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以往只关注两个关键年龄：一个是3岁前后，一个是13岁前后。实际上，9岁前后是孩子成长的关键期的关键。因为，9岁前后的孩子开始出现比较明晰的自我意识，这是孩子走向“懂事”的关键阶段，也是孩子能否形成某些好习惯和改变某些坏习惯的关键期。如果错过了这个关键期，父母想改变孩子的坏习惯，会比较困难。

1．孩子在9岁前后为什么容易出现**或强迫症

孩子到了9岁前后，会出现一些比较特别的现象，比如**或者强迫症。孩子可能会频繁眨眼、耸肩、做怪相、扭脖子、清嗓子、抽鼻子、干咳等。之所以容易出现**和强迫症，是因为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开始出现较强的自我意识，他想改变自己在同伴中的地位，他甚至想拯救家庭，但他又时时感到自己微不足道、无能为力，他生活在同伴和成人的压迫之中。

美国育儿专家斯波克发现，尽管在2岁以上的任何年龄的孩子都有可能出现**，但**常常发生在9岁前后的儿童身上。在孩子面临压力时，这种**会表现得更加严重。一种形式的**可能断断续续地持续几周或几个月，然后完全消失或者被另一种形式的**所代替。眨眼、抽鼻子、清嗓子和干咳通常都是由感冒引起的。但是感冒好了之后，这些症状可能会继续存在。耸肩的原因可能是孩子穿的新衣服比较宽大，总觉得它要掉下来。

如果孩子出现**，这种症状不会因为父母的指责或勒令改正而得到缓解。斯波克的发现是：“大约有10%的孩子会出现轻度**的现象，但几乎都能在不去理会的情况下自行消失。”[1]如果父母紧紧地盯住孩子**的毛病，反而会让孩子紧张，因紧张而出现更加严重的**。如果父母知道**的原因原本就是孩子在这个年龄感受了来自学习或其他方面的压力，那么，父母就应该尽可能让孩子放松，和他一起做游戏或带他出去运动。

孩子的紧张除了导致**之外，还可能引起某种强迫症：“你很可能会想起自己童年时的表现，最常见的是要求自己迈过人行道上的每一条裂缝——虽然这种做法一点道理也没有，但你就是迷信地觉得你应该这样做。类似的例子还有，每隔三根栏杆就摸一下……如果你认为自己出了差错，就会严格地回到你认为完全正确的地方，重新开始。”[2]

孩子在9岁前后之所以出现**或强迫症，主要是因为9岁前后是孩子成长的“过渡期”：3岁前后的孩子可以无忧无虑地玩乐，13岁前后的孩子还可能以“成人”自居并为此感到骄傲。9岁夹在中间，这是一个尴尬的年龄。他想永远在3岁前后，他想回到幼儿园的生活，“不想长大”，但是，他又分明感觉回不去了。他不得不压缩玩的时间，开始隐约感觉到自己身上的责任，但他又随时随地发现自己人微言轻，对很多事情没有控制感。

就思维而言，9岁前后的“过渡期”还显示为大脑的发育状态。对于9岁前后的孩子来说，解答这些问题不会太困难：一斤棉花和一斤铁，哪一个更重？把一杯水倒入一个大瓶子里，把同样的一杯水倒入另一个小瓶子里，哪一个瓶子里的水更多？之所以能够解答这些问题，是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一定的抽象思维能力。但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无论身体的力量还是思维的力量，都比较有限。按照心理学家皮亚杰的理论，9岁前后的孩子的抽象思维能力还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只有到了13岁前后，他们才有可能发展出比较“高级”的抽象思维。[3]

2．男人和女人的差异：孩子9岁前后，父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在孩子3岁前后，母亲的作用大于父亲，历史上有不少寡母能够把孩子培养成为“重要人物”，但很少有重要人物是由“父亲”一个人带大的（除非这位父亲能够扮演母亲的角色）。但是，孩子9岁前后，父亲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在3岁前后，孩子可以无忧无虑地躺在母亲的怀里撒娇，但9岁前后，孩子必须逐步独立并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孩子3岁前后，母亲给孩子提供温暖、柔软、轻松、宽厚、和解、宽容、包容力、感性。可是，孩子9岁前后，需要父亲出场。父亲的出场将给孩子带来力量、规则、秩序、挣扎、抵抗、意志力、理性。“母亲是我们的家，我们来自那里；母亲是大自然，是土地，是海洋，但父亲却没有这些特征。在第一年他和孩子很少接触，这时他的重要性不能与母亲相提并论。然而，虽然父亲不代表自然界，却代表着人类存在的另一极，那就是思想的世界，科学技术的世界，法律和秩序的世界，风纪的世界，阅历和冒险的世界。父亲是孩子的导师之一，他指给孩子通向世界之路。”[4]

