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经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体，历来受到封建时代的政治家和学者的重视。对晚清革命党人中的国粹派而言，经是其复古的重要思想资源。与国粹派的领袖章太炎、刘师培等尊信古文经不同，钱玄同选择了今文经学。

今文经学的复兴是近代经学发展史中的一个突出特点。自汉以后就一直默默无闻若潜流于地下的今文经学，在考据学如日中天的乾嘉时代，异军突起。今文经学的复兴一方面有其学术原因，是清代学术复古的必然产物；一方面也有其社会原因，是清代中叶后社会矛盾激化的反映。因为，原有的考据之学已不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时代需要新的理论来解释各种社会问题。这样，一向被认为具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今文经学，走进思想家的视野。庄存与、刘逢禄首先挖掘，龚自珍、魏源发扬光大，到康有为今文经学则改变性质，成为改良变法的理论工具。康有为发挥公羊三世说之义，融入进化论学说，托古改制，将刘歆以来之古文经典斥为伪经，把自刘逢禄开始的怀疑思想发展到极端，在思想界掀起一场飓风。戊戌变法时期，即使是古文经学大师的章太炎和刘师培亦不反对今文经学。[118]戊戌变法失败后，今文经学在政治领域的影响随之减弱，但随着民主革命的兴起，康有为的改良学说成为革命派的批判对象，以章太炎为首的革命派大倡古文经学。今古之争又成为革命与改良之争在经学领域的延伸。钱玄同的经学思想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和展开的。

钱玄同自幼读经，喜欢公羊，阅读过庄存与、孔广森、刘逢禄等今文学家的著作，深信“公羊最得经意，左传必有伪窜”。[119]，对康梁说公羊亦曾“大好之”。到日本后，钱玄同一度“醉心革命”，对革命欢呼雀跃，对无政府主义极端信仰。1908年以后，革命陷入低潮，无政府主义宣传亦呈低迷，钱玄同思想重点发生变化，他开始以保存国粹为职志，提出师古、存古、复古的思想，而作为中国文化源头的经成为钱玄同师古复古的重要思想来源，“古圣立言垂教之旨，悉存于经”。[120]，但经过于简古，钱玄同认为需要有乾嘉学派的精神来考订经训，以今文学派的精神来探求经义，以颜李学派的毅力实行，如此，“圣学昌明不难复睹矣”。[121]可以说，钱玄同选择今文经学是因他认为今文学派的解经比古文学派更符合经的原旨。

清代今文经学的发展，前后有许多变化。前期今文经学崛起于庄存与，成立于刘逢禄，下终于戴望。后期今文经学，开始于龚自珍，发展于康有为，下迄于崔适。前期以分经研究为特征，对于古文经典加以个别的打击，对于今文经典予以个别的发挥。后期以综合研究，发挥微言大义为特征，对于古文学派的学统加以整个的攻击。前期的崛起原因主要是学术的，后期的发展更主要是社会的刺激。从意识形态来看，清代今文经学家多主张一种变的哲学，但其变的基本方向却不同。总体看来，从庄存与到龚自珍，其变的方向基本上是回向古代，活动在传统的典范之下，如龚自珍所云“药方只贩古时丹”。从魏源到康有为，他们更倾向于向西方学习。钱玄同在清末登上历史舞台，正值民主革命的时代，革命派已开始创建自己的政治哲学，托古改制已成为落后于时代的政治理论。钱玄同在政治层面上已经接受了民主革命的观念，因此他不赞成康有为托古改制的改良思想，在这个问题上，他尽管不赞成古文家的解经，却赞同古文家刘师培对康有为“不外欲以孔子所改之制附会新法，实则孔子自孔子，新法自新法”的批评[122]，但在文化层面，钱玄同对欧化“訑訑然拒之”，主张“师古”、“存古”、“复古”，注重从传统中为革命成功后的中国人寻找行为方式和规范。前文谈到，钱玄同的文化变革是一种回归古昔的变革，因此，在经学问题上，他更倾向于庄、刘为代表的前期今文经学，而反对康有为代表的以新知附旧学，不遵师法的后期今文经学。他对清代的今文经学评价道：

