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电视台刚刚举办过2002年感动中国的十位人物评选活动，这些人物的事迹确实都使中国为之感动。但如果再要评选“20世纪感动中国的十位人物”，我将毫不犹豫地提名张謇为候选人物之一。因为他也曾经感动中国，而且其影响持续之久，事业经营之难，泽惠地区之广，都为时人所难以企及。当然，这样的评选对于张謇本人也许是多余的，因为他并不在意自己的身后名。“即此粗完一生事，会须身伴五山灵。” [3]他的志趣只在于做事，其座右铭是：“天之生人也，与草木无异。若遗留一二有用事业，与草木同生，即不与草木同腐。”[4]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人格魅力甚至比他的事业成就更加使中国感动。

感动中国的人必定先受中国感动。张謇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这已经是无须说明的事情。但他受中国感动最深的一年却是1895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受到极大的刺激。他在日记上逐条记下条约的主要内容，并且注明：“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5]愤极语塞，但就是这句话，表达了多少悲愤、屈辱、忧虑之感！这个贫穷、衰弱、腐化和备受欺凌的中国啊！难道我们可爱可敬的祖国竟沦落到如此境地吗？这是难以接受的事实，而这又是不得不面对的事实。张謇必须为中国也为自己作出历史性的抉择。

为中国所感动的张謇，决定投身于革新中国并使之走向富强的伟大事业。正是从1895年开始，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都使中国为之感动。当时中国的新闻媒体虽然已经日渐增多，人们尚未知悉“炒作”之类话语，然而张謇的这些重大举措却无一不具有轰动效应。

1896年至1899年，他以新科状元的身份，历经千辛万苦，并且冒着极大的风险，在通州创办了大生纱厂。状元办厂（或下海）乃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创举，张謇堪称一千多年以来科举史上的第一人。他长期经受考场蹉跌，参与县、州、院、乡、会等各级考试达20多次，前后总共耗费25年生命，仅直接消磨在考场中的时间就有120天之多。他攀登到科举生涯的顶峰，但却毅然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道路告别，把人生的坐标从做官转为做事，而且是脚踏实地办实业与教育两件大事、新事。对于一个年过40岁的科举文士来说，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大生纱厂的初见成效，感动了中国，更感动了张謇自己。他没有就此却步，而是更为奋勇向前，兴办通海垦牧公司，创建通州师范学校，设立南通博物苑，乃至参与举办南洋劝业会等，无一不是开风气之先的大举措，无一不是在神州大地上萌现的新事物。值得注意的是，张謇追逐的不是昙花一现的新潮时尚，更不是浮而不实的哗众取宠。他的每一步前进都是脚踏实地的，而且又是怀有远大目标的。归根结底，他着重考虑的并非个人名利而是社会福祉，也就是乡土与国家的根本利益。譬如举办新式教育，他主张从基础教育抓起，因此首先创办师范学校，而没有如同其他地区那样本末倒置，不具备必要的师资、生源、图书、设备而“仓皇兴学即以大学为发端”，设立什么高等学校。我特别欣赏他1903年访问日本期间为自己设定的参观程序：“先幼稚园，次寻常、高等小学，次中学，次高等，徐及工厂。”[6]还有他公开宣布的“东来调查宗旨”：“学校形式不请观大者，请观小者；教科书不请观新者，请观旧者；学风不请询都城者，请询市町村者；……经济不请询政府及地方官优给补助者，请询地方人民拮据自立者。”[7]这番话很容易被误解为保守和缺乏宏伟气魄，但这却是他一贯讲究实效的质朴作风。他事事都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在学习外国先进事物时决不盲目引进，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财力、物力、人力和接受消化能力。

张謇既脚踏实地又意在高远，他确实具有世界眼光与现代意识。他尽管宣称弃仕言商，然而却始终把工业放在首要的位置。他深刻地指出：“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讲格致，通化学，用机器，精制造，化粗为精，化少为多，化贱为贵，而后商贾有懋迁之资，有倍徙之利。”[8]他从创办大生纱厂入手，就是首先要抓住“工”这个根本。他起初还只限于试图从纺织业起步而奋起直追，到1910年南洋劝业会开幕，他发起组织劝业研究会，并认真研究光绪一朝（1875—1908年）的海关贸易册，才“如寐始觉，如割始痛……则以我国实业当从至刚至柔之两物质，为应共同发挥之事。”[9]所谓“至柔至刚”也就是以后他所说的“至白至黑”，即着重发展纺织与钢铁两大工业系统，并以此为基础而营造独立的民族近代经济体系，以求摆脱祖国贫穷落后的悲惨命运，进而参与世界范围的“文明竞争”。