父亲的作用大于母亲，这与男人和女人的性别差异有关。男人和女人主要有三个差异：

第一，女人有想法倾向于找人说出来，男人却更愿意沉默或行动，倾向于只是默默地思考或三言两语解决问题。如果某个男人很喜欢说话，你仔细去看，你会发现，那个男人长得像女人。如果某个男人能写漂亮的小说或散文，这个男人往往有女性气质。男人和女人向来以不同的姿态对待语言。女人聚会可以长时间聊天，而男人聚会往往会组织活动，比如打球、打牌。即便聊天，男人也不会像女人那样围着一个圆圈聊天，男人更愿意一边走路一边聊天或者一边干活一边聊天。女人有语言的天赋，男人无论学母语还是学外语，都普遍比女人显得笨拙一些。女性的语言天赋正好用来帮助3岁前后的孩子学会说话。

第二，女人比较富有同情心，且比较有耐心，而男人往往比较冷酷、残忍，比较暴力。这与男人和女人的身体差异似乎有关系。女人以弹性为美，男人以刚性为美。如果女人很有刚性很结实，男人很有弹性很松软，这个世界就失去了美感。最不好玩的事情，就是女人在举重项目频繁拿金牌而男人只热衷于体操项目。身体力量上的差异使男人和女人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人的错误或失误。女人看到孩子犯错时往往选择劝说或语言批评的方式，男人看到孩子犯错时更愿意采用警告、禁止、剥夺甚至体罚的方式。三个女人在一起就是故事，而三个男人在一起就是事故。即便吵架，男人和女人吵架的方式也不一样。女人吵架时虽然也会讲道理，但更重视自己的情感宣泄和对方的态度反应。男人吵架则更愿意采用分类、分阶段、做比较等理性的方法。女性的这个特点正好可以满足孩子情感的需要。

第三，女人比较重视感觉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而男人的逻辑思维和空间思维比较发达。也许正因为如此，德国哲人西美尔便说：“女人比男人更接近存在。”不过，女人的非逻辑的、非空间化的思维有时也会给女人带来困扰，比如，女人喜欢逛街，但往往记不住街道的整体路线。女人普遍喜欢照相，这与女人的空间思维不发达可能也有关系，似乎只有通过相片才能看到自己的样子。但是，女性的直觉思维和形象思维以及对感觉的重视正好用来陪伴3岁前后的孩子。3岁前后的孩子也正好处于感觉思维、形象思维和直觉思维比较发达的阶段。

因此，在孩子9岁前后，家庭教育最好由宽容的“母亲的课程”逐步转向权威的“父亲的课程”。如果父亲不在孩子的身边，那么，母亲最好转换角色，承担孩子父亲的角色。这里的母亲或父亲，主要是教育学意义上而不是生理学意义上的概念。如果母亲一直对孩子显得比较严厉而父亲对孩子显得比较慈爱，那么，由慈爱的父亲陪伴3岁前后的孩子、由严厉而权威的母亲陪伴9岁前后的孩子，就是合适的。只是从传统的角色分配来看，一般家庭往往呈现为“慈母严父”的状态。

在孩子9岁前后，正是夫妻关系出现“七年之痒”的时期。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夫妻之间需要相互沟通、理解和宽容。如果夫妻之间无法维持感情而离婚，那么，单身母亲也不必因为对前任丈夫的怨恨而禁止孩子接触自己的父亲。同样，单身父亲也不必因为对前任妻子的怨恨而在孩子面前说他母亲的坏话。夫妻离婚已经给孩子造成了深度的伤害，而单身母亲或单身父亲在孩子面前相互诋毁对方的形象，将给孩子的成长带来雪上加霜的灾难。也就是说，夫妻即便离婚，最好也让孩子跟自己的父母保持长期而稳定的交往，以便让孩子从自己最亲近的人那里获得足够的爱与帮助。或者，夫妻即便离婚，母亲也要坚强地跟孩子说：我们虽然离婚了，但是，你的父亲是我见到的最优秀的男人（或者，最优秀的男人之一）。

