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08年春天后，日本无政府主义运动陷入低潮。革命派中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也相应进入低潮，社会主义讲习会的重要人物张继离开日本去了法国，刘师培回国，投降了端方。钱玄同虽对无政府主义信仰未变，但关怀重点却有所变化。钱玄同后来回忆这一时期的思想时说：“其时（1908年——引者注）与董特生、康心孚、龚未生、朱逖先、朱蓬仙诸人请太炎师谈小学，自是直至十六年之春，专以保存国粹为职志。”[44]

前面谈到，钱玄同1905年在上海时就受到《国粹学报》的影响。到达日本后，钱玄同进一步接受保存国粹的主张。他在1906年4月2日读毕一期《国粹学报》后在日记中写道：“保存国粹，输入新思想，光大国学，诚极大之伟业也。数年以来，余扮了几种新党，今皆厌倦矣，计犹不如于此中寻绎之有味也。”[45]辛亥革命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也是一场民族革命，在辛亥革命的时代大潮中，钱玄同对保存国粹做了进一步的思考。

钱玄同认为保存国粹是反西方侵略、爱国保种的需要。他论述文字复古的原因时说：“愚谓立国之本，要在教育，果使学术修明，必赖文字正确，士生今日，诚能潜心正名之事，实为扼要之所在地。文字一灭，国必灭致亡，借观印度、波兰，可为殷鉴。若云文字纵亡，语言犹在，未易废也，此亦不然。今之语言渐不典则，犹赖有文字以匡之，若弃文存语，是无皮之毛，无往不可附也。故今日急务，实在复保氏之教为最要。”[46]“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是当时国粹派的普遍认识，所以他们特别强调文化是民族救亡之本。注重民族文化，体现了国粹派对民族危机的独特思考。

钱玄同认为保存国粹也是反满民族革命的需要。他说“余自一九〇七年（丁未）以来持保存国粹之论。盖当时从太炎□□□（原稿空缺——引者注）问学，师邃于国学，又丁满洲政府伪言维新改革之时，举国不见汉仪，满街尽是洋奴，师因倡国粹之说，冀国人发思古之幽情，振大汉之天声，光复旧物，宏我汉□□（原稿空缺——引者注）然。”[47]对此问题，他在1925年发表的一篇回忆当时思想状况的文章中说得更为清楚，“总而言之，一切文物制度，凡非汉族的都是要不得的，凡是汉族的都是好的，非与政权同时恢复不可，可同是汉族的之中，则愈古愈好”。[48]

除现实政治斗争的考虑外，钱玄同主张保存国粹还有其深层的文化思考。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首技艺，次政制，与中国文化发生激烈冲突。中华民族在数千年的发展中，曾创造出灿烂的文化，有着完整的文化体系和独特的文化形态，并曾长时期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但中国自清代以来，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致使中国文化缺乏与异质文化交流的机会，失去外部活力刺激，兼之统治者实行文化专制政策，更使人们思想日益僵化。与经过14世纪文艺复兴、18世纪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洗礼的欧洲文化相比，中国文化落后了。鸦片战争以后，先进的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开始向西方学习。西方文化的传入，势必影响中国文化的一尊地位。革命阵营中的一些知识分子长期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担心失去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因此极力提倡保存国粹。国粹一语，意即民族精华。他们对中国文化有感情上的眷恋，甚至有一种文化自大主义的倾向，他们也接受西方文化，但他们更认为中国文化优于西方文化，“革命”、“共和”、“平等”、“人权”、“自由”等都是中国古已有之的东西，不过被人遗忘了，他们更愿意从传统中挖掘振奋民族精神的力量，去“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并在革命成功后，为中国人制定符合传统的行为规范。钱玄同就是这样的革命阵营中的一员。钱玄同对于东西文化时时刻刻做着对比。他在读了描写俄国虚无党的小说《昙花梦》后写下一段日记：

