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们一直从事张謇与南通的研究，80年代又开始从事苏州商会档案的整理与苏州商会史的研究，这些工作都包括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内容。本文结合“南通模式”问题，谈谈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历史悠久而且各个地区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如果不认真通盘规划、分工合作开展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就很难为整个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提供坚实可靠的基础。这是大家都能同意且已多次说过的道理。但是，还有一层道理却没有受到人们应有的理解与重视。这就是说，如果用个案研究的方法（通俗称之为“解剖麻雀”），在区域经济史中寻求若干具有共性和规律性的认识，反过来也可以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整体研究起促进以至某些指导作用。

张謇与南通的研究虽然只限于南通、海门一带的狭小地区，但早在20世纪60年代之初即已引起许多中外学者的兴趣，特别是1982年江苏近现代经济史讨论会在南通举行以后，张謇与南通研究更呈现出蓬勃发展的繁荣景象。首先是正式建立了“张謇与南通研究中心”，随后又在1987年8月举办了张謇国际学术会议，并且已有一大批资料、论文、专著、图录先后出版问世。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和渠道都接触到一个共同关心的课题——“南通模式”，即南通地区社会经济的近代化可以为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近代化提供一个足资借鉴意义的模式。

张謇作为晚清一位状元，他在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面临着两种人生的选择。一是借“大魁天下”的难得机缘，由翰林而学政，或外放边疆大吏，或由侍郎、尚书而跻身枢要大臣，这是一条科举文士们所熟悉的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道路。但是张謇却在金榜题名之后毅然离开了这条博取高官厚禄的老路，转而顺应时代潮流投身于企业活动，在通海地区创办了著名的大生纱厂、通海垦牧公司以及其他一系列企业与相关事业，逐步形成一个具有相当实力与规模的大生资本集团。大生资本集团不仅有力地促进了通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明显地改变了这个地区偏僻落后的面貌，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一种区域近代化的模式。

概括地说，“南通模式”至少具有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利用通海地区盛产棉花（“沙花”质地优良）的优势，首先创办大生纱厂作为“龙头”工业，继而创办通海恳牧公司为纺织工业提供原料基地，然后带动机械、食品加工、交通运输、金融乃至第三产业的全面发展。通海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大体上有自己的层次序列，并非一哄而起、缺少章法。

第二，张謇极为重视教育，提出“父教育而母实业”的著名口号。在实践上也是力求教育与实业同步发展或超前发展。譬如他深知社会经济发展必须有地区全局的规划，因此首先培训测绘人员对本地地理情况进行勘测并绘制图表又抓紧培训纺织、印染技术力量，以求大生纱厂向“全能”方向发展。他把师范教育视为发展国民教育的根本，又极注重职业教育、社会教育乃至特殊教育的全面发展，其着眼点即在于不断提高国民与劳动者的文化、技术素质。甚至在他病逝之前，也没有忘记在经济极其困窘的境况下为男女师范学校购置田地作为校产，这确实表现出大事业家的远见卓识。

第三，南通的近代化具有自己的整体性。张謇很早就把自己在通海地区举办的各种事业归纳为三大部类，即实业、教育(包括文化)与慈善(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以至若干市政建设)，随后又把这三大部类统统归之于地方自治。张謇提倡与推行的地方自治，其范围已大大超过了清朝政府的规定。清朝政府所认可的地方自治无非是作为官治的点缀与补充，所以它颁布的《地方自治章程》明确规定：“地方自治以专办地方公益事宜、辅佐官制为主。”而张謇则公开标榜“自存立，自生活，自保卫”，也就是追求以民治为基础的真正地方自治。

张謇自己虽然从来没有说过“南通模式”，但他所从事的实业、教育、慈善三大部类工作，包含着经济、教育(包括文化、科技)乃至政治体制的全面革新。他所努力推行的地方自治，其实质是谋求建立一个完整的近代社会范型，而其终极目的又决非是局限于通海地区。他立足乡梓而又放眼全局，不仅谋求南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超过当时国内其他一千七百多县，而且还雄心勃勃地谋求与外国的先进地区作文明之竞争。张謇的设想，是以南通为示范，将这种地方自治模式逐步推广到江苏全省，最后推广到整个中国，而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全面实现中国的近代化。

当然，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社会环境的恶劣，缺少一个足以支持张謇推行“南通模式”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所以他的梦想的破灭是必然的。但是，“南通模式”(尽管它并不完善，也并非能够完全适用于全国其他地区)毕竟可以作为今日我国“四化”建设的历史借鉴，而这就说明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重要意义。

在张謇与南通的研究中还碰到一些重大的理论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意义也远远超过狭小的区域范围。

以大生纱厂与农村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关系为例，前者的产生、发展并非以后者的破产、瓦解为前提，反而是在很长时间呈现出一种俱荣俱枯的奇特现象。诚然，外国机纱输入通海地区以后，曾经引起家庭手工纺织业的内部结构变化，即纺与织某种程度的分离。这是由于洋纱色泽光洁，条于均匀，不易断头，而且价格低廉。当地农家以洋纱为经，土纱为纬，织成质量有明显提高的“大尺布”，在东北市场(南通土布的传统市场)颇为畅销。因此，土布市场的繁荣增强了对于机纱的大量需求，而外洋机纱与上海机纱一时还难以满足南通农家手工织布业的需要，于是大生纱厂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发展。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洋布价格低廉到足以在竞争中击败土布(当然也包括当地人民生活习惯与社会心态的变化)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其结果便是土布市场的衰落以及大生纱厂的相应陷入困境。

在外国近代工业产品大量涌入以后，农村家庭手工织布业与土布市场继续长期存在并且在许多地区维持很大的比重，这说明个体经济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的反应具有两重性：既有抗拒的顽强性，又有某种程度可变的顺应性。从总体上来看，这既说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足，商品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的冲击还不够充分，又说明众多农民的极端贫困，必须以高度强化的家庭副业来添补辛勤耕作的微薄收入。家庭手工织布业虽然曾经养育了大生纱厂，然而它对后者却缺少强有力的刺激与推动，因为土布对于机纱的质量规格本来没有什么太高的要求。这种相对封闭型市场机制的落后性与保守性，使长期依赖于它的大生纱厂相对减少了技术与管理革新的紧迫感，因而在全国市场上便不能具有真正的竞争力。一旦通海地区土布业萧条，大生纱厂就很难在通海以及东北传统市场以外的广阔天地中找到新的出路。

大生纱厂与农村家庭手工织布业俱荣俱枯并非是南通一地仅有的情况，在其他许多地区也有大同小异之处。这就使我们对于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自然经济瓦解的缓慢过程有了比较真切的了解，从而可以对过去许多论著中屡见不鲜的简单而又空洞的论断进行必要的校正与补充。严肃的历史学者在自己的研究中常常会遇到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甚至还会面临一些新的理论挑战，我们应该勇于探讨这些新的问题，回答新的理论挑战，因为这样不仅可以推动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而且也可以促进整个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不断向前进展。

基于以上的认识，笔者深信区域社会经济史这个学科分支一定会日益繁荣，一定会有更为光明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