3．为9岁前后的孩子提供三个“父亲的课程”

在孩子9岁前后，家长需要为孩子提供三个“父亲的课程”：一是自食其力的独立教育；二是严慈相济的规则教育；三是劳逸结合的情绪教育。比较完整的独立生活、自食其力的生活习惯的成熟状态大概形成于13岁前后，但是，9岁前后是初步形成自食其力的生活习惯的关键期。父母最好让孩子分担某些他感兴趣的家务，让孩子参与某些与他的生活相关的家庭决策。3岁前后的教育更多地显示出成长的自由与自然，而9岁前后孩子的教育更多地显示出“成长的残忍”和“成长的壮美”。

第一，自食其力的独立教育，把自食其力当做教育孩子的头等大事。按照德国哲人康德的思路：儿童要学会劳动，这是人生中最重要的能力和德行。人是唯一必须劳动的动物。他必须先做许多准备，才能享有生活的保障。康德甚至说，那种以为亚当和夏娃还在伊甸园里的时候，除了坐在一起唱唱田园牧歌、欣赏一下自然之美之外无事可做的想法是错误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他们也会感到极其无聊。[5]

在孩子走向成人的路途中，劳动（以及艺术）起了关键作用。美国儿童心理学之父霍尔提出了几个著名的假设。第一个著名的假设是“急风暴雨说”，他把青春期称为人的“急风暴雨期”。第二个著名的假设是“复演说”，即孩子的成长过程类似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人类最初是爬行动物，然后能够直立行走。在由猿人向人转化的过程中，劳动起了关键作用；在由劳动者向自由人的转化过程中，艺术起了关键作用。与之类似，孩子最初在地上爬行，然后学会了直立行走。在由儿童向成人的转化过程中，劳动将发挥关键作用；在由劳动者向自由人的转化过程中，艺术将发挥关键的作用。轻视劳动教育是教育的忘本与背叛，因为教育原本起源于劳动。在德、智、体、美、劳“五育”中，劳动排在最后，却最重要。有劳动习惯的孩子会自食其力，他不会堕落为可耻的“啃老族”。他会尊重父母的劳动，他知道“感恩”。一旦中国的孩子学会了劳动，中国就有了自己的“感恩节”。

凡是孩子“自己的事”，就让他“自己做”，培养他的“自理生活”的能力。比如，让孩子尽早学会自己吃饭而不是靠父母喂饭，父母不必追着喂饭；让孩子尽早学会自己穿衣；让孩子尽早学会整理自己的房间，整理自己的书包、书柜。为了孩子的成长，父母需要有所克制。孩子的精神成长需要父母爱的滋润，但更需要父母的守望。真正的爱只是守望，最美的陪伴是远远地守在一个地方，远远地望着自己的孩子，让孩子自己劳动，哪怕孩子的劳动是笨拙的，也绝不取消他劳动的责任。如果孩子需要零花钱，也只给孩子提供有限的零花钱，额外的零花钱由孩子自己通过劳动去获取。对于城市里的孩子来说，也可以考虑在某个时候让孩子到乡村体验劳动。[6]必须让孩子从小学会挣钱并学会消费。家庭教育需要管理两个“零”：管理孩子的零食；管理孩子的零花钱。零食太多身体不好，零花钱太多性格不好。最好让孩子从小养成“存钱”的习惯，小额存款由孩子自己支配，大额存款由父母代管，作为将来的长途旅行或其他大型活动的经费。让孩子挣零花钱在很多中国家长看来不可思议，但是在不远的未来，中国家长会重视这个有意义的教育策略。挣零花钱的目的不在于让孩子成为商人，关键在于让孩子从小建立“自食其力”的责任感。有母亲就认为，“我给他付学费他读不好，他自己付学费他就读好了。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他们有社会责任，他们会为了一个目标去读书，而不是为了他妈妈跟他说的要去读书。他为他自己心中的目标去读书。”[7]