思国朝今文家，盖可分为三派。初庄存与、刘逢禄、凌曙、陈立、宋翔凤、戴子高辈皆恪守董、何家法，不杂其他夸词。廖平、康有为辈乃欲合以西人之言，强相比附，不辨家法，不遵师说，惟以一字一句之可附于西学者是尚，至谓六经非因古史成文而参以笔削，尧舜禹汤无其人，为孔子之所臆造。此其立说之无据，无怪乎治古文者之欲屏斥之。平心论之，此派即谓今文者亦应排斥耳。钱塘夏曾佑则以纬解经，经纬并视，此复与庄刘辈有异，然实为今文学最要之务。盖纬书虽多汉人缘饰之语（如为汉制法等），然尼父微言大义，悉在于是。吾谓欲治今文宜参取庄、夏二家之法，庶几素王制作之精义可得，至其杂入鬼怪妖罔之谈，如孔子感黑龙而生等语，此实古代帝王必应缘饰之事，明知其伪，然非如此，固无由解古史也。夏氏“感生、受命、封禅”三事必有孔子为素王，礼亦宜然。此说最精。《春秋》为汉制法，固汉人缘饰之词，然“绌周王鲁”之说，实素王为后王制法，初不容疑。必云孔子定六经，与中垒校书无殊，此说吾亦未之能信。[123]

因此，钱玄同赞扬清代庄、刘、戴的今文经学，“庄、刘之学诠明圣意，颜李之学实明圣事，盖此皆孔学之真传也”。戴望“通知西汉家法，知素王改闰受命之说，欲明孔教微言大义以致用”，是“国朝三百年来独见圣学之全者”。[124]其后，钱玄同还称赞戴望之《论语注》，“多从五经今文说诠明《论语》微言”，“为东汉以来所未有”。[125]

对孔子及其与儒家经典的关系及儒家经典内容的认识不同，是今、古文争论的焦点。如周予同先生所指出，“今文学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所以偏重于‘微言大义’，其特色为功利的，而其流弊为狂妄。古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所以偏重于‘名物训诂’其特色为考证的，而其流弊为繁琐”。[126]钱玄同认为今文经学的解经符合“古圣”的原旨，他在今古文的争论中，倾向今文经学，认为儒家经典中含有微言大义，孔子作《春秋》，为后世制法。钱玄同在1910年1月读了今文经学家皮锡瑞的《经学历史》，赞同皮锡瑞“《春秋》是经，左氏是史，经垂教立法，有一字褒贬之文，史据事直书，无特立褒贬之义，体例判然不合”的说法，认为“其说最确”。[127]钱玄同赞成孟子以孔子作《春秋》，比之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驱猛兽，及“其义窃取”之言，他说：“后世之崇古文而诋今文者，盖亦观孟子之书乎？西汉今文家之不足信，孟子之言亦不足信乎？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实为圣人之嫡传，其说如是，殆不可易。”[128]当他读到俞樾在《群经评议》中将孟子“其义则丘窃取之矣”之“取”训为“为”时，他赞扬道：“可为一字千金”，“盖孔子作《春秋》，孟子言之最明，后世传之者止有公羊子。近世有鲰生谓孔子不改制，而孟子此文之‘取’字即今文家亦不得其解。故训不明，遂启伪学之侵入。谓即据孟子，亦言取而不言作矣。俞氏曾闻宋于庭之绪论，通公羊家法，固能解此也”。[129]钱玄同认为，“六艺本先王政典，孔子因之删订笔削，作为一家书……盖六经为孔子所作，尧、舜、禹、汤皆亡是公、乌有先生之说本康氏谬谈。要之谓经应宗今文，唯当恪守西汉先师成法，近则二庄、宋、刘、戴（望）、陈（立）诸子耳，古文无师说，刘歆一家不足据也，然康氏之说亦未足据也”。[130]“解经必宗西汉师说，经纬并视。”[131]

