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眼于培养21世纪的新人[1]

此次会议的主题是：“21 世纪的大学——发展、问题、前景及预测”，但我只想就一个问题发表意见，即当前大学教育的着眼点应是培养21 世纪的新人。

现在已经是1988 年，还有12 年，20 世纪就要结束，21 世纪就要开始。今后培养的大学生，如果按每个人有40 年的工作时间来考虑，他们一生的大部分乃至全部时间，都将生活、工作于21 世纪。前瞻性是学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 应有的属性。因此，今天的大学就应该注意如何培养学生，使之能够适应21 世纪的工作与生活。

21 世纪的世界将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 未来学者们已经并且正在做形形色色的预言，包括各种截然不同的乐观的与悲观的判断。我是史学家而不是预言家，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即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特别是信息科学、生命科学乃至若干重要的新能源与新材料的开发，必将很快应用于生产并带动社会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而这种生产力的新进展，又必将引起社会生活、社会思想、社会结构，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深刻变化。所谓教育的前瞻性，就是要预见并力求适应这种深刻的变化。

当今的大学，为了迎接新的科学技术革新浪潮的挑战，大多调整了自己原有的专业结构，即增添新专业并改造老专业，与此相适应的则是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乃至教师知识结构的更新。这些当然都是必要的，但人们在应付眼前事变的过程中，往往容易忽视更为长远的战略目标： 21 世纪所需要的大学毕业生，究竟是适应性较强、基础知识比较广博的通才，抑或是专业性特强而知识面比较狭窄的“专才”?

我的思想倾向于前者，理由如下：第一，所谓新技术或高科技，多半是许多学科交叉或边缘学科的产物，知识面对于狭窄的“单一”专门家很难在技术革新的潮流中作出较大的贡献。应该注意到，当代科学的发展，具有从分离走向综合的趋势，这不仅是自然科学、应用科学内部与外部的相互渗透，而且还有人文社会科学内部的相互渗透以及与自然科学之间的相互渗透。因此，在专业调整与课程设置方面，包括基础课、专业课、选修课，都必须适应这种由专到博、由分到合的新趋势。

第二，为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强调理论与实际结合，特别是加强各种应用科学的发展，这些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是，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基础理论，因为基础理论毕竟是科学发展的源头与根本。一些基础理论的重大突破，特别是带体系的突破，往往是科技革新浪潮的先导; 而任何科技的重大发展，又必须经过理论的总结与升华，才能对科学本身的发展产生较大的推进作用。只重技术而忽视基础理论的国家，可能获益于一时，但迟早会遭到历史的惩罚。

第三，当今和未来的科技革新日新月异，新学科的纷然杂陈与老学科的分化改组，不断对大学的专业结构与课程设置以冲击。面对这些接踵而至的冲击与挑战，大学既要有应变性，又要保持相对的稳定性，而预见性则是保持相对稳定性的前提。因为，科学技术与国民经济的格局总是在不断变化，今天供不应求的热门新学科，若干年后也有可能成为“产品”大量积压的“冷门”。有经验的大学校长都懂得，除了国家某些特别急需的短缺专门人才以外，一般专业设置都不宜太专太窄，而必须考虑其得以比较长远存在的基础，以求避免新式专门人才刚刚培养出来就面临就业困难的尴尬局面。

我们强调培养具有比较广博的基础与通识型的人才，但决不意味着可以忽视实际与放松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理科学生需要加强实验课、野外作业并适当参加工农业生产实践。文科学生则需要加强社会调查，适应参加生产劳动与社会服务，多方面接触社会实际。学校当局还要注意发挥学生会、研究生会、各种学生自己组成的学术团体与社会团体的作用，引导他们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完善。鼓励学生利用假期回故乡或到边远地区以智力为当地建设服务，这样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热爱祖国、关心社会、献身“四化”的优良品格，而且可以检验与发展其在校学习的收获。

公费上大学，曾经长期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实践已证明其弊端甚多，它与国家包分配一样，是“铁饭碗”“大锅饭”在高校校园之内的表现。所以，我国一般大学已将公费改为奖学金与助学金制度，并与学籍管理中的评估优秀学生、留级、淘汰等奖惩制度相结合，把竞争机制引进大学教育，促使学生勤奋学习，早日成才。同时，鼓励并引导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勤工俭学，培养学生的自立精神、劳动技能与劳动习惯。

为了加强学校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我们学校正在试验“一校一县”模式，即一所大学与一个县(或县级市) 订立“科技与教育发展协作合同”，从帮助该县编制“经济、科技、教育与社会协调发展战略规划”入手，鼓励并组织各系、所与该县有关企业、事业单位分别签订专项协作合同。

从学校来说，是借此把学校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实现教学、科研、生产(包括其他各种社会实践) 三结合。从县(或县级市) 来说，则是以高校为依托，通过加强科技、教育的发展，以求当地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各层面的振兴。经验证明，一个人口一百万(包括城乡人口) 的县(或县级市)，可以比较全面地为一所重点大学师生提供教学、科研与社会实践基地，而且大体上适应于一所重点大学的自身需要与承受能力。中国现在有一千多所大学，如果每一所大学都能与一个县或两三个县全面协作，必将大大有助于全国经济、文化面貌的变化，同时又必将有力地促进大学自身的教育改革，促进教学、科研工作的发展，为培养21 世纪所需要的新人提供极为优越的环境。

关于通才或通识教育，前人论述已多。爱因斯坦早就说过：“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应是作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则不作为一位专家。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像一只受过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要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而需要培养全面的自我辨别力，而这取决于自由而全面的教育。”英国大历史学家汤因比(Arnuld Toynbee) 也说：“我们人类自命为灵长类(Homo Sapiens)，可并没有自命为技长类(Homo Faber)，如果我们能通过目前科技革命的考验，我们才配得上灵长类的称呼。”他的所谓“技长”，指的是科技才能与管理才能，而“灵长”则是艺术才能与宗教才能。汤因比对才能层次的区分是否恰当，自然可以商榷; 但他也主张培养通才或通识型人才，则是显而易见的。

教育的目标与功能都是伟大的，人类文化历史长河的绵延发展靠的就是教育。教育推动时代前进，教育理应也能够协助消除社会弊端。但是恕我直言，当代教育(包括高等教育) 自己已经生病，教育应该首先治疗自己，然后才能治疗社会、治疗全人类。在21世纪，挑战与机遇并存，福祉与忧患俱进，教育工作者应该保持高度的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决不能随波逐流，更不应悲观消极，无所作为。我们要以理性的深思与强者的心态来面对现实、研究现实，解决现代化给教育带来的众多问题。此时此际我不禁想起我国伟大的教育家陶行知，他终生着力培养并寄予厚望的“真善美的活人”，其中就包括我们后起的一代又一代的教育家与众多教育工作者。

根据我的粗浅理解，所谓“真善美的活人”，就是具有求真的勇气、为善的热忱和美好的心灵。我们应当学习陶夫子的榜样，永远走在时代的前面，走在教育革新运动的前沿，行其所知，行以求知，切实履行现今“天降之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