凡是“大家的事”，就让他承担“有限责任”。比如，孩子不必承担全部做饭、洗衣、扫地的任务，但他必须尽早接受做饭、洗衣、扫地的训练并愿意为家人做饭、洗衣、扫地。孩子不必裁定所有的“家庭决议”，如购买何种家具、房子或股票，但孩子必须尽早参与家庭事务的讨论并发表自己的意见。也可以偶尔邀请孩子一起解决父母工作中的困难。在帮助父母解决工作中的困难的过程中，孩子会更加珍惜父母的劳动，增进对成人世界的理解，而且，孩子本人会感觉自己可以分担家庭的责任，他会变得更加自信，有成就感和责任感，逐步发现自己存在的价值。不是“三十而立”，而是“九岁而立”。让孩子“自食其力”的秘诀是给孩子自由选择的独立感。自由选择导致自己对自己负责。如果孩子丧失了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果他所做的事情完全出于他人强迫与指令，那么，孩子就会成为“应付”与“敷衍”的旁观者而不是自我负责的参与者。他会认为自己是为了父母而读书，他会认为自己是为父母而生。也因此，一个不承担责任的孩子随时会以拒绝上学或自杀威胁他的父母。

让孩子自理生活和参与决策的首要目的不是让孩子学会谋生，而是让孩子学会对自己的生活有负责感。从孩子出生那一刻开始，就让孩子隐约形成“责任意识”：凡是自己能够处理的事情，不抱怨，不绝望，不轻易依靠他人的救助或救济。有劳动习惯的孩子遇到困难时不会坐以待毙或推卸责任，他会使出浑身的力量去抵抗、拼搏。让孩子崇尚劳动，信仰“劳工神圣”。“五育”的通行顺序是德、智、体、美、劳。“劳动教育”最后才被点名，最后点名意味着最终的决定因素。劳动让人有责任感。对于有责任感的学生来说，家长不让他努力学习倒是困难的事。

在让孩子“自理生活”和承担“有限责任”的过程中，父母要学会等待，给予孩子“尝试错误”的时间和机会。孩子有自己的生长的速度，父母不能太心急。家庭教育是“三分教，七分等”。好父母总是守望孩子，让孩子自己做事；坏父母总是嫌孩子速度太慢，代替孩子做事，成为孩子的“保姆”。父母要学会在孩子面前示弱，不要总是在孩子面前显得很强大、很强悍。父母太强悍，就可能包办孩子的生活，导致儿子软弱。民间的说法是“母强子弱”。不只是“母强子弱”，有时候，一个强悍的女人会培养出一窝软弱的男人，孩子软弱，丈夫也软弱。与“母强子弱”相关的另外一个说法是：“虎父无犬子”。“虎父”为什么无“犬子”？因为父亲的教育方式与母亲的教育方式往往有一个差异：母亲容易亲自动手帮助孩子，父亲更愿意让孩子亲自尝试错误。好的父母会像龙应台那样对孩子说：“孩子，你慢慢来。”[8]不必期望孩子快速生长，长得太快了，会影响了生长的质量。很多时候，父母需要有所克制，不代替孩子做事，只做孩子的守望者。

总之，在孩子3岁之前，父母可以用爱把孩子包裹起来，甚至可以“溺爱”孩子。可是，孩子3岁之后，尤其到了9岁前后，父母需要提醒自己：放下“厚爱”，让孩子自食其力、独立成长。人从出生的那一刻开始，就必须劳动：凡属于自己的事情，必须亲自去做，不能由他人代做。他必须自己呼吸、自己饮食、自己负担。“滴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自己的事自己干，靠天，靠地，靠祖上，不算是好汉！”（陶行知语）

第二，严慈相济的规则教育，帮助孩子建立规则意识。这个年龄段是人生中最容易形成习惯的时候。此时孩子虽然不是一块可以任意捏造的橡皮泥，但却处在可以听从他人的建议、要求而形成新规则、新习惯的关键时期，也是家庭文化、家族文化在孩子身上延续的关键时期。这也正是英国哲学家洛克谈论家庭教育时最重视的年龄。错过了这个年龄，发展到13岁前后，孩子尚未形成的好习惯或已经形成了的坏习惯很难改变过来。

为了培养9岁前后的孩子的规则意识，最好让9岁前后的孩子身边有一个既慈善又严厉的权威型父母和“重要他人”。让孩子通过商谈、约定、承诺等方式逐步理解规则并遵守规则。卢梭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9]当卢梭这样说的时候，他并不是引导人们对枷锁的憎恨，相反，卢梭是想提醒人们：无论人的自然状态（比如3岁前后的状态）多么美好，都必须过一种接受约束的规范的生活。也因此，卢梭在早些时候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呈现了原始人美好的自然生活，在那本书里，卢梭好像是怂恿人类返回自然，恢复人类的美好的原始生活。但是，卢梭的真实教诲并不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的意图隐含在他后来的《社会契约论》中。所谓“社会契约论”，是建议所有人必须有契约意识、承诺意识和规则意识。