与赞成今文经学相反，钱玄同反对古文经学。他在1908年看到其师章太炎所作的《春秋左传读叙录》稿专对刘逢禄书攻击，心窃怀疑，再取刘书细读，终于没有赞成章太炎的观点。[132]他在日记中写道：“余虽受业章先生，观以辟今文之说，亦颇不谓然。《周官》真伪，非吾浅见所能窥，若左氏实不传《春秋》者，盖彼记载全是史书，偶涉释经，大抵陈义甚浅。俞氏谓其窃闻绪论而然，信也。故考春秋时之古史，可以《左传》为准，至于解释经典，盖非《公》、《穀》不能知也，昔人谓左氏之事详，《公羊》之义长、《春秋》重义不重事。其说信。”[133]钱玄同不赞成其师章太炎将《春秋》视为历史的说法。章太炎引庄子之“《春秋》经世，先王之志。经世者，纪年也。先王之志者，本以纪往事，非为后代制法也，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庄子之说，高于儒家孟子远矣”。对此，钱玄同反驳道：“此说实未可从。要之，史家之《春秋》即如《公羊传》所引，‘不修《春秋》’是也。此固所以纪往事者。若孔门之《春秋》，则固孟子所谓‘天子之事’，史公所谓‘笔则笔、削则削，游夏之徒不能赞一辞者’，一是史，一是经，原不可合为一也。庄子所言，盖古六经，而非孔子之六经也。”[134]他对刘师培将六经视为教科书的说法也表示不满，“刘申叔更以为六经为孔子教科书讲义，此以今日之制臆测古初，可笑已极。若果为教科书，则孟子何以言《春秋》天子之事，且有‘知我’、‘罪我’之说乎。若使今之编教科书者作是语，岂不可笑”。[135]

二

1911年2月钱玄同谒崔适问学。崔适（1852-1924年），浙江吴兴人，字怀瑾，一字觯甫。初受学于俞樾，治校勘训诂之学，后受康有为《新学伪经考》的影响，专治今文经学，成为近代今文经学的代表之一。著有《史记探源》、《春秋复始》等书。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出版一年，即遭清廷之忌而被毁版，传者颇稀。崔适之书皆引申康有为之说，可谓今文派之后劲。同月25日，崔适致函钱玄同说：“《新学伪经考》字字精确，自汉以来未有能及之者。”“知汉古文亦伪，自康君始，下走之于康，略如攻东晋《古文尚书》者惠定宇于阎百诗之比。”3月，又致函钱玄同：“康君《伪经考》作于二十年前，专论经学之真伪。弟向服膺纪（昀）、阮（元）、段（玉裁）、俞（樾）诸公书，根据确凿，过于国初（指清初）诸儒，然管见所及，亦有可驳者，康书则无之，故以为古今无比。若无此书，则弟亦兼宗今古文，至今尚在梦中也。”钱玄同“谒崔君请业，始借读《新学伪经考》，细细籀绎，觉得崔君对于康氏之推崇实不为过。玄同自此也笃信‘古文经为刘歆所伪造’之说，认为康、崔两君推翻伪古的著作在考据学上的价值，较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犹远过之”。[136]自此到1913年，钱玄同时向崔适质疑请益，1914年2月以札问安，遂自称弟子。钱玄同崇信今文经学的思想又向前发展。他在1921年3月23日写给顾颉刚的信中描述这一思想发展过程：“我对于经，从一九零九至一九一七，颇宗今文家言，我专宗今文，是从看了《新学伪经考》和《史记探源》而起。这两部书，我都是在一九一一才看到的。一九零九细绎刘申受与龚定庵二人之书，始‘背师’（章太炎师专宗古文，痛诋今文），但那时惟对于《春秋》一经排斥左氏而已，此外如《书》之马，《诗》之毛，虽皆古文，却不在排斥之列，而鲁恭王得壁经一事，并不疑其子虚乌有，故那时虽宗今文，尚未绝对排斥古文。自一九一一读了康崔二氏之书，乃始专宗今文。”[137]