父子之情出于天性。东方学者提倡孝悌，实极有至理，断不能以“旧道德”三字一概抹煞。吾见今之维新志士及秘密会党，大率有标“家庭革命”四字而置其父母于不顾者，其甚者，有以父母为分吾利之人，为社会之蟊贼，可以杖逐，可以鞭驱者，而开口辄曰“四万万同胞”，是真所谓“世界有同胞，家族无伦理”矣。[49]

其后，钱玄同进而认为：

盖道德发达，我国究胜西欧耳。[50]

在宗教问题上，钱玄同认为中国也胜于西方：

中国宗教家惟墨翟可以当之。敬天、明鬼是其明证，但不谈天堂，苦身劳形而无所报，神州即宗教一端，亦高尚乃尔。虽人心不古，其教不昌，然固非西儒所及也。[51]

在男女平等问题上，钱玄同也认为中国优于西方：

盖论自来女子教育，惟中国古昔最得其平。虽有阳尊阴卑之说，但学《诗》学《礼》，无论男女、后妃、夫人、命妇、内子悉皆通《诗》、《礼》，男女真平等也。……今日之办女学者，果能行斯道而去其非者（如阴阳尊卑之说），是神州女学大兴，而为世界之冠，男女真平等矣。[52]

在文字问题上，钱玄同认为：

我国文字发生最早，组织最优，效用亦最完备，确足以冠他国而无愧色。[53]

中西文之难易实相等，未必西文较易于中文。[54]

略看《英文汉诂·名物类》，未毕。两两相形，文法之简，固莫我国若矣。彼英文虽较法德文字为浅，然已繁于我矣。[55]

总之，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化胜于西方文化。因此，他对一切欧化采取“訑訑然以拒之”的态度。[56]自1908年4月至1910年5月，钱玄同师从章太炎，听章太炎讲《说文》、《庄子》、《汉书》、《文心雕龙》，受章太炎影响，他发愿自此“壹志国学，以为保持种性，拥护民德计”。[57]他在为《教育今语杂志》所写的《缘起》中，直接指斥接受西方文化的人，“欧学东渐，济济多士，悉舍国故而新是趋，一时风尚所及，至欲斥国文，芟夷国史，恨轩辕、厉山为黄人，令己不得变于夷。语有之：国将亡，本必先颠。其诸今日之谓欤！”。[58]此段议论，反映了他对欧化的痛恨。

钱玄同主张复古、保存国粹，也与他的历史观有关。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以前，认为中国学术文化是一步一步退化的。他在《教育今语杂志》中写道：“中夏立国，自风姜以来，沿及周世，教育大兴，庠序遍国中，礼教昌明，文艺发达，盖臻极轨。秦汉讫唐，虽学术未泯，而教育已不能普及全国。宋元以降，古学云亡，八比、诗赋及诸应试之学，流毒士人，几及千祀。”[59]他在日记中也曾慨叹中国文化之退步：“中国文明之备，果能循是发扬而光大之，不特不亡，且可永存昌大也。然声名文物，一坏于唐，再坏于宋，沿及元明，逮及本朝，虽中经乾嘉诸儒之提倡，而意只在考古，不在复古，且髡发左衽，形式已变，故学术虽复昌明，而仍无裨于实际。十捻以还，东西留学生，上海僮仆，学堂洋奴，相继辈起，首倡废国文，废旧书之论，而退率遂大剧。近来莘莘髦士，试作便条且多不通者矣，此诚可叹！”。[60]这种退化的历史观是促使钱玄同主张极端复古的又一个原因。

二

从上述认识出发，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于回向古昔，并提出了师古、存古、复古但不泥古的较为系统的保存国粹思想。

