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纪念魏源诞辰210周年，岳麓书社和许多学者经过多年的辛勤劳作，近期将把这位中国近代早期伟大思想家千余万字的全集付梓刊印。亡友林增平、杨慎之诸先生的遗愿得以圆满实现，魏源研究将因此更可深化与拓展，我为此感到极大的欣慰。

对于魏源，前人评价已多，其中以齐思和先生之论析最为概括而又贴切。早在半个世纪以前，他已经指出：“夫晚清学术界之风气，倡经世以谋富强，讲掌故以明国是，崇今文以谈变法，究舆地以筹边防。凡此数学，魏氏或倡导之，或光大之。汇众流于江河，为群望之所归。岂非一代大儒，新学之蚕丛哉?”(《魏源与晚清学风》)

鸦片战争以后，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刺激下，中国逐渐萌现与发展的维新思潮，实由林则徐、徐继畲、魏源那一代开明士大夫发其端绪，而魏源则是其中影响最为深远者。魏源正如其挚友龚自珍一样，都是自觉地承担开风气这一启蒙历史重任的，他在《海国图志叙》中即以“创榛辟莽，前驱先路”自我期许。而他对我们民族的最大贡献，就是从一开始就把人们对于外来侵略的义愤引向理性的思考，即所谓“此凡有血气者所宜愤悱，凡有耳目心知者所宜讲画也”。“愤悱”一词出于《论语·述而》，其含义为“不愤不启，不悱不发”。把愤悱与启发联系在一起，特别是与整个民族的觉醒联系在一起，这正是魏源高于当时一般爱国文士的智者风范。

魏源借用明臣之言：“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认为欲御外侮，首先就需谋求人心的“违寐而觉”。他不仅主张“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痈、去营窟”，而且特别强调应该向西方学习：“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海之民。” (《海国图志·筹海篇（三）》)“风气”与“智慧”乃是民族的文化氛围与文化素质。愚昧的民族可以产生对于外来侵略者的愤恨，但却很难实现整个民族的真正觉醒，因而便很难有效地御侮图强。魏源主张“祛寐”(启蒙)与“讲画”(应对)，努力提高整个民族的觉悟与智慧，实乃抓住了鸦片战后关系中国存亡问题的根本。

魏源的人生态度始终是积极的。他非常珍惜时间与机遇，反对因循苟且与无所作为。他深刻地指出：“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者能不失时;又其次者，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时。”(《圣武记》)用今天的语言来解读，“过时”就是落后于时代潮流，悔就是醒悟，改就是去弊存利、革故鼎新。魏源长期从事经世之学，又提倡今文经学，原本就有与时俱进的变易思想。早在鸦片战前，他已经说过：“然昨岁之历，今岁而不可用，高、曾器物不如祖、父之适宜。时愈近，势愈切，圣人乘之，神明生焉，经纬起焉。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矣。”(《皇朝经世文编叙》)他认为人间事物总是不断变化，历史总是向前发展，国家的制度、政策、法令乃至生活习惯都应随着社会情势的发展变化而进行相应的变革。他反对泥古不化，特别是反对顽固势力经常挂在口上的“恪守祖制”，甚至大胆地倡言：“变古愈尽，便民愈甚。”

鸦片战争给老大帝国以强烈的震撼，同时也给魏源这样的少数思想先驱提供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机遇。如果说，鸦片战前他们只能在农业宗法社会的封闭天地里蒙蒙眬眬地“向前看”，那么战后则已可能突破这个封闭天地“向旁边看”。正如汤因比所言：“狂热主义者是往后面看的;希洛德主义者自以为眼光向前，而实际上是向旁边看，努力仿效邻人之所为。”(《历史研究》)往昔，在希腊文明各方面的加紧逼迫下，明智而又务实的希洛德主张向希腊文明学习一切有益于犹太人的东西，使犹太人在无可逃避的希腊化世界中得以发展。而狂热主义者则坚信只要恪守祖训和寸步不让，“就可以从自己精神生活上排他性的泉源中取得一种神力”，以此击退外来侵略势力。如果把清朝众多守旧的王公大臣及社会顽固势力比喻为“狂热主义者”，那么魏源、林则徐、徐继畲等则可以被看做是近似“希洛德主义”者，因为他们已经初步表现出自以为向前看而实际是向旁边看的时代特征。所谓“向旁边看”，就是向西方看，而主要又是向当时称霸世界的英国看。由于西方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两方面都已经走在中国前面，所以“向旁边看”也就等于“向前看”。西方不再是虚幻的海市蜃楼，已经为中国的前进提供了若干可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这是实实在在而且可以仿行的先进目标，所以即令是从旁边看见这个目标，也可以引导自己的民族向前走去，并非纯然是主观上“自以为眼光向前看”。