专宗今文，使钱玄同对今文经学的尊崇达到了顶点，同时也开启了他对儒家古文经典的全面怀疑。梁启超在描述清代学术的特点时说，清代学术“以复古为解放”，“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138]这种复古是对经学原典的追求而对于后世注疏的解放，而伴随着复古进程的是对后世注疏的怀疑。从胡渭《易图明辨》对于宋儒假托于羲、文、周、孔的易学诋为虚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对于晋人伪托于孔安国的孔壁古经证为赝品，开怀疑经典的绪端。今文学家于《诗》则斥《毛传》，于《书》则斥《古文尚书》，于《礼》则斥《周官》，于《易》则斥费氏，于《春秋》则斥《左传》。在康有为之前，不同的今文家对于古文经的排斥程度是不同的，刘逢禄即仅仅怀疑《左传》而已。钱玄同所接受的今文说，主要是刘逢禄的观点。到康有为《新学伪经考》出，集疑古之大成，举古文经全面摧毁之，在思想界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这一影响，如梁启超所论，“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须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139]二十年后，这股飓风还在学术界、思想界回响，钱玄同看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崔适的《史记探源》，“知道所谓古文经是刘歆这班人伪造的”，后来看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知道经中所记的事实，十有八九是儒家的托古，没有信史的价值”。[140]钱玄同由单独疑《左传》发展到对古文经的全面怀疑，“若就经义而言，古文固为伪言”。[141]并且，他的怀疑精神进一步发展，他在1912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崔先生谓凡秦汉经师传授，不可信者居多。盖愈远而人愈详，如《七略》详于《史记》，东汉人说详于《七略》，逮三朝六朝，以至唐世之《经典释文》则传述人最为详备，岂有愈远愈详之理？则必不可信。姑毋论古文传授本为刘歆伪造也，即于《公羊传》传授之西汉无道及者，至东汉戴宏乃言者之凿凿，则不可信也。此说最为精确。”[142]崔适的观点可谓后来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古史”理论的先声。所以当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的理论时，立即得到钱玄同的呼应和支持，就不足为奇了。

1914年，钱玄同阅读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接受了廖平、康有为六经皆孔子所作的观点。“六经皆孔子所作，其中制度皆孔子所定，故《尧典》制度全同《王制》，此义发明于廖、康二子，可谓拨云雾而见青天。”进而，钱玄同批评六经皆史的思想，“世尤有拘牵章实斋六经皆史之说。六经皆史说其他姑弗论，即如《诗》、《易》二经如何能说是史？于是说者谬其词曰，诗序言作诗之故，此亦史也。姑弗论毛序之不可信，即以序说为确，即《诗》之有序，尤后世之言本事诗耳，若以《苏诗补注》、《绝妙好词笺》为史，虽愚者亦知其非，后世乃认《诗经》为史，岂非谬谈”。[143]六经皆孔子所作之说，系廖平所创，康有为加以继承，把孔子打扮成教主和古代改革家的形象，为自己的变法服务。虽然廖、康是为了提高孔子的地位，但其客观结果，却如梁启超所言，“《伪经考》既以诸经中一大部分为刘歆所伪托，《改制考》复以真经之全部分为孔子托古之作，则数千年来共认为神圣不可侵犯之经典，根本发生疑问，引起学者怀疑批评的态度”。[144]对此，钱玄同也有相同的感受，他说“我很喜欢研究‘经’也者，但我是很‘惑经’的，我在十二年前看了康有为底《伪经考》和崔觯甫底《史记探源》，知道所谓‘古文经’是刘歆这班人伪造的。后来看了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知道经中所记的事实十有八九是儒家底‘托古’，没有信史的价值”。[145]钱玄同对古文经的怀疑，虽是站在今文家的立场上，但却是其后来疑古的思想来源。经过新文化的洗礼，钱玄同打破家法，进一步认为“六经固非姬旦底政典，亦非孔子底‘托古’的著作……六经底大部分固无信史底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底价值”。[146]这样，钱玄同因主张复古而尊信今文，而尊信今文又导致其对古文的全面怀疑，进而在五四时期全面疑古，成为疑古学派的学术领袖，其思想实来源于此。

