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行知是中国现代最为著名而且影响深远的伟大教育家之一，我与已故同事唐文权教授曾合著《平凡的神圣——陶行知》一书以示敬意，而在写作过程中深感陶行知的一生与哥伦比亚大学的关系非常密切。2004年是哥大建校250周年，谨撰此文作为纪念。

一

陶行知1891年出生在安徽歙县西乡黄源潭村。幼年在私塾接受传统教育，15岁进入县城小北街耶稣堂附设的崇一学堂接受两年新式教育并正式卒业。1908年春，陶行知前往杭州进入教会办的广济医学堂，初次走出封闭守旧的皖南山区。但进校仅三天便因该校歧视非基督徒学生“愤而退学”，回乡“专心于英语学习，直至次年”[2]。1909年考入南京另一所教会学校汇文书院的成善馆(大学预科)，1911年直接升入金陵大学文科就读，成为该校首届本科生。

陶行知在金陵大学接受系统的新式高等教育，除知识结构全盘更新以外，还形成比较明确的民主共和信念，并且把“教育”与“生计”并列为共和之两大“要素”。[3]同时，他还潜心研究王阳明学说，从此恪守“知行合一”的哲学原理与人生信条。在此期间，他曾参与辛亥革命，而更多的是在校内热心参与各种课余活动，包括出任金大学报《金陵光》中文版主笔，初步显示出一个未来社会活动家的风范。而金大校园基督教的文化氛围与道德教化的潜移默化影响尤深，他不仅自称“于1913年成为一个基督徒”，并且以自己的人品风范体现出“耶稣舍己为人的自我牺牲精神。”[4]

以上所述，都可以看作陶行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以前的人生铺垫。

1914年8月，陶行知自费赴美留学，以一年时间在伊利诺伊大学研究院修完政治学专业全部课程并取得硕士学位。早在赴美之前一年，陶行知已选定哥伦比亚大学为“在美国的最终目标”[5]，所以他利用1915年暑期在伊利诺伊修习了“教育研究方法”“中学课程”和“素质心理学研究”等课程。9月便匆匆赶到纽约，进入向往已久的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转攻教育学更高一级学位。在哥伦比亚学习虽然只有两年，但哥大的教育与杜威的具体引导，却深刻地影响了陶行知的一生。

根据同年注册进入哲学系研究部学习的胡适晚年回忆：“这几年正是哥大在学术界，尤其是哲学方面，声望最高的时候。杜威那时也是他一生中最多产的时期……当时哥大其他各系如历史系、社会系、教育系等，也同样享有盛名。”[6]陶行知与胡适同年进入哥大，虽然分别攻读教育与哲学，然而都受业于春秋鼎盛的杜威。[7]杜威在思想与实践两方面对他们产生极为深刻的影响。

陶行知进入哥大以后，1915—1916学年的第一学期修习课程为：“美国公众教育管理”“学校与社会”“教育史”“教育哲学”与“财政学”5门；第二学期除继续修习前4门外，增修“进步社会的教育”与“中学原则”。1916—1917学年第一学期修习课程为：“教育史”“教育社会学实习”和“国外学校系统的社会基础”3门；第二学期除继续修习前2门外，增修“教育社会学研究”。[8]

陶行知在金大已经是才华横溢的高才生，在哥大更有极为优异的表现，所以胡适称之为“今日留学界不可多得之才”[9]。哥大的老师对这个品学兼优的中国学生非常器重，除杜威在学业上给以精心指导外，孟禄与罗素院长也曾多方面给以关切与帮助。陶行知在哥大学习不过两年，但所受影响之深却是前所未有的。正如美国教育学家布朗所曾指出，包括陶行知在内的许多献身于近代中国教育改革运动的学者，“在美国进步主义思想的中心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并在其生平的某点上自认是它公认的大师约翰·杜威的追随者”[10]。

我们曾将哥大对陶行知的影响总括为三个方面：1.在政治上为陶行知展现了一个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新世界；2.在教育上为陶行知展现了一个教育革新运动的新世界；3.在哲学上为陶行知展现了一个实用主义的新世界。[11]这些影响将在陶行知回国以后从事教育改革的实践过程中逐渐彰显出来。

二

陶行知回国后，于1917年9月应聘任教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并先后担任教育专修科主任教员、教务主任，此校遂成为他教育改革事业的首发站。在归国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除了在校内推行一系列教育改革外，还参加了新教育共进社，以南京高师代表身份参与该社主办的《新教育》月刊编辑工作，并在创刊号发表《试验主义与新教育》一文，鲜明地展现出要把以实验主义教育为代表的美国教育革新运动与中国新教育联结起来的意向。在文章中，陶行知认为试验主义是中国教育除旧破新的最佳工具，“既能塞陈旧之源，复能开常新之道，试验之用，岂不大哉!推类至尽，发古人所未发，明今人所未明，皆试验之责任也”[12]。