张謇当时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从经营事业的开始便有一个全局观念。从经济而言并非仅仅着眼于某一工厂，而是要逐步营造一个企业体系；从教育而言并非仅仅着眼于某一学校，而是要逐步营造一个文教体系。同时，他的事业又并非局限于实业与教育两大部类，而是谋求通海地区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吴良镛院士称南通为“中国第一城”，意即这是中国首先按照总体规划建设的近代城市，诚非溢美之语。然而，他的最终目标又不是仅仅按照自己的理想建成这“第一城”，而是希望通过这个“理想城”（恕我杜撰）的示范与推广，建设一个独立、富强、幸福的中国。他在通海垦牧公司第一届股东会上讲得很清楚：“言乎地方自治，则以股东会议决提存之公产，举办公司界内应办之教育、慈善……凡鄙人之为是不惮烦者，欲使所营有利，副股东营业之心，而即借各股东资本之力，以成鄙人建设一新新世界雏形之志，以雪中国地方不能自治之耻。”[10]直至他目睹军阀混战、社会动**的晚年，还念念不忘这个根本：“治本维何？即各人抱村落主义，自治其地方之谓也。今人民痛苦极矣，求援于政府，政府顽固如此；求援于社会，社会腐败如彼。然则直接解救人民之痛苦，舍自治岂有他哉！”[11]张謇具有如同宗教徒一般的虔诚，一步一步走向自己信仰的彼岸，当然这是人世的现实乐土而非虚无缥缈的彼岸。

1895年中国有三个人各自作出自己一生最重要的选择：康有为选择了变法，孙中山选择了革命，张謇选择了实业，而其终极目标都是救国，可以称之为殊途同归。但是在19世纪末年，这三个重要历史人物的知名度却是差异很大。孙中山尚未被国人所真正认识，在许多人的心目中他无非是一个犯上作乱的小小逃亡者。张謇虽然以大魁天下赢得广泛仰羡，又以状元办厂的壮举感动了中国，但与康有为所策划的戊戌变法相较却是小巫见大巫。一度由皇帝亲自主持的百日维新与六君子的最终血染菜市，那才是中国最大的感动，康有为也即因此成为中外瞩目的头号热点人物。但是，随着变法的迅速夭折与自身的逃亡海外，再加上思想的日趋保守与保皇党内部的分歧涣散，康有为在国内的影响明显淡出。而张謇则凭借兴办实业的初试牛刀而暴得大名，逐渐取代了康梁的媒体聚焦位置。

其所以如此，当然不仅仅是由于创办大生纱厂的成功，更为重要的还是由于他参与了全国性的政治活动。张謇虽说是不愿做官，但并非不关心政治，他已经进入商界，为了市场的稳定发育，更必然关心政治局势的变化。同时他也具备足够的条件关心政治，状元的称号加上大生业主构成其新的社会身份——绅商，而且俨然是东南地区绅商的领袖人物。他还拥有充沛的人脉资源，主要是与两江、两湖督抚的密切关系，还有前此10年与清流、帝党的深厚情谊。张謇在商界并非属于长袖善舞类型，然而办事（包括政治事务）却很善于运用这些社会资源，何况他本身亦已成为各界人士争相延揽的一项社会资源。

1900年“东南互保”的策划与促成，不仅保持了东南市场的稳定，而且也提高了张謇的全国声望。他对刘坤一的建言：“无西北不足以存东南，为其名不足以存也；无东南不足以存西北，为其实不足以存也。”[12]一语破的，堪称对庚子年中国局势的绝妙概括。“张殿撰”的大手笔不仅表现于八股文章，而且也表现于实业、教育与政治，这就使他在东南新旧精英群体中脱颖而出，与汤寿潜等若干大佬一起领导戊戌政变以后重新崛起的又一波维新潮流——立宪运动。张謇可以说是历史的幸运儿，庚子对戊戌的反动并没有对这个变法同路人造成损害，他不仅隐于市而且兴于市。乃至清朝政府迫于形势而不得不作出预备立宪姿态时，康梁仍然作为通缉要犯被拒于国门之外，张謇、汤寿潜、郑孝胥等遂通过预备立宪公会以及各地商会、地方自治团体等社会网络，连续发起三次全国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与戊戌时期维新派与帝党携手幻想通过自上而下的“诏谕革新”不同，20世纪初年的国内立宪派倒是切切实实做了大量社会动员工作，企图利用合法的自下而上的请愿运动来促使政府加快立宪步伐。由于国家已经濒临于瓜分边缘，革命又迫在眉睫，立宪的呼声至少在中上层人士中已经引起强烈的回响，从而成为当时主要新闻媒体的热点话题。