社会教育（公民教育）的原型其实就是家庭教育。就家庭教育而言，父母引导孩子一起制定规则之后，父母就可以退居到守望的位置。父母既不能纵容孩子，也不能对孩子过于苛责。卢梭的提醒是：“你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使你的孩子成为不幸的人吗？这个方法就是对他百依百顺。”

1919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后来成为中国家庭教育领域的名篇。鲁迅在这篇文章中提出：“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掮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10]

鲁迅的设想是对的，但做起来容易走样。鲁迅在教育自己的孩子时，就遇到了困难。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的孩子很调皮，时常啼哭，周作人无所谓，但鲁迅却受不了。鲁迅看不惯周作人那样纵容孩子，可是，鲁迅自己有孩子以后，却犯了和周作人同样的错误。鲁迅的孩子儿时也许比周作人的孩子还要调皮，鲁迅却一再纵容，以极端的方式兑现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中的承诺。

鲁迅写作时极不愿别人打扰，连许广平也不允许，但小海婴却可以从背后悄悄上来，用小手在笔的顶端一拍，稿纸上立刻墨黑一团。鲁迅虽然搁笔，却并不生气。在外面玩，他总是闯祸，不是被玻璃刮破了手指，就是同别家的孩子冲突。回到家中，也不肯静坐片刻，有时模仿士兵，开枪射击，杀声盈室，有时模仿演员，挤眉弄眼，放声号唱，闹得鲁迅不能安心工作。不管他倒也罢了，如果声色俱厉地批评，他就会以不吃不喝来（绝食）反抗。

在《鲁迅日记》中，有关抱海婴住医院，或者延医来寓为之诊视的记载，就多达三百余次。很多毛病在今天看来都是典型的“父源病”。很多朋友看不过去，认为太过溺爱，而鲁迅却不以为然，他以“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作为回应。鲁迅小时候在父亲的严格监管下读书，因憎恨父亲的严格，因此他在做了父亲之后对孩子的教育采取放任的“顺其自然”的态度。鲁迅49岁才有了唯一的孩子，在这之前，他的生活一直是极为恶劣的，在家里无幸福，在社会上遭围攻，有了孩子不几年便离开人世，他对孩子的态度我们不必苛求，他事实上是将自己的一个男性所有的柔情，一生中所有的柔情都喷发在孩子身上。[11]鲁迅对3岁前后的孩子的纵容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孩子到了9岁前后还没有规则意识，家庭教育就会走向失败。

朱自清的做法与鲁迅相反。朱自清在自己心中为孩子建立了无形的规则，只要孩子稍有冒犯，就会责罚。朱自清的父亲在信中问起孙子阿九──朱自清的长子，并对他说，“我没有耽误你，你也不要耽误他(阿九)才好。”据说，读到这句话，朱自清哭了。这时朱自清已是五个儿女的父亲了。阿九才两岁半时，因为怕生人，爱哭，一旦看不到妈妈或来了客人，就哇哇大哭。为了惩治阿九，“有一回，特地骗出了妻，关了门，将他按在地下打了一顿。这件事，妻到现在说起来，还觉得有些不忍；她说我的手太辣了，到底还是两岁半的孩子！”老二阿菜呢？更惨：“阿菜在台州，那是更小了；才过了周岁，还不大会走路。也是为了缠着母亲的缘故吧，我将她紧紧地按在墙角里，直哭喊了三四分钟；因此生了好几天病。妻说，那时真寒心呢！”正是因为这样，朱自清才这样写道：“我是个彻头彻尾自私的人，做丈夫已是勉强，做父亲更是不成。自然，‘子孙崇拜’，‘儿童本位’的哲理或伦理，我也有些知道；既做着父亲，闭了眼抹杀孩子们的权利，知道是不行的。可惜的只是理论，实际上我仍旧是按照古老的传统，在野蛮地对付着，和普通的父亲一样。”[12]