正在此时，杜威利用哥伦比亚假期应邀到日本讲学的消息传来。陶行知本来就有邀请自己最景仰的业师来华的打算，现在更迫不及待地商请时任南京高师教务主任的郭秉文赴日面邀杜威访华，并且致函在北大任教的胡适，同时写信敦促杜威前来讲学。杜威深感盛情难却，不但允诺于4月结束在日本讲学后立即来华，而且表示愿意在中国讲学一年。陶、胡、郭等自然兴奋异常，随即由蔡元培以北大校长名义正式聘请杜威在该校主讲一年，此事遂成定局。

为向国人广泛推介杜威，陶行知于3月31日《时报》“教育周刊·世界教育新思潮”专栏发表《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一文，强调指出：他“素来所主张的，是要拿平民主义做教育目的，试验主义做教学方法。这次来到东亚，必定与我们教育的基本改革上有密切关系。”此文除介绍杜威简史外，还重点介绍其16种著作，特别是其中与教育有关的四种：《民本主义与教育》《将来的学校》《思维术》《实验的伦理学》，称之为“教育界人人都应当购备”的参考书。[13]

1919年4月30日，杜威偕妻女抵沪，陶行知作为南高代表，与北大代表胡适、江苏教育会代表蒋梦麟等前往码头迎接。陶、胡、蒋三人都是哥大中国留学生中的佼佼者，回国以后已成为教育界的头面人物，师生相见自然倍增欣慰。杜威先后在上海、杭州游历并讲演后，5月18日至26日到南高讲学，亦由陶行知等担任翻译。这一年杜威主要是在北大讲学。1920年4月北大延聘杜威一年，首先南下在南高安排一个半月的讲座，包括《教育哲学》《哲学史》《试验伦理学》。此后，杜威又到各地讲演，亦由南京陶行知、郭秉文及金陵大学刘伯明等轮流担任翻译。[14]同年冬，陶行知为杜威《民本主义与教育》中译本校订，并介绍给商务印书馆作为“大学丛书”出版。此外，他还把南高所办的那所实验学校命名为“杜威学校”，作为对这位著名教育家的讲学纪念。

1921年7月11日杜威离华，前后在中国逗留两年两月又12天。在此期间，除在北京、南京两所高师作系统讲学外，还到外地巡回讲演，足迹遍及京、津、沪、辽、冀、晋、江、浙、赣、鲁、鄂、湘、闽、粤14省市，不同规模讲演200余次，京、沪各地报刊纷纷跟踪报道。北京晨报社将这些讲演以《杜威五大讲演》为名结集，两年内印行十余版之多。[15]

杜威此次来华，正好碰上五四运动蓬勃发展，中国文化教育领域出现迅猛变化。因此，杜威的哲学与教育基本理念得以广泛而又快速传播，特别是对中国的教育革新运动产生重大影响。同时，此次访华对杜威也有极其明显的影响。他的女儿根据父亲提供的材料写成的《杜威传》(1939年)，明确指出：“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也是具有深刻和持久的影响。杜威不仅对同他密切交往过的那些学者，而且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深切的同情和由衷的敬佩。中国仍然是杜威所深切关心的国家，仅次于他自己的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国家，正在为使他自己适应新的形势而斗争。杜威从美国到中国，环境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致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这就为社会教育作为一种社会进步工具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生动的证据。”[16]

紧接着杜威访华的便是孟禄。

1921年夏，陶行知与范源濂、蔡元培、张伯苓等在北京创建实际教育调查社，并议定首先请孟禄来华进行为期四个月的教育调查，目的是“诊断我们教育症结之所在，以定医法方案”。[17]9月5日，距杜威离华还不到两个月，孟禄就来到中国。陶行知几乎是全程陪同，协助孟禄在上海、南京、苏州、南通、广州、福州、杭州、北京、天津、太原乃至东北各地调查与讲学。

如果说，杜威访华主要是介绍与推广实验主义的教育理念与方法，那么孟禄的访华则主要是协助中国解决教育改革中的实际问题，其讲学更具有现实的针对性。所以，陶行知与胡适合作，把孟禄此行的主要成果编辑为《孟禄的中国教育讨论》一书，并且充分肯定孟禄“以科学的目光调查教育，以谋教育之改进，实为我国开一新纪元”。[18]这决非溢美之词，因为1921年12月下旬，也就是孟禄即将回国之前，陶行知曾代表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北京举办一次中国教育调查讨论会，由孟禄报告调查收获并参与集体讲论。到会者有教育总长以下各省教育行政负责人，各省教育会负责人和其他教育团体代表，还有经指定的大学校长、教育系主任和特邀代表共1000余人。会议所讨论的问题涉及中小学校教育、教授法、课程、教育行政、教师职业、成人教育、特别教育、学校建筑与卫生、民办教育与政府认可等等。为一个外国专家召开如此高规格的大型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实无先例，亦可见中国教育界朝野人士重视的程度。