张謇再一次感动中国。1909年冬天，张謇在《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书序》中慷慨陈词：“明乎匹夫有责之言，而鉴于亡国无形之祸，秩序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家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我负人民也。即使诚终不达，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亦足使天下后世，知此时代人民，固无负于国家，而传此意于将来，或尚有绝而复苏之一日。”[13]张謇不幸而言中，国会请愿运动至于三即被迫消弭于俄顷，“不得请而至于不忍言之一日”接踵而至，那就是张謇最不愿看见而又无可避免的革命狂飙终于降临这个神州古国。

革命的潮流不可阻挡，张謇经过反复思量，终于顺应共和潮流。尽管君主已被废弃，但他曾追求的目标：“进我人民于参预政权之地，而使之共负国家之责任”，也许还有实现的前景。张謇以同样的精诚参与了“南北议和”的幕后协调，也参与了民国肇建的若干筹议，甚至还一度担任北京政府公职，为经济立法殚精竭虑。但是，“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真诚的革命派与真诚的立宪派，都对辛亥革命以后的政局失望。张謇拒绝了袁世凯的帝制，但是他也没有介入南方反袁斗争的“护国”与“护法”。他对政治已经失望而又迷惘，只有保持始终如一的“村落主义”略尽国民责任。他已经远离政治主流，只能在军阀争夺地盘的缝隙中千方百计保全通海一隅，继续苦心孤诣地营造他那心血铸成的小小“新新世界”。“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呜呼覆巢之下无完卵，野老泪洒江风前。”[14]张謇苦心孤诣营造30年以上的“新新世界”，始终未能推广到全国（甚至江苏一省），他的悲愤自然是极为深沉的。

“生已愁到死，既死愁不休。”[15]也许，张謇的一生，其本身就足以感动中国。但是，我们现在纪念张謇，不能仅停留于感动，应该更着重于思考。

尽管张謇晚年自责甚深，但我们似不应给以苛求。我曾多次说过：“在中国近代史上，我们很难发现另外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县办成这么多事业，产生这么深远的影响。”我们首先应当思考的是：何以张謇能够以个人的力量在通海地区办成这么多事业？

个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何况又是处在那样一个政治腐败、民生凋敝、市场尚未充分发育的落后社会环境。张謇自身的人格、气魄、能力以及知人善任等，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这终究不能保证他想做的事必定能够办成。我认为在客观上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机遇，是机遇给他提供了施展抱负与才能的必要空间。

早在1903年访日期间，张謇就感悟出一个有关政、学、业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他在日记上写道：“政者君相之事，学者士大夫之事，业者农工商之事。政虚而业实，政因而业果，学兼虚实为用，而通因果为权。士大夫生于民间，而不远于君相，然则消息其间，非士大夫之责而谁责哉？”[16]君相即政府，此外所谓“政”即政策，包括对工商企业的鼓励、保护、乃至必要的优惠与补助等。他把“政”形容为“虚”，而把农工商之业形容为“实”，就是政府在给予积极政策之外，不必干预企业的独立运作，当然更不应“阻抑”其正常运作。用今天的语言来说，就是应该让企业的运作享有足够的空间。

尽管张謇对政府颇多怨言，如鼓励徒托空言，补助有名无实，苛捐杂税繁多，官吏敲诈勒索等；但平心而论，清朝政府给企业运作留下的空间还是相对充裕的，否则张謇就很难在30年之间办成那么多新式事业，而且其中许多均属创举。其所以如此，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君主专制主义虽然存在两千多年，而且已经发展到极为完备严密的程度，但县一级政府与乡村之间仍然留有较大空间，这个空间实际上由士绅这一群体发挥中介乃至主导作用，在宗法、公益、祭祀等方面尤其如此。19世纪中叶以后，绅权愈益扩张，加以清末新政推行地方自治，新兴绅商除享有传统的空间外，并可合法地把自己的权力延伸到市政建设的众多方面。

其二，以若干强势且有开明倾向的督抚为中心的地方实力派，在19世纪后期也日益壮大，而且与新兴绅商群体趋向于某种程度的结合，甚至呈现与中央政府逐渐疏离的迹象。1900年两江、两湖总督在清廷业已对外宣战以后仍然敢于公开策划“东南互保”，其背景正在于此。同时，自立军密谋在长江中下游起义，革命党在港、穗亦有计议独立的传闻，与这种背景也有一定关联。历史表明，清朝政府虽然依旧维持中央集权体制，然而始终未能发展成为真正的极权统治，而它的自身的虚弱与内轻外重的政治态势，也在客观上为地方绅商的实业活动留有较宽松的余地。