关于师古，钱玄同认为：“古圣作事，往往因事制宜，求其合于情势，故所作往往少弊（封建宗法之制为古代之大弊政）。后世事不师古，好骛新奇，凡有造作更张，多不合情势，第求苟简，故中国后世不如古代，即是故也。”“宜师古者，即因圣王制作具有精意之故焉。”[61]钱玄同认为“昔古圣立言垂教之旨，悉存于经”。[62]关于对经的认识，钱玄同倾向于今文经学，认为今文经学“诠明圣意”，“得孔学真传”，而属于古文的《左传》“必有伪篡”，“陈义甚浅”，1911年后，钱玄同接受康有为的观点，绝对尊信今文经而全面否定古文经的真实性。关于这一问题，留待下节详论。

关于存古，钱玄同认为：“古制有不适宜于今日者，未必尽属弊政，乃时势不同之故，如井田等是，虽不能见诸施行上，而宜保存，庶几后人得有追想其祖宗创造之丰功伟烈，庶几种性、民德赖以不坠也。”[63]存古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的态度，将历史加以保留，以供后人缅怀，追思。

关于复古，钱玄同认为：“即后世事物不如古昔者，宜复古焉。”[64]

复古是钱玄同文化观的核心。对此，钱玄同提出了诸多具体设想：

在文字问题上，钱玄同认为：“中国文字自颉籀以来时有增益，至小篆出而功用大备。许氏集古籀秦篆之大成以作《说文》，实中国文字之矩矱。故今日所有之文，无论借字、俗字，稽诸《说文》无不各有其本，断无有凭空突起无本可求之假借字也。”[65]钱玄同认为隶书的出现，“从此便把六书的精意都破坏了。因为篆字（古文、大篆、小篆都是）造的时候，或象形，或指示，或会意，或形声，这字写成这样一个形象，总是有意义，合著六书中间的一种，决不是随随便便乱写几点几画可以算数的。隶书便不然了，随便拿起一个篆文来少写几笔多写几笔，都没有甚么不可以。于是形也不像，事也不知所指，意也会不成，形声的字，或形是声错，或声是形错。”钱玄同认为造隶书的程邈“实在是中国文字界的大罪人”。[66]因此，钱玄同主张废楷用篆[67]，“字必以篆为正，若必作隶，必宜改从隶古”。[68]隶古“即依篆体作楷”。[69]1910年钱玄同又提出今后文字只可用四种，除上述两种外，又加上隶书和草书。但钱玄同强调，“至于四体之中，无论作何体，总不应写《说文》以外之字”。[70]关于字的读音，钱玄同认为音韵“必不可不复古”。[71]，他赞成顾炎武所言之复三代古音之说，并欲做江声，顾炎武第二。

戊戌前后，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文字的难学难记，进而影响教育普及，国家强盛，开始向西方学习，探索中国文字拼音化的道路，提出了各种各样汉字改革的方案。[72]钱玄同亦主张对现行文字进行改革，但他反对向西方学习，实行拼音化，他的改革方向是复古。他在1908年9月27日日记中写道：“今日见有法部主事江某奏请废汉文，用‘通字’云。通字系用罗马字母二十改其音呼者。噫！近日学部纷纷调王照、劳乃宣入内拟简字，复有此獠出现，何王八蛋之多也。”[73]对于《新世纪》的主张，钱玄同认为用万国新语替代汉语是“想入非非”，创中国新语“可笑”，“太炎先生谓其发疯，诚然”。[74]他和他的朋友认为中国正处于“内惑于简字，外惑于世界语”的危机之时，他们要“风雨鸡鸣”做“砥柱中流”，要从小学至中学按汉字六书教学生字形字义进而音韵，这样，“及中学毕业，而普通文字，必甚好矣”。[75]民国建立后，开读音统一会，会上有主张古音者，有主张广韵者，也有主张简字及罗马字拼切汉音者。钱玄同认为后者荒谬，但在读音问题上，钱玄同对几年前主张的古音说有所改变，认为以便于应用不失为正当办法自以第二说为最，主张以《广韵》为读音标准。[76]

