而体现的。钱玄同在4月8日致周作人的同一封信中继续写道：“他近来的议论，我颇嫌他过于‘笃旧’，不甚赞成。但我以为这完全是他的自由，应该让他发展。况且他对于‘旧’是确有心得的，虽他自己的主张似乎太单调了，但我还觉得他今后的‘旧成绩’总有一部分可以供给‘新的’，为资料之补充。我们以后，不要再用那‘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的态度来作訑訑之相了。前几年那种排斥孔教，排斥旧文学的态度狠应改变。若有人肯研究孔教与旧文学，鳃理而整治之，这是求之不可得的事。即使那整理的人，佩服孔教与旧文学，只是所佩服的确是他们精髓的一部分，也是狠正当，狠应该的。但即使盲目的崇拜孔教与旧文学，只要是他一人的信仰，不波及社会——波及社会，亦当以有害于社会为界——也应该听其自由。”[181]这里，钱玄同超越了他自己以及新文化阵营其他思想家把旧完全对立的思维方式，认识到旧事物中有精髓的成分，科学地看待新旧关系，以包容的态度、全面的、辩证的方法看待新与旧的关系。当然，这种包容并不是完全地排斥斗争，此后的钱玄同对传统思想继续批判就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钱玄同对新文化运动的反思，并不是方向性的转变，而是对其所提倡科学民主精神的一种深化。[182]

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期曾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缺点是形式主义，“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的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都好”。毛泽东认为这种形式主义，有向右的发展，有向“左”的发展。向“左”的发展变成党内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是对五四运动思想解放的反动，同时也是对五四运动消极方面的继承。[183]形式主义的根本问题还是思想方法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钱玄同的思考是非常深刻的。

三、理性对待宗教

当非基督教运动全面否定基督教之时，钱玄同在《生命月刊》四月号上发表了《我对于耶教之意见》，阐述了他对基督教的看法。这个看法，是钱玄同用“科学的精神”、“容纳的态度”分析问题的一个具体体现。

（一）关于基督。钱玄同认为他是一千九百年前的一个倡导和实践、博爱、平等、牺牲各主义的伟人，是一个木匠——约瑟——的儿子，不是“圣灵感生”。钱玄同还评价基督道：“我以为基督的可佩服，是由于他打破旧习惯，自创新说，目空一切，不崇拜谁何的革命精神。”反过来，钱玄同批评基督徒，认为数千年来能实行基督教义的很少，因为他们只知道崇拜基督，而不敢以基督自居。

（二）关于基督教义。钱玄同认为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山上垂训》，托尔斯泰概括为“勿愤怒，勿**，勿起誓，勿以暴制暴，爱你的敌人”是基督教教义的精要之点。钱玄同用历史的观点看待《新约》。“凡《新约》中种种不合科学的话，我认为是一千九百年以前的人的知识，我们现在不可再去崇信遵守它，但也不必去谩骂排斥它——因为一千九百年以前的人只能有如此的知识，——尤其不可用近代发明的新科学去附会它。”“《新约》中对于道德的见解，有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的，我们也不可再去崇信遵守它，因为道德不是固定的，是应该‘因时制宜’的。《新约》中的道德见解是一千九百年以前的人规定的，正如《论语》中的道德见解是二千五百年以前的人规定的，拿现代的眼光来评判他们，虽未必一无可取，但决不是完全适用的。”关于《旧约》，钱玄同认为“它是古代的历史和文艺，与基督没有多大关系，正如中国的六经也是古代的历史和文艺，与孔丘没有多大关系一样”。

总之，钱玄同认为，“基督是古代一个有伟大和高尚精神的‘人’，他的根本教义——博爱、平等、牺牲——是不可磨灭的，而且是人人——尤其是现在的中国人——应该实行的”。不过钱玄同并不盲目地推崇基督，“但他究竟是一个古代的人，是一个世界尚未交通时代的人，他的知识和见解，断不能完全支配现代的社会。我们对《新约》，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去研究，不要有‘放诸四海而皆准，行之万世而不惑’的观念”。[184]