其三，民国成立以后，虽然袁世凯曾经一度力图恢复中央政府的强势地位，然而武力统一的美梦终于由于帝制失败而成为泡影。嗣后由于大小军阀割据称雄且混战不已，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也始终未能形成一个真正强势有效的中央集权政府，更谈不上严格意义的极权统治。所以，张謇至少在通海地区，仍然可以凭借业已掌握的各种社会资源，做成并且“遗留一二有用事业。”所谓“幸哉一隅地，假息得苟全。太平在何时？今年待明年。”即为其处境的真实写照，虽然是如履如临，战战兢兢，但却并非完全不能有所作为。

这种局面的出现，对于中国早期近代实业的发展，虽然不尽理想然而在客观上毕竟暂时有利。白吉尔所说的“黄金时代”虽然未免溢美，但却给人们留下一个悬念，即国民经济的发展需要给民营企业留下正常运转的必要空间。政府的管制太严与干预太多，其危害并不下于巧取豪夺的杀鸡取卵。当然，上述局面的形成也并非出于当时政府的本意，而是由于他们的力不从心，即有全盘控制之心而乏实际干预之力。此外，上述局面也并非真正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整体持续健康发展的正常环境，所谓留有空间也只是极为有限的活动余地，而且诸多不利于民族工商业的内外因素仍然大量存在，这也是需要充分认知的。国民经济整体持续健康发展，更为需要的毕竟是政府、企业、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的成熟机制。

由此可知，张謇所建立的“南通模式”，并非十全十美的可以垂诸永久的模式，而只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产物。且不说它有明显的历史局限，就是在当时也并非所有地区、所有个人都能如此作为。我们今天只能从其事业吸取必要的经验教训，却不能更不必照搬这种模式。也许，我们更应该着重探讨“南通模式”所体现的张謇精神。他在晚年曾经讲述过自己的平生志趣：“仆兄弟农家子也，祖父耻负债，生平耻随人世间一切浮荣虚誉，及流俗猥下之是非，向不以为轻重。徒以既生为人，当尽人职，本吾所学与吾所态，尺寸行之，不可行则止。世不论治乱，亦无所为厌。自投身实业以来，举所岁得，兄弟次（第）经营教育、慈善、地方自治公益事业，凡所当为者，自无至有，自塞至通，自少至多，自小至大，既任建设以谋始，复筹基本以虑终。乡党戚好，间有助者，将伯之呼，从未敢出南通一步。此区区不欲倚赖他人之心，辄欲随一事而矢诸百年以后。是以行年七十，不敢自遐逸，几与老而务得夜行不休者等。”[17]通观其一生言行，我深信张謇这段自白是朴实无华而又真诚感人的。他的晚年虽然迭遭颠蹶，忧危困苦，但报国爱民之心始终未泯，兴利除弊之志未尝稍减。他就自己力所能及，仍然做了大量有益于故乡经济文化发展，有益于中国近代化的工作，可以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早在1929年，胡适曾给张謇以高度评价，说他是近代中国一个伟大的失败的英雄，造福于一方，影响于全国。[18]张謇的结局诚然带有悲剧性，然而中国近代史上真正伟大的英雄也大多如此。孙中山百折不挠地为新中国奋斗40年，临终前的语言也仍然充满遗憾：“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但是，个人的生命毕竟是短暂的，而改造落后积弱已久的中国，则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努力，我们很难对早期中国现代化的开拓者作更高的要求。张謇事业的失败与自责太深，可能正是由于他自身角色的错位。他原本是一个民营企业家，可以也应该关心公益回报社会，但是却需要恪守客观的分际，还得准确估量自己的承受能力。可是，他却越位承揽了许多本应由政府办理的事情，同时也就过度耗费了许多本应投入再生产的资财。对于社会而言，他可以为政府“拾遗补阙”，然而却不应扮演“二政府”的角色。对于企业而言，他是理所当然的法人代表，然而更应该尊重董事会的民主运作，特别是需要建立完美的制度与机制，切切不可以大家长自居。张謇晚年的自责，大多是停留于“壮志未酬”的慨叹，而缺少更为深沉的企业运营方面的自我反思，这才是这个伟大人物的真正悲剧，也是他的历史局限之所在。

但是，人们必然会反问，当年张謇越位办事而造福人民固然有失当之处，然而如果他不越位办理而政府又置之不理，情况又将如何？南通岂非进化更慢，人民岂非更少享几分实惠？所以，我们在百年以后，应该给张謇以历史的理解，同情其苦衷，尊重其劳绩，客观评判而不应苛求。从今天的情况来说，最好是借鉴其模式，发扬其精神，学习其品格，把中国的事情办得更好，这才是实实在在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