在衣服冠裳上，钱玄同主张复汉族古衣冠。辛亥革命成功后，1911年12月，钱玄同参考《礼记》、《书仪》、《家礼》等书，及黄宗羲、任大椿、宋绵初、张惠言、黄以周诸家考证深衣之说，作《深衣冠服说》。1912年3月，钱玄同出任浙江军政府教育司科员，便穿上自制的“深衣”，头戴“玄冠”，腰系“大带”前去上班。他愿意戴象征六合一统的瓜皮帽，而不戴西方传入的礼帽，他看到1914年9月袁世凯祭孔时的“祭祀冠服图”，赞其“斟酌古今，虽未尽善，而较之用欧洲大礼服而犹愈乎！”。[77]

总之，钱玄同认为“凡文字、语言、冠裳、衣服皆一国之表旗，我国古来已尽臻完善，无以复加”。[78]因此，它们是钱玄同复古的重点。

在礼仪方面，钱玄同主张“礼仪必复古”，“婚礼若照《仪礼》最为文明。盖夫妇之行礼□归，至时□（原稿辨认不清——引者注）之一揖尔，不但拜天地等奇文，即交拜之事亦无，而六礼皆无，慎重其始，及事成迎入，仅此一揖，可谓简单矣，必宜仿行。若士相见，则本可从省，丧礼仪节，恐人所难行，惟衣服则宜从古。又古者宗法社会，故父为天子，三年。又如父母衣服不同，及对于国家政府之服，今概宜变法。必不可依《仪礼》也。”[79]对于古代的礼仪，钱玄同没有停留在宣传上，而是将其付诸实践，1910年钱玄同在浙江海宁曾“取士礼诸篇，与友人画地行之”。[80]

在教育问题上，钱玄同亦主张复古。他盛赞上古教育，“中夏立国，自风姜以来，沿及周世，教育大兴，庠序遍国中，礼教唱明，文艺发达，盖臻极轨”。[81]，而“自汉至明学校不修，教育废弛二千年矣”，钱玄同赞扬颜元，认为“颜氏生直鼎革，痛心有明历代非从事帖括，即只谈心学，乃毅然以复六艺之教为务，若斯人者，诚存古开今之大功臣”。[82]，“颜易直先生躬身正学，以身率教，尧舜、周孔、三事、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道，炳然大明。刚主、昆绳承之，圣道益著。诚使当日及门者众，其学由北而南，渐乃普遍全国，礼、乐、兵、农、水、火、工、贾诸科，一一见诸实行，则唐虞三代之隆，不难复睹于今日，蛮夷滑夏，祛除匪难事矣”。[83]钱玄同自己“恒恭颜易直之教，以为居今之世，诚能致力六艺，为实事求是之学，不特保存国故，犹足挽救颓波”。[84]钱玄同因景仰颜元而把自己的笔名取为浑然（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

在名称问题上，钱玄同提出：“名称悉一准于《尔雅》，其有不备，则取唐以前书籍中所见者补之。”[85]关于人名及亲属称谓，他认为：“今日亲族名称鄙俚不堪，宜作一信书以古式正之。”[86]为此，钱玄同检取《尔雅·释名》对录古称。他又翻阅《汉书》，将西汉人之号录出，认为“古人质朴，非如专取美名之意，颇足师法”。[87]关于纪年纪时的名称，钱玄同也认为，“此宜复古也。古人年、月、日、时皆有专名，纪年必用岁阳（如阏逢、旃蒙）岁阴（如摄提格、单阏），纪月必用日阳（如毕、橘），月名（如陬、如），纪日乃用甲子，纪时即用夜半、鸡鸣等，各有界限，不容混杂。《史记·历书》‘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摄提格，月名毕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此最明皙，此后人所当取则也。今世乃言甲子年乙丑月丙寅日丁卯时，甚非古也。”[88]钱玄同明确反对用甲子纪岁。[89]辛亥革命后，民国政府采用阳历，钱玄同亦不赞同，他认为“孔子行夏时之语，固万世不易之理。如中国以农立国，建国，岂可不依农时乎！”。[90]