对经的怀疑，促使钱玄同的史观发生变化。在历来古史研究中有两种相反的观念：一种是退化论，一种是进化论。这两种观念与经今、古文有密切的关系。周予同先生对此有过精辟论述，他认为，退化论以为中国古代的文化在尧、舜或尧、舜以前已经十分灿烂，以后不仅无进步，而且从春秋、战国以来，每况愈下。周先生将这一派命名为旧派。旧派以“黄金时代”在古代已经实现过，所以略带有悲观的、复古的色彩。进化论以为中国古代文化的灿烂期，不在孔子所叙述的尧、舜，而在诸子争鸣的春秋、战国时候，以后虽受专制政体的影响而没有长足进步，但今后努力奋振，不见得没有相当的希望。周先生将这一派命名为新派。新派相信人类社会都是逐渐发展，中国也不能例外，所以比较的带有乐观的、革新的色彩。周先生认为这两派观念的不同，实在受经学上今古文的影响。前一派——旧派——一如古文家，相信孔子所描绘的尧舜时期的文明是真的，相信《周礼》是周公治天下已实行或计划的制度。而后一派——新派——则采取今文家的态度，以为古籍上尧舜时期文化的描写完全是孔子“托古改制”的宣传手段，和老、庄之托于太古，许行之托于神农，墨翟之托于夏禹，是一样的把戏，至于《周礼》至早也是战国时候的理想作品，决不是什么周公的著作。他们更由此进一步而推翻古代的一切的传说。[147]钱玄同在今文经学影响下，历史观也发生变化。他在1916年1月6日日记中写道：“虽然廖氏谓孔子以前洪荒野蛮，全无礼教，其说亦有大过。盖经中所言尧、舜、禹、汤、文、武之圣德，诚多孔子所托，非必皆为实事，然必有其义，必为古之贤君，殆无疑义。”钱玄同此时虽然认为廖平的观点还有错误，但孔子托古，钱玄同是承认的。其后，钱玄同思想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否定尧舜的存在，他在1923年《答顾颉刚先生书》中说“我以前以为尧舜二人一定是‘无是公’、‘乌有先生’。尧，高也。舜，借为‘俊’，大也。尧舜底意义，就和‘圣人’、‘贤人’、‘英雄’、‘豪杰’一样，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称而已。中国底历史应该从禹说起，各教都有洪水的传说，想来是实有其事的，大概洪水以前便无历史可稽了。尧舜这两个人，是周人想象洪水以前的情形而造出来的；大约起初是民间底传说，后来那班学者便利用了这两个假人，来‘托古改制’。这类把戏，其实早被韩非戳破了，只因秦汉以后底学者太无见识，糊里糊涂地相信这是真人真史，直到康有为作《孔子改制考》，才把它弄明白了。”[148]打破上古时期是黄金时代的观念，是钱玄同能跳出国粹派的一个关键。

钱玄同还接受了今文家廖平“诸子皆出孔经，儒亦不能代表孔子”之说，认为是“洞见道本，一扫汉唐笺疏，魏晋清谈，宋明空谈之说，信哉两千年来未有之一人”。[149]诸子出于孔经，是廖平经学二变时期尊今抑古的观点。廖平认为，自孔子改制后到汉代哀帝平帝间，流传的全是今文经学，“自春秋至哀平之际，其间诸贤诸子，经师博士，尊经法古，道一风同，皆今学也，虽其仁智异见，乡土殊派，然谭六经必主孔子，论制度必守《王制》，无有不同”。[150]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总结先秦西汉学术，提出诸子有儒、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家等九流，其中只有儒家“游艺于六经之中”，“亲师仲尼”，其余各家都不是以六艺为宗，而是各有旨趣。廖平为了论证今文学在哀平前无所不包，提出了诸子皆为圣人支流的学说。廖平观点显系为尊今抑古所发，但对钱玄同的思想发展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钱玄同自己所言，“吾思半年前，吾主西汉今文之说，而不求经子贯穿，且屏道于儒外，尹默天分较吾为高，能知从子书中探求道本，顾颇非儒，幼渔虽不如黄、朱诸公之排斥今文，顾于六经皆史之说深信不疑，当日常相辩论，恒不相下，乃自去夏尹默与马一浮高士谈及道本，马谓皆源于一，九流平列，其说非是。吾阅廖君之说，谓百家皆源于孔子，于是各持道本于一，散于为诸子百家，固不得以儒自画，而屏诸子为异端，于是昔之参商，今则鲁卫矣”。[151]从廖平的观点出发，钱玄同不再将诸子视为异端，而将其与儒并列，进一步突破儒家独尊的思想系统。在此之前，钱玄同即曾主张“兼取孔、墨最好”。[152]，现在又将儒家与各家学说并列，为他进一步打破儒家一尊的思想，接受新学说创造了条件。