魏源以理性的眼光审视外在世界，而首先是认真了解当前的主要敌国。《海国图志》叙述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共十七卷，其中专门介绍英国的篇幅即达四卷之多。此外，在介绍世界其他地区时，写作意图仍然集注于“志西洋”，而“志西洋正所以志英吉利也”。魏源鄙视那些连主要敌国究竟在何处都茫茫昧昧的人，还大谈什么议款、议战、议守。他主张设译馆以了解外在世界，而首先是调查夷情、夷技、夷图。他宣称《海国图志》与昔人海图之书有很大区别：“彼皆以中土人谈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谈西洋也。”主张以“西洋人谈西洋”作为了解世界的重要参照，这是对于传统华夏中心天下观的一个重大突破。他对欧洲的政治形势有了初步的了解：“自意大里裂为数国，教虽存而富强不竟。于是佛郎机、英吉利代兴，而英吉利尤炽。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且佐行贾以行兵，兵贾相资，遂雄岛夷。”他对英国霸业的鼎盛，也有足够的认识：“盖四海之内，其机樯无所不到；凡有土有人之处，无不睥睨相度，思睃削其精华。”（《海国图志·大西洋英吉利国广述中》)世界比中国人传统的理解要大得多，中国不仅不在世界的中央，而且更不是四海之内的共主。西方列强不务行教而专行贾也能兴国，兵贾相资遂称雄天下。这虽然是客观的如实陈述，但却给一向昧于世情的中国人，提出一个极其尖锐的问题：到底什么是立国之本?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魏源和他那一代先进的中国人，都不可能对这个问题作出明确无误的答复，但却至少已经作出试图答复的可贵思索。魏源原本就反对那些“无用之王道”的鼓吹家，批评他们是：“口心性，躬礼义，动言万物一体，而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一旦与人家国，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举平日胞与民物之空谈，至此无一事可效诸民物。”(《默觚下·治篇一》)鸦片战争的严酷现实，促使魏源把西方的富强之道作为一面镜子，而中西两相对照的结果，更使他对传统的“内圣外王”的政治哲学产生怀疑。

魏源曾把君子的“受言”(博采众议)比喻为“受光”。他颇为形象地说：“受光于隙见一床，受光于牖见室央，受光于庭户见一堂，受光于天下照四方。” (《默觚下·治篇十二》)他尽管长期生活在一个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但却具有比较开放的心态。鸦片战争以后，他正是以这种心态，不仅勇于“受光于庭户”，而且还谋求“受光于天下”以照四方。我们不难发现，《海国图志》通篇都体现出这种“受光于天下”的博大胸怀。作者自称是“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以夷攻夷”与“以夷款夷”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海国图志》却是以“知彼(夷)”为前提，因而便增添了新的时代资讯，从而区别于既往盲人瞎马式的书生空论。而“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命题，表现出魏源的远见卓识与超人胆略。

所谓“长技”，魏源指的是：“一、战舰；二、火器；三、练兵之法。”长期以来，人们以为“师夷长技”无非是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而已，其实大谬不然，从思想文化史的角度来考察，这乃是对于根深蒂固的传统华夷观念的第一次勇敢突破。