总之，钱玄同认为：“文字、学术当法古也。礼仪、风俗、宫室、器具虽不能全数复古，而当法古者，必居多数。”[91]

钱玄同主张极端复古，他后来回忆自己当时的思想时说：“保存国粹的目的不但要光复旧物，光复之功告成以后，当将满清的政制仪文一一推翻而复于古，不仅复于明且将复于汉唐，不仅复于汉唐且将复于三代。”他说自己比老师章太炎还“顽固”呢！[92]

三

古今中西之争是近代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所面临一系列问题在思想文化上的反映。因此，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成了长期萦绕于近代学者、思想家脑海中令人困惑而又挥之不去的问题。由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历史课题的复杂性，使人们在文化选择上增加了比以往更多的艰难。钱玄同对这一问题做了积极的探索，其中既有符合历史潮流、适应时代需要的一面，也有不足甚至是错误的成分。对此，应予以具体的分析。

从政治上看，在辛亥革命时期，钱玄同提倡保存国粹，主张复兴古代的语言、文字、衣冠、礼仪这些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特色的“一国之表旗”，在当时民族革命中，对于唤醒国人的民族主义情感、爱国主义热情，提高民族凝聚力有着积极的意义。

从文化上看，钱玄同提倡保存国粹是在西方文化的挑战下为振兴中国文化所进行的一种探索。首先，钱玄同的保存国粹不是简单的保守现状，而是要对现实文化进行变革。如他批判甲子纪岁容易造成混乱而主张恢复岁阴岁阳之纪年，反对后世科举制带来的弊端而主张实践教育，反对刻书不断句而主张必当点断，都体现了这种变革思想。但钱玄同受其历史观的影响，他变革的方向是要回归远古，而不是面向未来。关于这一问题，将钱玄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以白话文解决言文一致问题以及辞典编纂问题的观点与其辛亥时期的观点作一比较，就看得更为清楚。中国言文分离问题是制约文化和教育发展的重大障碍之一。和近代思想先驱一样，钱玄同也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并试图着手解决。他在1913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语言文字，古本无歧，后之方音变迁，作文者复弃朴实而日即华靡，致令言文愈趋愈远，重以唐宋以后，士不悦学，识字者日少，尽有古昔常用之字，而诧为奇傀难解者。”钱玄同反对言文分离的现象，他欲通过回归古稀来解决这一问题，即采取研究文字训诂，考究文字本始方法，实现言文一致，“然文字虽罕通用，而语言根于自然习惯，初尚未尝消灭，故今世语言，无论虚实诸字，大都合乎古训，特陋者不察，蔑视语言，以为文语二者截然殊途，文字依于书册之古训，语言造自市井之俚谈，此等谬语固不值明者一哂也。今欲从事文言合一之计画，则文字训诂必当普教国人，九服异言，咸宜求其本始，乃至出辞之法，正名之方，各得准绳，悉能解喻，而同文之期斯至矣。”[93]钱玄同看到白话的意义，但他却把解决问题的重点放在从事训诂探求文字的古意上，以求达到言文一致。经过探索，他认识到这一方法之不可行，遂放弃这一思路，在五四时期提倡直接采用活生生的白话文来解决言文分离问题，这样就为中国文化的发展摸索出一条新路，他本人也成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最有力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再如钱玄同对于编纂字典的认识也是这样。民国初年，钱玄同强烈批判《康熙字典》的索引办法。他说：清帝“令其臣编为《康熙字典》，以帝王**威，强迫家弦户颂，自是而莘莘学子，群焉遵奉，竟不知国字真相，其祸实烈于洪水猛兽，然昔时不敢讼其言，言其非者，日处虏庭之下，恐触文网也。今幸虏酋踣毙，汉室重光，如《康熙字典》者，即为伪朝敕纂，复误谬诞妄者若此，万无任其谬种流传，不事改革之理。”进而，钱玄同认为，《康熙字典》在索引上有很多错误，“《康熙字典》之尤谬者，如才入手部，疑入疋部，季入干部，无入火部，尹入尸部，求入水部……”。[94]这一段批评若去掉其认为《康熙字典》有害于国字的话外，与他在1918年《新青年》上对林语堂《汉字索引制说明》所作的跋语上对《康熙字典》的批评几无二致，但在如何解决《康熙字典》存在的问题上，钱玄同前后的方法却有所变化。在1912年，钱玄同主张“字典分部必当一遵许书，五百四十之旧不得妄有增减移易”。[95]“一遵许书”，就是要完全遵守许慎之《说文解字》，完全是复旧的办法。而在五四时期，钱玄同却支持林语堂对中国传统的注重字形的检索方法进行的改进，则是对创新的赞成。从这一事例可以看出钱玄同思想先后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无论主张复古还是支持改革，钱玄同的出发点都是要对现实文化中的不足进行变革。换句话说，钱玄同的种种复古主张也是他欲改变现实文化的努力。