1931年，钱玄同在《〈左氏春秋考证〉书后》一文中写道：“我以为一百年来的‘今文学运动’是咱们近代学术史上一件极光荣的事。它的成绩有两方面：一是思想的解放，一是伪经和伪史料的推翻。”[153]这段对近代今文学运动的评价，可谓钱玄同的一个切身体会。

[1] 《钱玄同日记》，1907年7月11日。

[2] 《钱玄同日记》，1907年9月8日。

[3] 《钱玄同日记》，1907年9月15日。

[4] 《钱玄同日记》，1908年1月12日。

[5] 《钱玄同日记》，1908年3月22日。

[6] 《钱玄同日记》，1908年2月23日。

[7] 《钱玄同日记》，1908年3月8日。日记原稿《共产党宣言》之“产”字似一“和”字。根据2月23日会议汪公权预报和本次会议的内容判断为《共产党宣言》。在2月23日，汪预报以后拟讲题目为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和托尔斯泰的《致中国人书》等，这一预报与3月8日内容完全吻合。故作此判断。

[8] 《钱玄同日记》，1908年3月5日。

[9] 《钱玄同日记》，1908年2月22日。

[10] 《钱玄同日记》，1907年9月18日。

[11] 《钱玄同日记》，1907年10月3日。

[12] 《钱玄同日记》，1917年9月12日。

[13] 《钱玄同日记》，1908年2月14日。

[14] 《钱玄同日记》，1907年9月5日。

[15] 钱玄同在1922年10月10日的日记中回忆了在日本时受周氏兄弟影响的情况，“当年做学生时（指在南洋中学——引者注）唱‘请看那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和‘最可耻，一种奴隶心，波兰人终被俄征服，最可鄙，一种倚赖心，印度人人堕进地狱’等军歌。这种军歌，周氏兄弟从一九〇七、八在东京时，撰文痛骂（登在《河南》杂志上）一直骂到现在。我当时看了他们的议论才知道中国人骂印度、波兰才真是可耻可鄙，才算是马牛奴隶性。我的狭隘的爱国心，崇拜军国民主义，轻视印度、波兰的谬见，赖读周文□渐渐破除，现在想来，真不得不感谢良友也”。

[16] 《钱玄同日记》，1907年9月18日。

[17] 《钱玄同日记》，1907年10月3日。

[18] 《钱玄同日记》，1908年7月1日。

[19]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1924年12月30日，《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

[20] 《新世纪》第40号，1908年3月28日。

[21] 参见吴稚晖：《新语问题之杂答》，《新世纪》第44号，1908年4月25日。

[22] 钱玄同：《亡友单不庵》，《钱玄同文集》第2卷，287页。

[23] 《钱玄同日记》，1908年4月29日。

[24] 《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11日。

[25] 《钱玄同日记》，1808年2月28日。

[26] 关于这一问题，可参见杨天石先生《同盟会的分裂与光复会的重建》一文，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27] 《钱玄同日记》，1908年4月24日。

[28] 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26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29] 《钱玄同日记》，1908年6月6日。

[30] 《钱玄同日记》，1907年1月1日。

[31] 《钱玄同日记》，1907年1月4日。

[32] 《钱玄同日记》，1907年1月6日。

[33] 《钱玄同日记》，1907年1月7日。

[34] 《钱玄同日记》，1907年1月21日。

[35] 《钱玄同日记》，1908年5月5日。

[36] 《钱玄同日记》，1908年5月13日。

[37] 《钱玄同日记》，1930年2月13日。

[38] 《钱玄同日记》，1907年3月5日。

[39]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1924年12月30日，《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

[40] 《钱玄同日记》，1907年1月9日。

[41] 《钱玄同日记》，1907年10月17日。

[42] 《罪案》，北京《国风日报》刊本，参见杨天石辑《社会主义讲习会资料》，《中国哲学》第1辑，379页，北京，三联书店，1979。

[43] 《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11日。

[44] 《钱玄同日记》，1917年9月12日。

[45] 《钱玄同日记》，1906年4月2日。

[46] 《钱玄同日记》，1909年11月2日。

[47] 《钱玄同日记》，1917年1月1日。

[48]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1924年12月30日，《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

