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冬舜徽先生猝逝，我正在美国加州大学执教，远隔重洋，音讯稽迟，未能及时撰文悼念。现在仅就回忆所及，略述前辈学者的气象和风采。

他是1951年春季奉调来武昌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任教，我作为历史系助教（相当于现时兼职的教学秘书）负责接待与安排生活，所以结交与共事前后达四十年以上。当时根据中央指示，学校即将转入正规大学教育，像他这样确有真才实学的资深教授到来，增强了我们办学的信心。

他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是：文质彬彬，平易近人。由于家眷尚在湖南，他与我们一起过集体生活，毫无特殊之处。每天清晨必定参加政治理论学习，除集体讨论外还写了许多读书笔记。记得他曾结合社会发展史学习，从汉字的形、音、义流变，印证劳动创造世界的道理，笔记字迹工整，一丝不苟，体现了严谨学者的风范。

1951年秋季，中原大学教育学院与华中大学合并，随即全校师生投入“土改”和思想改造运动，他都积极参加，力求跟上时代步伐。由于他已经在华北革大政治研究院学习过一年，所以对于这些政治运动的理解与适应略胜于历史系一般年长教师。从1952年秋季开始，他先后为历史系本科开设历史文选与历史要籍介绍等课程，广征博引，深入浅出，帮助年轻学生奠定良好学业基础。

当时学校宿舍相当紧张，他一家数口只有挤住在张师母任教的昙华林小学分配的两间简陋房里，但贤淑的师母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窗明几净，依然书香人家。先生课余笔耕不辍，闲暇则抱瓮灌园，种菜养鸡，聊以弥补家用之不足。真正是“胸怀恬澹，不慕荣利；升沉宠辱，委之自然”。

1956年“双百”方针的发布带来了向科学进军的春天，这也是舜徽先生在新中国成立后志气最为发舒的一个时期。在校内外历次科学报告会上，他宣读了一篇又一篇功力深厚的论文，并且以渊博的知识与雄辩的口才赢得众多校内外师生的倾服。在此前后，湖北人民出版社接连出版了他的三本著作：《中国历史要籍介绍》《中国史论文集》《顾亭林学记》，舜徽先生的学术业绩遂为国人所理解。

但科学的春天颇为短暂，1957年以后政治运动接踵而来，而且越来越“左”。知识分子的处境日益艰难，舜徽先生由于树大招风，更成为华师历史系的主要批判对象。但所有这些政治上的冲击，连同三年经济困难的生活窘迫，都丝毫没有影响他治学的沉潜与著述的勤奋。《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清代扬州学记》《清人文集别录》，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版问世的。及至“**”期间，他所受辱损更多，除经常接受大会小会批斗外，还被迫迁居以澡堂临时改建的简陋住房，全家挤住在狭小、阴暗、潮湿的室内，但只要稍得宽余，他仍然争分夺秒，含英咀华，笔耕不辍，硕果累累。

“**”以后，舜徽先生的学术生涯进入最为辉煌的时期，《中国文献学》《说文解字约注》《周秦道论发微》《旧学辑存》等巨制佳构不断问世，一代国学大师的风貌遂展现于海内外。但他仍然勤奋如故，每天早晨四时许必起，书房兼卧室的灯光闪烁于浓密的夜色之中，仿佛引导桂岳众多年轻学人奋力前进的北斗星。我有幸在他晚年与他成为邻居，他的大家气象与勤奋治学时时鞭策着我奋力前进。他每有新著必定亲自赠送，题赠文字不是书于扉页，而是毛笔楷书工工整整写在另外纸条上并夹于封面内，并且用报纸将书包得整整齐齐。就在这些细微之处，也体现了前辈学者一丝不苟的严谨作风。日本老辈学者赠书也有类似作风，可能是出于同一传统渊源。

舜徽先生是自学成才的典范，因此也极为呵护奖掖青年中的自学成才者。他知道我只读过两年多大学，主要是靠教学工作锻炼才略有长进，因此常向外界加以介绍，使一些老辈学者对我有所了解与器重。1983年，我想引进苏州杰出中年学者唐文权而受到省内人事部门的阻隔，理由是唐只有大专学历。张先生为之愤然，并与我一起向前来我校考察的国家教委高教一司司长据理力争。他说：“学历固然重要，但不是检验人才素质的唯一标准；章开沅先生没有大学毕业文凭，我连小学毕业文凭都没有，我们不都是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吗！”司长为之动容，连忙向省教委了解情况并作相应建议，结果很快就把唐文权调过来了。以后，唐文权在近代中国文化史，特别是近代中国佛教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绩，颇得国内和日本学者的称赞，这其中也有舜徽先生提携之功。

我于1990年8月应邀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进行合作研究，临行极为仓促，未能向他辞行，没有想到这竟是最后的诀别。听说他在逝世前十天里，还为朱祖延教授主编的《尔雅诂林》撰写了典雅凝练的题词，又为历史文献研究所大型集体项目撰写了六千字的长篇序言，真正做到了呕心沥血，殚精竭虑，为中华文化的绵延发展奉献终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