文化是融入民族血液中的，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因素。文化的创造、变革必须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必须注重本民族的传统，从历史中汲取经验和智慧。可以说，重视民族文化传统，注重研究祖国的历史文化，将其作为建设新文化的重要途径和基础，是国粹派在中国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价值所在，也是钱玄同复古主张的合理性所在。

但受自身的知识结构和历史观的影响，钱玄同主张的变革完全是要回归过去，他所用资源也多是传统，在强调从中国文化汲取智慧和经验的同时，他忽视了世界文化的共性以及中国文化的发展和进步。任何思想，即使是真理，如果片面、绝对地向前发展，其结果定是走向谬误。钱玄同通过复古去改变现实文化的积极努力本身就带有诸多负面的因素。首先，极端的复古，完全拒绝向西方学习，影响了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吸收。在近代中国，自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后，学习西方的科技、思想、文化以及对中国传统进行反思，是中国思想文化发展进步的必由之路。从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若要使文化发展保持活力和创新的能力，也必须有不同质的文化进行交流会通。而钱玄同当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主张复古，进而反对向西方学习，“余谓中国人最劣之性质在不顽固，不自大耳。计庚子至今，一星终矣，上下之人，靡不尊欧美，过先祖，贱己国，过台隶。世有如此而能善立人国于大地者乎？”。[96]提倡民族自尊、自信，固然重要，但鼓吹顽固，拒绝学习他国思想文化，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抵排新知、阻碍进步的作用。这种做法，也达不到发扬光大中国文化的目的。其次，极端的复古，则不免成为保守与顽固的同调。钱玄同回顾自己对国粹态度的变化时写道，“初谈国粹也，实专在文字之一部分，至于尊孔则脑筋中尚未作此想”。而当回国后，“处祖国腐败空气久，谬见渐生，什么读经、尊孔，中国伦理超越世界种种荒诞之谈，余当时亦颇以为然”。[97]他的复古思想也“由文字复古进而尊孔读经”。[98]钱玄同于1912年作《学校中当祀孔议》，以致孔教会劝他入会。[99]最后，极端的复古，也使光大祖国文化中的积极成分的主张在实际上成为不可能。钱玄同主张复三代古音，这在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事，因为三代古音本身就难以考订。因而，钱玄同在1913年就不得不放弃之，而主张用能上推古音下证今音的《广韵》读音了。在文字问题上，钱玄同自己也觉得主张过于骇俗，不得不将其放弃。[100]在没有遭到外来反对的情况下，自己就放弃了追求的目标，说明了这一思想的不可行。在实践中，钱玄同的主张也碰了壁。周作人在《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一文中说：钱玄同于文字复古的问题上面，留下三种痕迹，证明他的归根失败。一是在民国之初，写过一部周文之（沐润）的《说文窥管》，因小篆不够用而阙功未竟。二是章氏丛书里的《小学答问》，依照小篆用楷书笔势写之，结果圆笔变方，反而面生，改正俗讹，须用本字，一见难识。三是20年后，为章太炎手书《章氏丛书续编》中的《新出三体石经考》一书，已用今隶书写了。[101]周氏所言不虚。钱玄同自己也承认，“一九一四——一五，写古体字复古衣古礼的思想渐渐淡了”。[102]复兴古衣古礼的情况也是一样。关于古衣，辛亥革命后，他戴玄冠，着深衣，系大带的结果是遭到哄笑，传为话柄。关于复兴古礼，他的老师，同是主张保存国粹的章太炎也告诫他，“研精三礼，条牒虽明，未可见诸行事，虽丧祭冠婚诸礼，平民得以自尽，然宫室衣服既异，器用复有不周，固难行矣”。对于钱玄同画地习礼，章太炎劝告他说：“画地习礼，虽古人常法，今人不能为也，至如丧礼则躬为孝子，婚礼则或为婿为妇，自非伶人作剧，谁有为此者？前修朴质，觉其无关，今人强欲效此，亦复惭惶无地。”[103]而在钱玄同提倡废楷用篆的当时，章太炎就以其难行而不赞同。[104]一定时期的文化总是一定时期政治经济的反映。上古时代的礼仪制度与现代社会的需要相去甚远，已不可能原封不动地恢复了。钱玄同在当时显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在五四时期回忆这一段的思想历程时说：“自从十二岁起到二十九岁，东撞西摸，以盘为日，以康瓠为周鼎，以瓦釜为黄钟，发昏作梦者整整十八年。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粪之万不可不排泄。”[105]发昏做梦，是其自责内疚之词，而东撞西摸，则是他探索改造中国文化备尝艰辛的内心写照。