[49] 《钱玄同日记》，1906年1月10日。

[50] 《钱玄同日记》，1907年2月27日。

[51] 《钱玄同日记》，1909年12月13日。

[52] 《钱玄同日记》，1909年9月24日。

[53] 《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教育今语杂志》第1期，1910年3月10日。

[54] 《钱玄同日记》，1906年4月5日。

[55] 《钱玄同日记》，1906年3月12日。

[56]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1924年12月30日，《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

[57] 《钱玄同日记》，1909年1月22日。

[58] 《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教育今语杂志》第1期，1910年3月10日。

[59] 同上。

[60] 《钱玄同日记》，1909年11月2日。

[61] 《钱玄同日记》，1909年9月30日。

[62]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8日。

[63] 《钱玄同日记》，1909年9月30日。

[64] 同上。

[65] 《钱玄同日记》，1909年9月23日。

[66] 《中国文字略说》，《教育今语杂志》第1期，1910年3月10日。

[67] 《钱玄同日记》，1909年1月29日。

[68] 《钱玄同日记》，1909年11月16日。

[69]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10日。

[70] 同上。

[71] 《钱玄同日记》，1909年3月8日。

[72] 例如，谭嗣同1896年在《仁学》中，就指出汉字的不足，提出文字改革的意见，他说：“又其不合一之故，语言文字，万有不齐；越国即不相通，愚贱难以通晓。更苦中国象形文字，尤为之梗也。故尽改象形为谐声，各用土语，互译其意；朝授而夕解，彼作而此述，则地球之学，可以合一。”这是戊戌前最露骨的文字改革主张。被钱玄同所骂的王照、劳乃宣都有这样的认识。王照在《官话合声字母》的序中说：“吾国通晓文字之人，百中无一，官府诏令，无论若何痛切，百姓茫然不知，凡政治大意、地理大略、水陆交通、货物灌输之大概，无以晓譬，是以远近隔阂，上下蹠戾，不可救药。”“今欧美各国，教育大盛，政艺日兴，以及日本号令之一，改变之速，固各有由，而初等教育言文为一，容易普及，实其主要之原。”劳乃宣在《普及简字以广教育折》中疾呼：“是故今日欲救中国，非教育普及不可，欲教育普及非有易识之字不可，欲为易识之字，非用拼音之法不可。”以上见倪海曙之《清末汉语拼音运动编年史》，51、52、75、76、77、17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

[73] 《钱玄同日记》，1908年9月27日。

[74] 《钱玄同日记》，1908年4月29日。

[75] 《钱玄同日记》，1908年9月27日。

[76] 《钱玄同日记》，1913年3月3日。

[77] 《钱玄同日记》，1914年9月26日。

[78] 《钱玄同日记》，1909年9月30日。

[79] 《钱玄同日记》，1909年5月9日。

[80] 章太炎：《致钱玄同》，1910年10月20日，《鲁迅研究资料》第19辑，8、9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81] 《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教育今语杂志》第1期，1910年3月10日。

[82] 《钱玄同日记》，1909年9月30日。

[83] 《钱玄同致邓实书》，见1909年12月16日《钱玄同日记》。

[84] 《钱玄同日记》，1909年10月17日。

[85] 《钱玄同日记》，1909年10月26日。

[86] 《钱玄同日记》，1909年3月15日。

[87] 《钱玄同日记》，1909年10月16日。

[88] 《钱玄同日记》，1909年9月15日。

[89] 《钱玄同日记》，1909年11月10日。

[90] 《钱玄同日记》，1912年9月30日。

[91] 《钱玄同日记》，1909年11月10日。

[92]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1924年12月30日，《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

[93] 《中小学改良国文教授并加课语言文字学议》，《独立周报》第15期。

[94] 《钱中季与率群论国学书》，《独立周报》第1卷第6号。

[95] 同上。

[96] 《钱玄同日记》，1912年12月3日。

[97] 《钱玄同日记》，1917年9月12日。

[98] 《钱玄同日记》，1919年1月1日。

[99] 钱玄同在1913年3月25日的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话：“章仲名来谓，孔教会以我去年曾作《学校中当祀孔议》一文，劝我入会。我意彼等尊信孔子，恐与我不同，未决。观该会杂志所载高要陈焕章之著实无甚道理。”