怎样看待基督和基督教，这是历史学、宗教学、神学中都一直在讨论的问题，关于基督和基督教的书，也是汗牛充栋。钱玄同既不同于宗教家那样从信仰的角度完全拥护基督教，也不同于革命者那样完全否定基督教，而是采用历史的方法、客观的态度，对基督教加以说明和评价，体现一种科学理性的精神。钱玄同对基督教的分析和理解不一定完全准确，但他的方法是科学的。可以说，这篇文章是非基督教运动中的一篇重要的文献。

周作人曾说：“民国以来号称思想革命，而实亦殊少成绩，所知者惟蔡元培钱玄同二君可当其选，但多未著之笔墨，清言既绝，亦复无可征考，所可痛惜也。”[185]钱玄同当时许多思想都没有写成论文，公开发表，而仅存于私人书信中，为后来的研究带来不便。加之在近代史研究中，研究者往往比较注重对被认为是进步的人和事的研究，而忽视了对被认为是进步的对立面的人和事研究。所以，长时间来，学界没有对钱玄同在非宗教运动中的思考进行系统的研究。事实上，如果我们充分发掘史料，注重从多角度、多方面研究历史的话，则更有助于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评价历史，对钱玄同关于非基督教运动的批评和思考的研究，就有助于我们全面地认识和评价非基督教运动。

[1]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47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

[2] 光汉：《甲辰年自述诗》，《警钟日报》，1904年9月7日。

[3] 《刘光汉事略补述》，冯自由：《革命逸史》第3集，18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1924年12月30日，《钱玄同文集》第2卷，11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 对于此事，钱玄同在自编年谱1904年条中记载道：“其时思潮日涨，于四月二十五日断发，此亦当时思想进步之一征，然究以出门不便，只得缀假尾于草帽耳。六月渡申制西衣，因晤孟崇年等人，其时欲往谒刘申叔、蔡孑民而不可得。”《钱德潜先之年谱镐》（自编），1904年。

[6]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30～31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

[7] 《钱玄同日记》，1906年4月2日。

[8] 《钱玄同日记》，1917年9月12日。

[9] 关于钱玄同的保存国粹思想，参见拙文《论辛亥革命时期钱玄同的保存国粹思想》，《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10] 《钱玄同日记》，1907年7月11日。

[11] 《钱玄同日记》，1907年9月8日。

[12] 《钱玄同日记》，1907年9月15日。

[13] 《钱玄同日记》，1908年1月12日。

[14] 《钱玄同日记》，1908年3月22日。

[15] 《钱玄同日记》，1908年3月5日。

[16] 《钱玄同日记》，1908年2月22日。

[17] 《钱玄同日记》，1907年9月18日。

[18] 《钱玄同日记》，1907年10月3日。

[19] 《钱玄同日记》，1907年9月18日。

[20] 《钱玄同日记》，1907年10月3日。

[21] 《钱玄同日记》，1908年7月1日。

[22]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31页。在钱玄同当年的日记中，也保留大量他不满意刘师培经学思想的观点。

[23] 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钱玄同文集》第4卷，297页。

[24] 周予同：《经今古文学》，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作选集》，24～2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25] 关于这一时期钱玄同的经学思想，参见拙作《论钱玄同早年经学思想》，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2（6）。

[26] 参见杨天石：《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寻求历史的谜底》，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7] 杨天石辑：《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中国哲学》第1辑，376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

[28] 《钱玄同日记》，1908年4月24日。

[29] 钱玄同后来所回忆道：“7年秋-8年春，因张溥泉、刘申叔在东京讲演Anarchismo（无政府主义——引者注），而吴稚晖、李石曾诸君往Parizo（巴黎——引者注），La Novaj Tempoj（新世纪——引者注）亦提倡此主义，余为所感动，颇信仰此主义。8年春夏之交，溥泉往Parizo，申叔归国，降于端方。其时东京留学生之在同盟会者大都诋毁Anarchismo，咸以申叔为口实，余亦渐渐不谈（惟心中实未尝以为非）。”《钱玄同日记》，1917年9月12日。