其次，钱玄同在积极主张从中国古代文化中汲取积极因素的同时，对古代文化中的弊端也加以批判。钱玄同极力主张恢复的古圣制作“因事制宜”的求实态度[106]、墨家“苦身劳形，而无所报”。[107]的献身精神、颜元“致力于六艺，为实事求是之学”。[108]的实践作风、中国古代思想中蕴涵的民主成分等等[109]，应该说都是中国文化的精华部分，是创造新文化的重要资源。在强调继承的同时，钱玄同也批评中国传统中糟粕，如宗法制度，古代教育中的“阳尊阴卑”思想，唐宋之后的“八比”、“帖括”、“空谈心学”。最重要的是，钱玄同在主张复古的过程中，对君主制一直持批判态度。他在日记中曾写道：“点邓牧心《君道》、《吏道》，其议论实犹在黄太冲《原君》、《原臣》之上。盖黄氏之言犹近于今之新党之论，邓氏则打破一切，直欲上返皇古，快哉！快哉！”。[110]“检《抱朴子·诘鲍》篇阅，将鲍生《无君论》抄其一页，鲍生之论痛快之极。老庄之言犹含蓄，彼痛君之恶，实痛快之至也。”[111]钱玄同虽主张文化复古，但对于君主制坚决反对。他后来说：“我那时复古底思想虽然炽烈，但有一样‘古’却是主张绝对排斥的，便是‘皇帝’。所以我那时对于一切‘欧化’都持‘訑訑然拒之’的态度，惟对于共和政体却认为天经地义，光复后必须采用它。”[112]这些议论，并不科学，甚至是站在无政府主义所主张的无君论的思想上去批判专制君主，但与当时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潮流是一致的。对君主制的反对及对共和政体的追求，也是钱玄同后来能跳出国粹派的一个重要原因。值得指出的是，在反对古代弊政方面，钱玄同甚至不反对西方文化，他曾说：“西学输入，凡唐以来之叔世弊政，相形之下，无不见绌。趋新之士，悉欲废之。有心人忧之。愚谓新党之浇薄诚可鄙，但此等弊政得赖是以扫除，亦未始无裨，弊政去，而古之善政乃可见诸实行矣。”[113]可见，尽管钱玄同表示拒绝西方文化，但在其思想实际上已经有西方文化的因子了。这一现象反映了西方文化在当时不可抗拒的影响。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对古代文化的批判，在钱玄同的复古思想体系中，不是主要的内容。这也正是他向古昔学习以振兴中国文化所不能成功的一个原因。