如果说，杜威来华可以看作中国教育走近欧美教育革新运动之始，那么，接踵而来的孟禄就使中国教育进一步靠拢这个运动。

附带还需要叙述一段往事。

1936年7月，陶行知从香港出发，开始两年多的环行世界宣传抗日活动。同年11月9日，从欧洲到达纽约，重新踏上这块阔别近20年的北美土地。他在美国各地宣传抗日，前后有20个月之久，其间再次得到哥大师友的同情与支持。一是为了援救被捕入狱的“七君子”，促成美国学界知名人士16人联名致电南京政府：“中国处境困难，至表同情。我们以中国朋友的资格，同情中国联合及言论结社自由，对于上海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七位学者被捕的消息传到美国，闻者至感不安，同人尤严重关注。”署名者中的杜威、孟禄、罗格等6人，都是陶行知哥大的老师或以后在中国的同事。由于罗斯福总统也曾在哥大就读，而“新政”智囊团主要成员也大多来自该校，这就更加增添了哥大教授在声援电上的分量。另一件事是抗战爆发以后，陶行知于1937年12月6日为杜威草拟一份宣言书，经杜威同意，致电在美国的爱因斯坦、法国的罗曼·罗兰、英国的罗素和印度的甘地，于一周后联名发布。宣言原文是：“由于日本肆无忌惮地摧毁东方文化，为了人类安全、和平和民主，我们建议全世界人民自愿地组织起来，拒绝购买日货，拒绝出售日货，拒运战争物资去日本，停止在各方面与日本合作，不支持日本的侵略政策，尽可能支援中国自卫和救济的物资，直到日本从中国全部撤退武装力量，停止它的侵略政策为止。”由于宣言签名者具有极高的声望，所以在北美乃至全世界产生极为重要的声讨侵略战争与动员支援中国的巨大力量。

以上或许都可以看作陶行知的“哥大情缘”。

三

当然，陶行知与哥大的关系，最主要的还是表现为对于杜威的师承渊源。

陶行知对于杜威教育思想理论的传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反传统的教育革新精神；2.对于教育社会本质的认定；3.教育方法上的“从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这种传承关系在陶行知回国后一系列教育革新实践中表现得特别明显。但是，随着对中国国情认识的深化，陶行知对于杜威教育思想理论逐渐产生新的认知，开始有所反思有所扬弃。及至晓庄师范时期初步形成自己的生活教育理论，已经显示出与杜威离异的鲜明陶行知风格。

所谓陶行知风格也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一，生活即教育。

杜威的著名教育理念之一，就是“教育即生活”。陶行知经过实践探索并深入思考，断然修正此说。他认为：“生活与教育是一个东西。在生活教育的观点看来，它们是一个现象的两个名称，好比一个人的小名与学名。”[19]生活教育乃生活所原有，生活所自营，生活所必需，所以需要把杜威的理念“翻半个筋斗”。

其二，社会即学校。

“学校即社会”乃是杜威教育理念另一基石。杜威确认教育与社会的密切关系，主张学校设置相当的社会生活模式，为学生提供必须努力解决问题的情境。陶行知则把学校比作狭小的鸟笼，主张应把小鸟(学生)放到天空(社会)自由翱翔，亦即把学校的一切延伸到广阔的社会与大自然中去。“与人民亲近是‘做人’的第一步，与万物亲近是‘格物’的大门口。”[20]陶行知从更高的境界把“社会即学校”与“五四”的科学与民主传统结合起来。

其三，教学做合一。

“在做中学”也是杜威一个重要教育理念，他认为所有学习都是行动的副产品，所以教学方法应该出于行动与操作，建立在对学生有意义的直接具体经验之上。陶行知接受了这一理念，但在张伯苓有关“学做合一”建议的启发下，进一步将其发展为“教学做合一”。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生活即教育”和“社会即学校”这两个命题落到实处。同时，他还强调，“教学做合一”不仅是方法，而且是关系，即对事说是做，对己说是学，对人说是教；再则是目标，教育不仅是教人学，而且是教人学做事。[21]

陶行知的生活教育是现代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至今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与深远的影响。人们不能忘记，陶行知在中国革新运动中的伟大贡献，与早年受教于哥伦比亚大学杜威、孟禄这批名师确实具有密切关系。我很欣赏费正清的客观评论：“杜威博士的最有创造力的学生却是陶行知。……陶行知是杜威的学生，但他正视中国的问题，则超越了杜威。”[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