[30]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钱玄同文集》第2卷，11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1] 钱玄同：《致郑裕孚》，1934年4月18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19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2] 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钱玄同文集》第1卷，280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3] 钱玄同：《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钱玄同文集》第1卷，32页。

[34]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9页。

[35] 同上书，28页。

[36] 鲁迅：《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3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7] 钱玄同：《反对用典及其它》，《钱玄同文集》第1卷，6～7页。

[38] 刘师培：《文章原始》，《刘申叔遗书》，1646页。

[39] 钱玄同：《致胡适》，1917年10月31日，《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40册，252页，合肥，黄山书社，1994。

[40] 钱玄同：《论应用文之亟宜改良》，《钱玄同文集》第1卷，31页。

[41]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9页。

[42] 钱玄同：《论〈说文〉及壁中古文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26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43] 同上书，271页。

[44] 钱玄同：《致郑裕孚》，1938年3月1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29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45] 钱玄同曾指出这一点。他说：“刘君以为宜简省汉字点画，宜添造新字，宜改易不适用之旧训（说见《攘书·正名篇》及外集卷六《中国文字流弊论》），宜提倡白话文（说见《论文杂记》及外集卷六《中国文字流弊论》），宜改用拼音字，宜统一国语（说见读书随笔《音韵反切近于字母》一条）。凡此数端，甚为切要，近二十年来均次第着手进行，刘君于三十年前已能见到，可谓先知先觉矣。”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9页。

[46] 《答朱经、任鸿隽》，《钱玄同文集》第1卷，197、198页。

[47] 钱玄同：《关于反抗帝国主义》，《钱玄同文集》第2卷，182页。

[48] 《钱玄同日记》，1932年3月3日。

[49] 《钱玄同日记》，1933年9月10日。

[50] 钱玄同：《与黎锦熙论“古无舌上、轻唇声纽”问题书》，《钱玄同文集》第4卷，76页。

[51] 《钱玄同日记》，1933年1月8日。

[52] 钱玄同：《以公历一六四八年岁在戊子为国语纪元议》，《钱玄同文集》第3卷，45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53] 钱玄同：《致郑裕孚》，1935年6月15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223页。

[54] 见张清常：《钱玄同反帝爱国的〈说文〉研究课》，《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5期。

[55] 《钱玄同日记》，1935年9月17日。

[56] 《制言》半月刊，第16期。

[57] 《钱玄同日记》，1935年11月11日。在钱玄同日记中多有这方面的记载。如1935年11月25日，钱玄同“阅《晨报》知殷汝耕昨夜叛，平东、平西皆陷。师大送来签名，遂签之，看《晚报》，悉今晨天津便衣队动。心绪不宁，不能做事。”11月28日，钱玄同在日记中写道：“谈国事，令我惨然不乐。”

[58] 《钱玄同日记》，1935年11月18日。

[59] 秉雄、三强：《钱玄同年谱跋》，见曹述敬《钱玄同年谱》，269页，济南，齐鲁书社，1986。

[60] 见简斋：《袈裟与手枪》，载《吴承仕文录》，引自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36页。

[61] 《钱玄同日记》，1935年11月29日。

[62] 《钱玄同日记》，1936年11月2日。

[63] 《钱玄同日记》，1937年6月24日。

[64] 《钱玄同日记》，1934年2月11日。

[65] 钱玄同：《致郑裕孚》，1934年4月18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193页。

[66] 《警钟日报》，1904年4月4日（广告）。

[67] 钱玄同：《致郑裕孚》，1934年4月18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191～192页。

[68] 钱玄同：《致郑裕孚》，1934年6月25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212～213页