钱玄同思想的一大特色是重视实践。当极端复古思想在实践中不断碰壁时，他就逐渐地修正自己的思想了。在1915年前，他的复古思想已在悄悄地发生变化，写古字、复古衣古礼思想的淡化就是这种变化的反映。促使钱玄同思想变化最后完成的是袁世凯复辟。袁世凯以文化上的复古为其政治复辟的前导，强烈地刺激了钱玄同，“因为袁世凯造反做皇帝，并且议什么郊庙的制度，于是复古思想为之大变。起初对于衣冠礼制反对复古，夏秋间见《新青年》杂志及陈颂平、彭清鹏诸公改国文为国语的议论，于是渐渐主张白话作文”。[114]他意识到上古礼制是“两千年前‘宗法’社会里的把戏，现在既称为民国，是早已进于国家社会，当然不能再玩这宗法社会的把戏”。[115]进而，他的历史观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自己总结说，“玄同自丙辰春夏以来，目睹洪宪皇帝之反古复始，倒行逆施，卒至败亡也。于是大受刺激，得了一种极明确的教训。知道凡事总是前进，决无倒退之理。最粗浅的比例，如我今年三十一岁，明年便一定是三十二岁，决无倒为三十岁之理。故在一九一七年，便当干一九一七年的事情，其一九一六年以前，皆所谓‘已往种种譬如昨日死’也。研究一九一六年以前之历史，道德政治文章，皆所谓‘鉴既往以察来兹’，凡以明人群进化而已。故治古学，实治社会学也，断非可张‘保存国粹’之招牌，以抵排新知，使人人褒衣博带，做二千年前之古人。”[116]他认识到，中国文化的改造之路不是保存国粹，回向古昔，而是要面向现实，向西方学习。

观念发生变化的钱玄同放弃了保存国粹的主张。他在1916年9月29日的日记中写道：“唔幼渔，吾告以经典之精义全不系乎文字。纵令今日中国之书焚毁净尽，但有精译本之西文五经，则经典即可谓之不亡，况篆书变楷书乎？”这一段对话，反映了钱玄同文字观念上的变化，这也是他主张废汉文的先声。1916年以后，钱玄同主张改穿西装。在纪年改革问题上，钱玄同也有了新思考，他在1916年10月3日日记中写道：“癸卯年《新民丛报》有尚同子论纪年，其说以纪年与代数纪数无异，但取通用者可矣。故主张用景纪，深以孔子纪年为不然，谓景纪虽出宗教，然今日已成习惯，已忘其为宗教矣。其说吾甚谓然。夫景教之七曜日及格氏之阳历与景纪纪年有关系，吾国今日亦既承用之，何必于纪年而不用乎？若谓究是出于宗教，吾国非耶教国，与国情不合，则试问今之学校日曜日皆休业矣，曾因是而有景教臭味乎？”而在同年初钱玄同还主张用共和或孔子纪年。[117]关于伦理道德，钱玄同主张毁家。他在1916年10月4日日记中写道：“林攻渎将其伦理学讲义见赠。其说以伦不止五，固亦有见。惟其轻视君臣而重视家族，则与愚相左。吾谓苟不毁家，人世快乐必不能遂，若谓毁家之后，即视父母兄弟如路人，则尤为谬见，破坏家族正是兼爱之故，方欲不独亲其亲子其子，乌得是谬说耶？”

到1916年夏秋，钱玄同已经完全放弃了保存国粹的主张。当他看到胡适倡导文学革命之后，立即投书《新青年》，以一古文大家而支持文学革命，由一个革命派中的保存国粹主义者，一变而成为新文化阵营中反传统冲锋陷阵的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