[100] 钱玄同在1917年1月20日的日记中写道：“徐君于改良华文事，主张刊刻用篆文，书写用草书，而废去隶楷，此余于1908、9间所主张者，嗣因过于骇俗，恐难实行，遂寝此意。”

[101] 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4辑，101、102页，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

[102] 《钱玄同日记》，1919年1月1日。

[103] 《章太炎致钱玄同》，1910年10月20日，《鲁迅研究资料》第19辑，8、9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

[104] 《钱玄同日记》，1909年1月29日。

[105] 钱玄同：《保护眼球与换回人眼》，《新青年》第5卷第6号，1918年12月15日。

[106] 《钱玄同日记》，1909年9月30日。

[107] 《钱玄同日记》，1909年12月13日。

[108] 《钱玄同日记》，1909年10月7日。

[109] 钱玄同对中国古代文献中的民主思想的异常珍视，如他曾写道：“宋六斋谓《鶡冠子》之说纯乎民主说（？），《鶡冠子》吾所未研究，不敢妄谈，使果如宋说，则其书固可贵，不必问其真伪也。”见《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10日。

[110] 《钱玄同日记》，1909年5月18日。

[111] 《钱玄同日记》，1909年12月13日。

[112] 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底变迁》，1924年12月30日，《语丝》第8期，1925年1月5日。

[113] 《钱玄同日记》，1909年9月30日。

[114] 《钱玄同日记》，1919年1月1日。

[115] 钱玄同：《姚叔节之孔经谈》，1919年2月12日，《新青年》第6卷第2号，1919年2月15日。

[116] 《钱玄同致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5号，1917年7月1日。

[117] 《钱玄同日记》，1916年1月5日。

[118] 关于章太炎与康有为在经学上的分歧，参见姜义华：《章太炎思想研究》，47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119] 钱玄同：《刘申叔先生遗书序》，《刘申叔遗书》，30页。

[120]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8日。

[121] 同上。

[122] 同上。

[123]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11日。

[124]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8日。

[125] 《钱玄同日记》，1916年1月4日。

[126] 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94、95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27]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16日。

[128] 同上。

[129]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26日。

[130]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20日。

[131]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8日。

[132] 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1931年3月7日，《古史辨》第5册上编，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33]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13日。

[134]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16日。

[135]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11日。

[136] 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1931年11月16日，《古史辨》第5册上编，2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钱玄同在1912年10月22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他读康有为和崔适书的感受，云：“晚取《新学伪经考·艺文志》一卷点之。康氏作此书年轻气盛，往往有过火语，文笔亦不经意，然辟伪经谬，可为东汉以来所未有，崔氏承之，壁垒益严。崔氏经学耆儒，故言多平实，较胜康矣。”11月1日日记，“在枕上翻《新学伪经考》，虽精论甚多，究不无过当之论，其蔑视清中叶之言训诂者尤非，康氏小学之事谅为门外汉也。又于伪书仍复信之，盖西汉今文家实不道此，何休今文大师独昧此事耳。此意自崔君出，可谓拨云雾而见晴天矣”。

[137] 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1921年3月23日，《古史辨》第1册上编，3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138]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7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139]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70页。

[140]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册中编，69页。

[141] 《钱玄同日记》，1912年11月26日。

[142] 《钱玄同日记》，1912年11月28日。

[143] 《钱玄同日记》，1916年1月6日。

[144]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72页。

[145]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册中编，69页。

[146] 同上。

[147] 参见周予同的《经今古文学》一文，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著作选集》，24、25页。

[148] 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1923年5月25日，《古史辨》第1册中编，67页。

[149] 《钱玄同日记》，1916年1月6日。

[150] 廖平：《古学考》，李耀仙主编《廖平学术论著选集》（一），103页，成都，巴蜀书社，1989。

[151] 《钱玄同日记》，1916年1月8日。

[152] 《钱玄同日记》，1910年1月8日。

[153] 钱玄同：《〈左氏春秋考证〉书后》，1931年3月7日，《古史辨》第5册上编，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