[69]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总目》，《刘申叔遗书》，5页。

[70]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28页。

[71] 《钱玄同日记》，1937年9月1日。

[72]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67页。

[73] 《钱玄同日记》，1937年11月7日。

[74]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67页。

[75] 关于鲁迅与钱玄同的晚年分歧，以往的一些鲁迅研究者曾有过论述。姜德明在1979年5月第3辑《新文学史料》上发表《鲁迅与钱玄同》，涉及钱、鲁晚年分歧问题，但主要是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对钱玄同晚年多持批评态度，对钱、鲁分歧缺乏学术上的探讨。马蹄疾也有同名文章（见马蹄疾和彭定安之《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观点与姜德明文相类。其后，房向东在《鲁迅和他骂过的人》（上海书店1996年版）一书中也谈到钱、鲁晚年分歧，但却视之为书生意气、误会等。对这一问题首次从学术上提出讨论的是王桧林。他在曹述敬《钱玄同年谱》（齐鲁书社1986年8月版）一书的序中，提出“钱玄同与鲁迅的关系常成为评价钱玄同的一个关键问题，他们先是至交，后来变成路人，并且双方有时互有讥评。多少年来，在以鲁迅之是非为是非的风气下，便难以对他做出公允的评价”。王桧林并对钱、鲁在文字改革问题上的分歧进行了初步的辨析。本文即在王文的基础上，把钱、鲁晚年的分歧放在当时中国的思想文化的大背景中，做进一步的全面的讨论。

[76] 钱玄同：《我对周树人君之追忆与略评》，《钱玄同文集》第2卷，308、309页。

[77] 《两地书·一二六》，《鲁迅全集》第11卷，30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8] 《致章廷谦》，1930年3月27日，《鲁迅全集》第12卷，9页。

[79] 《致台静农》，1934年5月10日，《鲁迅全集》第12卷，406页。

[80] 1934年，鲁迅作《教授杂咏》四首，其中一首专咏钱玄同。诗云：“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赌肥头，抵当辩证法。”见《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435页。

[81] 《坟·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全集》第1卷，161页。

[82] 《两地书·十》，《鲁迅全集》第11卷，39，40页。

[83] 《三闲集·序言》，《鲁迅全集》第4卷，5页。

[84] 关于鲁迅思想转变的论述较多，本文主要采用李泽厚的观点，把鲁迅的思想转变看成一个过程，这一过程始于五四**之后，完成于1927年秋冬到上海之时。李文见《鲁迅研究集刊》第1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

[85]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1年1月11日，《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1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

[86]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0年12月17日，《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10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87]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1年6月12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33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88] 《钱玄同文集》第2卷，129页。

[89]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1年1月11日，《鲁迅研究资料》第12集，18页。

[90] 钱玄同：《关于反对帝国主义》，《钱玄同文集》第2卷，180页。

[91] 《钱玄同日记》，1930年3月3日。

[92] 《钱玄同日记》，1930年3月17日。

[93] 《钱玄同日记》，1932年9月21日。

[94] 《钱玄同日记》，1934年6月18日。

[95] 《致胡适》，1921年12月7日，《钱玄同文集》第6卷，104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96] 胡适：《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古史辨》第2册，33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97] 《鲁迅全集》第11卷，572页。

[98] 《致郑振铎》，1934年7月6日，《鲁迅全集》第12卷，477页。

[99] 见《古史辨》第二册顾序。

[100] 《致章廷谦》，1929年7月21日，《鲁迅全集》，第11卷，678页。

[101] 《致章廷谦》，1930年2月22日，《鲁迅全集》，第12卷，4页。

[102] 《关于新文字》，《鲁迅全集》第6卷，160页。

[103] 《论新文字》，《鲁迅全集》第6卷，443页。

[104] 倪海曙编：《中国语文的新生——拉丁化中国字二十年论文集》，54页，上海书店影印1949年时代出版社本。

[105] 《关于新文字》，《鲁迅全集》第6卷，160页。

[106] 《论新文字》，《鲁迅全集》第6卷，443页。

[107] 同上书，443页。

[108] 《关于新文字》，《鲁迅全集》第6卷，160页。

[109] 《论新文字》，《鲁迅全集》第6卷，443页。

[110] 见吴奔星所著之《钱玄同研究》所附录之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所附录者在此部分有修订。吴奔星：《钱玄同研究》，174、17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

