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秋天，有幸参加中华爱国工程联合会与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联合主办的“中华爱国工程二零零五高级论坛——张謇的爱国实践与当代民营企业发展取向”，感到非常兴奋。因为这次会议为历史、经济学者与众多民营企业家提供一个直接对话的平台，共同探讨企业家如何以实业回报社会，以及如何在爱国实践中明确发展方向等重大问题。
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学习张謇的理**国主义》的演讲，并且强调现今更应在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中弘扬理性精神。我的结语是：“当然，时间已经过去一百多年，现今的世界与中国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而对于当代的政治家与广大民众应该提出更高的要求。特别是面对着全球化的汹涌潮流，面对着霸权主义的严重挑战与地缘政治的日趋复杂，更需要冷静审慎地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国际关系，使世界与中国朝向和谐互利的良好局面持续发展。也正因为如此，今天的爱国主义更需要大智大勇的理性，更需要有全球全人类的博大胸怀，更需要以大格局的思路与战略来化解各种各样国家之间的历史恩怨与现实利益冲突。而作为正在和平崛起的负责任大国的国民，应当如何正确地与有效地维护与发展国家利益，如何体现现代国家成员的文明风范，应该是我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着重探讨的重要课题。”这些话当然不仅仅是对企业家讲的，也不仅仅是对中国人讲的，我认为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都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
我之所以提倡理**国主义，是因为爱国主义的泛化容易形成若干误区，甚至会被扭曲而走向歧途。譬如，盲目排外的过激言行往往会给政府的正常外交决策及其运作带来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甚至使本来已经相当复杂的国际关系更加“剪不断，理还乱”。
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一部近代中国百年史，从中外关系来看其主体就是侵略与反侵略斗争的历史。当然其间也不乏积极的乃至具有进步意义的交流，但即令是文化交流也往往带有侵略与反侵略的印记。因此，民族情绪常易使国人对外来冲击的反应带有强烈的感情宣泄。对于被侵略民族的义愤，应该给以历史的理解与尊重；但也应该看到，义愤如果不与理智结合，则又很难把极其珍贵的民心、民气、民力引向正确的道路，甚至会给本民族带来更大的损害与灾难。
理性（reason，vernunft）源于拉丁语ratio，从哲学意义来说，指的是进行逻辑推理的能力与过程。康德认为人的认识能力有三个环节：感性、知性、理性，理性是认识过程的最高阶段。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更为推崇理性：“理性是世界的灵魂，理性居住在世界中，理性构成世界的内在的、固有的、深邃的本性，或者说，理性是世界的共性。”他所说的世界，想必是哲学家的世界，理应如此，但现实往往与此相悖。我们历史学者宁可说得平实一些，理性通常是指人们通过社会实践，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
理性的品格是冷静与深思。在古代希腊文化中有日神阿波罗（Apollo）和酒神（Dionysus）两种神灵崇拜，学者常认为这两种崇拜对西方文化的影响颇为深远，而阿波罗似乎更代表理性精神。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J.Toynbee)的皇皇大著《历史研究》，在考察被侵略民族对外来冲击的反应时，则利用《新约·圣经》故事的两个名称——希洛德主义与狂热主义，以此说明类似上述两种神灵崇拜之间的区别。前者代表顺应历史潮流前进的理智，后者代表恪守祖训乃至盲目排外的固执；狂热主义者以为“从自己精神生活上排他性的泉源中取得一种神力就可以把侵略者击退，而希洛德主义则不排除向外来先进文明学习以维护自己的民族利益。”汤因比说得很俏皮：“狂热主义者是往后面看的；希洛德主义者自以为眼光向前，而实际上是向旁边看，努力仿效邻人之所为。”（“邻人之所为”实指先进文明）但汤因比并没有将两者视为截然分开的两橛，他认为“这两种对立的冲动始终是互为交替或彼此冲突的”，有时甚至可以互相依存与互相补充。日本是亚洲的一个例证，明治维新时期的政治家一方面模仿西方列强的技术革命；一方面，神化天皇并且建立神道国教。汤因比深刻地指出：“他们想用希洛德式的手段来达到狂热者的目的。”当然，这种目的并非日本“和魂洋才”以后的实质性结果。
