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宣传部、学工部和湖北人民出版社，为我的新著《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安排了一次生动活泼的签名售书活动，沐浴着年轻同学们的洋溢热情，我的内心非常激动。

记得鲁迅有篇文章，回忆到有次在书店碰见一位年轻读者买他的著作，购书者把紧紧握着的钞票交给他。鲁迅隐约地感到钞票还残留着购书者的手温，这温馨的回忆永远伴随着他，使他感奋，促他前行。

我有幸生活在远比鲁迅幸福的今天，阳光灿烂，桂花溢香，科学会堂内外充满着节日气氛。一群群年轻人，手里紧握着10元、50元乃至100元人民币（都是从有限的生活费中节省下来的啊），急切地向书店人员购书，然后又跑过来把我围得水泄不通，争相索取我的签名。此时此刻，我感到无比幸福，因为对于一个作者来说，众多读者的关注与理解，乃是高于一切奖励的奖励。我只有不断向索取签名者说“谢谢，谢谢”，以此表达内心的深深感激。

我力求妥善地签下自己的名字，这三个字蕴含着我的感激、我的期望与我的祝福。现在的青少年是幸福的，你们生活在太平盛世，不再像我们青少年时代，饱经战乱和颠沛流离之苦。但是你们应该了解过去，了解今天的幸福来之不易，而创造明天的辉煌则更为艰难。未来属于你们，希望也寄托于你们，你们应该更快地成长、成熟，担负起时代与祖国的重任。

《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并非我现今研究工作的主体，但我却为它付出极多的时间、精力与财力。从1991年7月到1992年3月，我在耶鲁大学神学图书馆整整“泡”了8个月，无论寒冬溽暑，从早到晚在特藏室翻检那些卷帙浩繁的档案文献，竭力搜寻并复印有关南京大屠杀的珍贵第一手资料。在此期间的生活费用也是我一生之中的最高水平，虽然是省吃俭用，但仅房租水电一项每月即达600美元以上，还不包括昂贵的交通费用。与此相对而言，我现在所得的稿费几乎是微不足道的，而湖北人民出版社还得为这本书承受相当的亏损。但我并没有得不偿失之感，因为，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我履行了一个中国公民的职责，用这本书来捍卫了民族的尊严；我也履行了一个历史学者的职责，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捍卫了历史的真实，有力地驳斥了日本右翼分子为军国主义辩护的无耻谰言。

我永远难忘几年以前在美国参加“对日索赔会”有关活动的感人情景。该会完全是海外华人自发组织的民间团体，除个人志愿捐献外别无其他经费来源。我们参加每次活动的交通和食宿费用都是自己支付的，因为有限的捐款只能勉强应付组织会议、出版宣传材料和制作历史文献影片等项开支。记得1991年元旦假期，我们为筹备纪念南京大屠杀55周年大型活动，前往远离纽约的庄严寺开会。时逢寒冬腊月，风雪漫天，汽车开到寺庙所在的山下时，由于积雪太厚，无法继续驶行。我们三三两两，只有踏着厚度逾尺的白雪，在昏暗的树林中摸索着上山。有一位教授全家三口人，从清晨出发开了五六百英里汽车，由于风雪太大，常常是三人下来推着汽车前进，直至深夜才赶到目的地。这一夜，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各据一条睡袋就地卧在空旷而寒冷的僧舍里。但是第二天，大家又精神抖擞，热烈讨论有关纪念活动的各项事宜。

我之所以介绍这些不为人知的琐事，无非是说明世界上确实有许多善良的人们，有许多高尚的情操，有许多超越于金钱之上的东西，而这些人和事甚至就在自己的身边。无可讳言，在市场经济日益趋向发达的今天，无论维持个人生计还是兴办任何事业，金钱都是不可缺少的。但是，金钱毕竟不是人生唯一的或最后的目的。金钱应当为人所用，而且应当用于正途；决不能颠倒人与金钱的关系，把人变成金钱的奴隶（为钱所役）。作为大学生，作为未来的社会精英，应该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首先是努力用高品位的精神财富来充实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