[111]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49页。

[112] 同上书，171页。

[113] 鲁迅等著，刘运峰编：《1917-1927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11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114] 《钱玄同日记》，1938年11月14日。

[115] 《钱玄同日记》，1909年11月27日。

[116] 钱玄同：《国语的进化》，1922年10月2日，《钱玄同文集》第3卷，10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7]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册中编，81页。

[118] 熊梦飞：《记录玄同先生关于语文问题谈话》，高勤丽编：《名人笔下的钱玄同和钱玄同笔下的名人》，254页，北京，东方出版中心，1999。

[119]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82页。

[120]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16日。

[121]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16日。

[122]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26日。

[123]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20日。

[124]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8日。

[125] 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1931年3月7日，《古史辨》第5册上编，4页。

[126]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13日。

[127]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16日。

[128] 同上。

[129]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11日。

[130] 《钱玄同日记》，1916年1月6日。

[131]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52页。

[132] 《哀青年同志白涤洲先生》，1934年10月16日，《钱玄同文集》第2卷，299页。

[133] 俞樾：《〈墨子闲诂〉序》。

[134]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全集》第8册，454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35]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20日。

[13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全集》第8册，4555页。

[137] 见刘桂生：《晚清墨学复兴与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刘桂生学术文化随笔》，49、50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

[138] 梁启超：《墨经校释·自序》，《梁启超全集》第6册，3196页。

[13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全集》第5册，3099页。

[140] 梁启超：《子墨子学说》，《梁启超全集》第6册，3158页。

[141] 《钱玄同日记》，1909年12月13日。

[142]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8日。

[143] 钱玄同：《姚叔节之孔经谈》，《钱玄同文集》第1卷，316页。

[144] 钱玄同：《论世界语与文学》，《钱玄同文集》第1卷，23、24页。

[145]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伦理学史序》，《刘师培辛亥前文选》，21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

[146] 《原墨》，《检论》卷三。

[147] 《钱玄同日记》，1937年10月25日。

[148]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政法学史序》，《刘师培辛亥前文选》，228、229页。

[149] 《钱玄同日记》，1917年4月14日。

[150] 《检论》卷三。

[151] 《钱玄同日记》，1917年4月14日。

[152]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99页。

[153] 钱玄同：《致黎锦熙书》，1927年2月23日，见《钱玄同文集》第6卷，146页。

[154] 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曹述敬：《钱玄同年谱》，198、199页。

[155] 同上书，200页。

[156] 《钱玄同日记》，1923年3月21日。

[157] 如周作人、钱玄同等在《晨报》上发表的《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常乃德的《对于非宗教大同盟之诤言》（《学灯》，1922年4月12日）、张东荪的《非宗教同盟》（《时事新报》，1922年4月2日）、梁启超的《评非宗教同盟》（《哲学》，第6期，1922年6月）、傅铜的《科学的非宗教运动与宗教的非宗教运动》（出处同上）等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非宗教运动提出批评。

[158] 这方面的研究有杨天宏：《信教自由：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场激烈论战》（载《中国近代转型与传统制约》，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吴小龙：《理性追求与非理性心态》（《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59] 《先驱》第4号，1922年3月15日出版。

[160] 《晨报》，1922年3月21日。

[161]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4年3月24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333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62] 周作人等：《主张信教自由宣言》，《晨报》，1922年3月31日。

[163] 周作人、钱玄同等《主张信教自由宣言》发表后，立即受到非宗教方面的攻击，周作人于4月5日在《晨报》上发表《拥护宗教的嫌疑》，进一步明确发表《宣言》的目的，“冠冕的说，是为维护约法上的信教自由，老实的说一句，是要维护个人的思想自由”。