其一，中华帝国历来以文明古国自傲，而以野蛮的夷狄看待外邦；即令时至已经逐渐衰微的清朝中叶，这种荒诞的观念仍然占统治位，并且与专制皇权的尊严紧密结合在一起，不容许有任何逾越。魏源虽然也沿袭了“夷”的称呼，但通过多方面“悉夷情”，“夷”的内涵已经悄悄变化。他初步发现世界之大，远远超过既往国人心目中“天下”的狭窄范围，而世界的格局与秩序也与传统的华夷之辨观念有很大的差异。魏源开始认识到，世界不是封闭的、凝滞的，而是发展的、变化的。文明发展从来没有既定的格局，永远具有此起彼伏的不平衡特点。时至大清王朝的道光年间，长期被国人鄙视为“岛夷”的英国，不仅不是野蛮愚昧，而且经济、文化还很发达，政教亦不无可圈可点之处，其他欧美各国也都各有优长，值得中国师法或至少作为借鉴。对于一个长期以来妄自尊大的帝国来说，承认这个现实并在观念上作出相应调适，是一个极为艰难而又相当痛苦的过程。魏源在战败以后立即作出明智反应，并且一反传统提出“师夷”口号，这需要多大的勇气!

其二，在对外交往方面，清朝历来把外国视为藩属下邦，其基本观念是“治”，即力图以武力威慑或道德感化来维持自己的主观上勾画的世界秩序。鸦片战争后，魏源把立足点从“治”转为“师”，即师法一直被视为夷狄且正相敌对的西方国家。尽管他强调“师”的目的仍在于“制”，而“制”也未尝不可理解为制驭或制胜;但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研判，与其把“制”看做是攻略，倒不如看做是防御(当然是积极意义的防御)，或者说是有效的制约。从“治”到“制”，虽然是一字之差，但却反映了人们思想的深刻变化。中国文字的意蕴极为丰富而又复杂，由“治”到“制”至少说明人们心目里的中外地位已有逆向变化，中国由高趋低，西方国家由低趋高。中国人虽然仍以中华自称，皇帝虽然仍被视为天子，但是已经失去君临中国以外的天下的狂妄。

其三，“师夷”的范围虽然只限定于“长技”，但“技”可以称之为“长”，也包含着深刻的观念变化。中国传统文化历来侈言道德教化而忽视物质文明，往往把精巧的工艺技术视为败坏人心风俗的“奇技**巧”。魏源则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公开倡言：“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巧。”不仅如此，技之所以能奇，还大有学问在：“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耳目属于感官，是感性认识的来源；心思属于大脑功能，认识进入较高层次即转化为理性，且有可能通往智慧。运用风、水、火等自然力而达到“夺造化，通神明”的境界，这就绝非仅靠灵巧的双手所能奏效，而必须“竭耳目心思之力”来制造机器，乃至制造机器的机器。魏源那个时候似乎还没有听说过“科学”这个译名，但他所说的“竭耳目心思之力”实际上就是科学或科技。这样有用的学问，尽管来自遥远的西方敌国，但毕竟比祖传的“浮藻饾饤，心性迂谈”之类腐儒之学要高明得多。