也许汤因比提出的模式不能完全适用于亚洲所有的国家，但爱国主义可以区分为感性与理性两个层次却是客观的存在。而在中国走向现代的过程中，作为“个人心灵上的反应”的狂热主义与希洛德主义，也未尝没有类似的踪迹。从绵延不绝的反洋教斗争到义和团，都比较明显地在不同程度上显示出狂热主义。我们应该充分肯定广大民众的爱国热情与反对外来侵略的正义性，但现今更应该严肃地总结历史经验，深入分析非理性的盲目排外能否赢得真正的民族利益，特别是要看清顽固保守势力的介入与某些守旧而又愚昧的统治者的误导，又曾为中国带来多大的深创巨痛！其实，早在20世纪初年，辛亥一代的有识之士早已把这种政府与民间这两种非理性的排外及其恶性互动，称之为“两盲同意，二聋联盟”，决非现代“民族主义之国民”所应有的负责任行动。他们提倡的是“文明排外”。与狂热主义盲目排外相对照的最早应是鸦片战争时期以魏源为代表的那一代清醒的爱国者。他们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没有停留于血气之勇的义愤，而是始终以理性的忧患意识，认真研究侵略者，并且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亦即以学习敌人的长处来战胜敌人。魏源更为重视的是民族的觉醒与风气的转变，认为：“愤与忧，天道所以倾否而之泰也，人心所以违寐而之觉也，人才所以革虚而之实也。”他的名著《海国图志》虽然未能为当时大多数人所理解，然而却揭开了理**国主义的序幕，启动了此后几代仁人志士以理性精神探索自强救亡之道的思维阀门。其后，从冯桂芬到郑观应，从康有为到孙中山，都是满怀爱国热情而又充满理性精神，或从事学理思想研讨，或从事社会革新实践，在不同历史阶段为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作出不同程度的贡献。
在百余年来的中国企业家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许多具有理**国主义精神的杰出人士，如张謇、周学熙、范旭东、卢作孚等都堪称其中范例。张謇决心投身实业就是由于“愤中国之不振”，甲午战败以后，“益愤而叹国人无常识也，由教育之不革新。政府谋新而不当，欲自为之而无力；反复推究，当自兴实业始”。这就在普天同愤的民族情绪亢奋中，呈现出极其可贵的理性精神。当年他经常强调的那几句话：“不民胡国？不智胡民？不学胡智？不师胡学？”至今仍然堪称理**国主义的经典语言。卢作孚也是一个实业救国的伟大先驱者，他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中建立民生公司，发展了川江现代航运。1938年10月，武汉被日本侵略军攻陷，长江上游90％以上的军民运输全靠民生公司独家支撑。当时10余万吨重要器械物资积压在宜昌港口，还有大批亟待撤离的各类人员，日机又连续狂轰滥炸。正是这样危急的关头，卢作孚挺身而出，亲自在第一线指挥，总览全局，镇定自若，经过40多天紧张而有序的艰苦奋战，终于在宜昌失陷前完成全部人员、物资抢运迁川的繁重任务。中外舆论惊叹这是“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这是何等辉煌的业绩。而民生公司则为这次大撤退付出沉重的代价。据不完全统计，仅抗战起初三年它就损失船舶16艘，牺牲员工100余人。卢作孚把民生公司为抗战而作的牺牲看作是“求仁得仁”。他对人生价值的看法是：“一个人的成功不是要当经理或总经理，也不是变成拥有百万千万的富翁，成功了自己，而要看他的事业能否切实帮助了社会，成功了社会。”这又是何等博大的胸襟，何等高尚的境界！
我又想起张謇与此相类似的朴实语言：“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张謇是南通的儿子，南通哺育了张謇，张謇事业有成以后，又真诚地回报了中国，也回报了南通。我曾多次发出感叹：“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张謇热爱南通，南通怀念张謇，张謇与南通这两个名字已经紧紧联在一起。”当然，平心而论，在清末民初那一代早期企业家中，类似张謇这样的还大有人在，他们与张謇一同扎根于祖国的土地，兴办一座又一座厂矿，经营一个又一个企业，不仅促进了许多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从根本上逐步改变着古老中国社会的根基。在漫长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艰苦历程中，他们以实业救国的方式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在此次北京举办的论坛上，我很高兴地看到一批又一批张謇那一代企业家的后继者。在民营经济欣欣向荣而日益显示其重要地位与作用之际，他们不仅畅述各自艰苦创业的历程、成绩与经验教训，还着重探讨如何弘扬前辈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如何加强人文关怀、提高自身素质并努力回报社会。会后，我在广东度假期间，又亲眼目睹许多“富豪返乡”现象。这些富豪很多是农民或手工业者出身，改革开放的大潮使他们涌进城市，不仅依靠自己勤劳的双手，而且开动自己聪明的脑筋，一步一步成就了自己的创业理想。而在事业较有所成之后，他们不忘回报哺育自己的故土，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卓越的贡献，这与张謇在通海地区的大有作为可谓薪火相传。我在这些风华正茂的新一代企业家身上看到民族的希望，看到我们伟大祖国明天更大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