[164] 陈独秀：《致周作人、钱玄同诸君信》，1922年4月2日，《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4月7日。

[165] 周作人：《复陈仲甫先生》，1922年4月6日，《晨报》，1922年4月11日。

[166] 《信教自由之讨论》，《晨报》，1922年4月11日。

[167] 载《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4月23日。

[168] 共产国际代表利金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中分析非基督教运动时写道：非基督教运动的基本因素是对外国人的民族抗议运动，这个因素把大量的同情者，即政治上不成熟，但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广大青年阶层，吸引到运动中来。见“利金就在华工作情况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部的报告”，1922年5月20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运动（1920－1925）》第1辑，91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169]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1年6月12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332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170] 《新青年》编辑者内部就是否谈政治和社会主义问题上发生矛盾时，钱玄同对于陈独秀、胡适“一则主张介绍劳农，又主张谈政；一则反对劳农又主张不谈政治”的争论，他私下说：“我对于此事，绝不愿为左右袒。若问我的良心，则以为适之所主张者较为近是（但适之反对谈‘宝雪维几’，这层我不敢以为然）。”见《钱玄同致周作人》，1921年1月11日，《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1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这说明钱玄同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陈独秀等人谈政治，并不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71]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0年12月17日，《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10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他在信中写道，中国人“实在不配讲什么安那其（原文为注音符号——引者注）和什么布尔什维其（原文为注音符号——引者注），不是说‘彼等’不好，实在佢们底程度太不够”。

[172] 《关于非宗教》，1927年1月24日，高瑞泉编选：《周作人文选》，265页，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

[173] 《民国日报·觉悟》，1922年4月23日。当时《先驱》发表的反驳周钱等人的《宣言》文章也从此一立场立论，如赤光的《莫名其妙的滑稽宣言》（《先驱》第6期，1922年4月15日出版）就写道：“周作人和钱玄同两位先生都还曾站在我们反抗战争底前线。但是现在却不然了。”文章认为，周钱等五教授是给青年人一剂迷魂汤，诱青年进入闷葫芦，迷魂阵，五教授是资产阶级强盗或者是资产阶级盗贼的奴才。文章还直接引用钱玄同在《新青年》第4卷第5号上批判道教的文章，质疑钱玄同，“这种思想和言论，不知先生现在还认为对不对？如果以为不对，那又当别论。如果认为对，那么先生和现在所主张信教自由者底宣言中的思想有没有矛盾？”

[174] 关于这一点，参见赵清：《从反“孔教”运动到“非宗教大同盟”运动——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反宗教道路剖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175]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0年9月25日，《中国现代文艺资料丛刊》第5辑，322页。

[176] 王元化：《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五四运动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上），9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77]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4月8日，《鲁迅研究资料》第9辑，112页。

[178] 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15日。

[179] 《新青年》第4卷第5号，李大钊《新的！旧的！》的附言。

[180] 《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111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181] 《钱玄同致周作人》，1922年4月8日，《鲁迅研究资料》第9集，112、113页。

[182] 有的论者认为非宗教运动中，李大钊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和周作人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如何坚持五四传统，继承五四精神上走着不同的道路：前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工农群众相结合，参加现实斗争，继续前进；后者坚持资产阶级的立场和世界观，坚持五四传统的文化宗旨，坚持知识分子的思想自由和自主意识，走书斋道路，从先进变落后（见赵清：《从反“孔教”运动到“非宗教大同盟”运动——五四前后知识分子反宗教道路剖析》，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五四运动与中国文化建设》下，751页。）现在看来，这一观点过于简单和片面。

[183] 毛泽东：《反对党八股》，《毛泽东选集》第2卷，8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84] 钱玄同：《我对于耶教之意见》，《钱玄同文集》第2卷，41～45页。

[185]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629页，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