其四，“长技”虽然主要是指“战舰”与“火器”，但师法此类军事“长技”毕竟是东方国家效仿西方近代现代文明不可逾越的初阶。亨廷顿曾经说过：“17世纪欧洲的绝对君主王制，外在的威胁和冲突刺激了君王的创新和集权。19世纪非西方国家的‘防卫的现代化’(defensive modernization )，也同样是源自对外国侵略和征服的恐惧。”(《传统政体的政治变迁》)而布莱克更把国防现代化视为多数后起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发端，因为保卫领土主权的紧迫性毕竟更甚于一般的国计民生。当然，即令是高瞻远瞩如魏源，当时也未必了解，尽管是军事工业系统的现代化，亦将连锁反应引起经济结构的变化，进而引起政治体制、价值观念与文化心态的变化。因为物总是与人相联系的，先进的武器要由先进的人来制造，也要由相应先进的人来使用。新武器的使用必然要涉及“养兵练兵之法”的革新，涉及教育、管理和官兵素质的提高，乃至军事编制和工厂体制诸方面的变革。这样，物质文明又通向了心性文明，任何局部改革终将引起社会整体变化，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其五，何况魏源自己也没有把“长技”限定于武器范围之内。他主张，造船厂、枪炮厂在制造足够船械之余，“凡有益民用者，皆可于此造之”。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把兵工生产延伸到民用工业的意愿，或许可以说，魏源已经轻轻叩击了中国工业现代化的门扉。而魏源也没有到此为止，他的最终目标是“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洋之民”。这又把“师夷长技”引向一个更为宽阔的天地，进而与“风气”的开化、“智慧”的增长联结起来。如果说，魏源对于西学的倾慕表述得还非常含蓄，那么稍后冯桂芬《校邠庐抗议》一书，在“制洋器议”之外，就增添了“采西学议”乃至“变科举议”“改会试议”诸篇。并且更为明确地阐述了“师夷”的必要：“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不符不如夷。”过去，我们常把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近代化的认识过程区分为三个层次或三个阶段，即器物—制度—心性。这作为近代社会思潮发展变化的总体勾画未尝不可，但如果用来考察具体人物的认知内容，则很难作如此简单明快的分割。从魏源的“师夷”说到冯桂芬的“四不如”，都包含着技器、体制、心性三个方面的革新愿望。

当然，许多走在时代前面的思想先驱生前往往是寂寞的。“月前孤唳为谁哀，无复双栖影绿苔。岂是孤山林处士，只应花下一雏来。”(魏源：《悼鹤》)鸦片战争后少数开明士大夫的真知灼见并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与重视，他们心灵深处的痛楚是浓郁而又深沉的。《海国图志》出版后，在日本受到极大的尊崇并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在自己的祖国却遭到难以容忍的冷落，所以半个多世纪以后梁启超还借用“不龟手之药”的故事为魏源打抱不平。但先进的思想种子终究是会发芽的，魏源那一代人的沉潜思考与孤独呐喊在稍后的岁月里还是逐渐产生了影响。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冯桂芬、王韬、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等又一代开明知识分子接踵而至，维新思潮与洋务运动从思想和实践两方面继承并发展了魏源所创始的“师长”统绪。而中法战争以后又崛起了为数更多的一代新人，如康有为、严复、梁启超、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可以纳入这个思想文化的进化序列。所以梁启超曾经说过，《海国图志》之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直至今日，犹未脱离净尽，则其在历史上关系，不得谓细也”。(《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魏源是一位百科全书型的思想家，其著作内容之丰富与涉及范围之广泛，至今仍然令人惊叹。齐思和先生说：“魏源兼揽众长，各造其极，且能施之于行，不徒托诸空言，不愧为晚清学术运动之启蒙大师矣。”(《魏源与晚清学风》)确为非常妥切的评价。当然，他毕竟是生活在一百四十多年以前的古老中国，由于认知条件的局限，他所提供的外在世界的相关资讯，难免间有肤浅错误之处。但可贵的是他在千古难遇的大变局下那种积极而又冷静的理性精神，特别是他所具有的“受光于天下照四方”的开放而又自信的心态，至今仍然值得我们尊敬和借鉴。

21世纪全球与中国变化之大都远远超过一百四十年以前。中国已经在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上取得极其伟大的成就，然而全球化大潮给我们民族带来的前景仍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魏源等先贤梦寐以求的“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犹西洋之民”的大目标，也并非轻而易举所能迅速全面实现，而且未来也并非没有可能出现新的失误、挫折乃至更大的风险。当今之世固然需要众多的杰出的科技专家，然而更为可贵且难求的却是魏源这种类型的大思想家：不趋时，不媚俗，冷静思考，甘于寂寞，而且勇于探索和坚持真理，这样才有可能对自己民族的前途和命运获致清醒的认识并且提出真知灼见的建言，乃至挽救当前人类日益严重的文明危机。愿更多的读书人认真阅读魏源的著作并从中汲取某些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