英国人洛克在谈论家庭教育时曾建议家长以“严格管教”的方式训练儿童的德行以便让儿童“有礼貌”：“儿童越小就越需要严格管教，一旦获得效果之后，便可以放松，改为比较温和的管教方法。”[13]不过，也有人认为孩子可改变的年龄在3岁前后，“在幼儿期才应该进行诚恳而严格的教育。在孩子到了3岁有了自我意识之后，就要逐渐地尊重孩子的意志。父母的干涉应在孩子进幼儿园之前结束，否则会扼杀孩子的本能，最终只能使孩子滋生反抗情绪。”[14]洛克也承认，若管教过于严格，也成问题，必须找到既严格管教又让孩子不至于性格“懦弱”的秘密：“如果他们因为管教太严，精神过于颓唐，他们便会失去他们的活力和勤奋，这种情形较之前者更坏。因为**的青年，都是生龙活虎一般，精神十分饱满的，一旦走上轨道，常常可以变成一些能干、伟大的人物。心情沮丧的儿童就不然了，他们的态度是怯懦的，精神是抑郁的，很不容易振作起来，极难做出什么事业。要避免这两方面的毛病，那是需要一种巨大的技巧的。如果谁能找出一个方法，一方面使得儿童的精神安逸、活泼、自由，同时又能使他抑制自己对于许多事物的欲望，而接近不惯的事物，他便能调和这种表面的矛盾，懂得教育的真正秘诀了。”[15]

究竟何种要求才算严格，何种要求又过于严格？这取决于家长的修养与技巧。不过，问题也没那么复杂。按照洛克的思路，如果家长不知道如何把握严格与过度严格的界限，可以在“严格”要求的前提下逐步放松。先做权威型父母，再做民主型父母。

父母管理孩子，一般分为放任型、权威型和民主型三种风格。放任型的父母允许孩子为所欲为，只要他愿意，他可怎么想就怎么做。权威型的父母制定规则，很少给孩子选择的机会，并且期望孩子遵守家里的规则。民主型的父母重视是否公平，考虑到每个人的感受，给予孩子许多选择的机会，并且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来做决定。研究人员对上述三种家庭中的孩子的适应能力进行了追踪研究，研究结果令人感到意外：在放任型家庭中长大的孩子很难与其他人合作或者相处，在民主型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没有决断能力，在权威型家庭中长大的孩子成为适应能力最强的人，他们能够自己做决定、遵守规则、善于与他人合作。[16]

权威型父母实际上是那些有“威信”的父母。生活中的爱与怕让孩子既享受父母的爱，又保持对规则的敬畏。成功的家庭教育总是让孩子的身边有一个或几个最喜欢又最敬畏的人。好家长就是让孩子既“敬畏”又“喜欢”的那个人；坏家长就是只让孩子畏惧而不让孩子喜欢的人。

9岁前后的孩子除了需要有权威型的父母之外，最好有一个类似于电影《大宅门》[17]里的季宗布老师那样的“重要他人”。一两“威信”，胜过一公斤“说教”。如果没有威信作为教育的前提条件，劝说越多，则越令人厌恶。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有一次在教堂听牧师演讲。最初，他觉得牧师讲得很好，使人感动，准备捐款。过了10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他有些不耐烦了，决定只捐一些零钱。又过了10分钟，牧师还没有讲完，于是他决定，1分钱也不捐。到牧师终于结束了冗长的演讲，开始募捐时，马克·吐温由于气愤，不仅未捐款，还从盘子里偷了2元钱。

家庭教育的失败，常常因为家长在孩子面前失去了基本的教育威信。威信一旦消失，家长在孩子面前便失去了“话语权”，家长对孩子的苦口婆心的叮嘱或头头是道的劝说就失去了力量。如果家长只有“威严”而不能让孩子“信任”，家长的教育就退化为教训。只有教训而没有教育，会让孩子成为唯唯诺诺的“家奴”，失去堂堂正正地做人的自信、尊严和**。

父母的责任是以严慈相济的方式跟孩子约定规则（建立家庭契约）。如果孩子违约，如果他背离了生活规则和学习规则，家长可以让孩子直接接受惩戒，并不需要在孩子面前喋喋不休地劝说。喋喋不休，不如三言两语。无论家长还是教师，都不必过于依赖语言的劝说。

第三，劳逸结合的情绪教育：让孩子过有情趣的生活。这个阶段的孩子情绪容易不稳定，因为他在这个年龄阶段有了初步的社会等级意识、家庭收入差别的意识、男女性别意识，这个阶段孩子的学习任务突然增加、加重，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让他容易产生紧张、焦虑的情绪。

最好让9岁前后的孩子每天都有属于自己的可以用来“玩”的时间和空间。爱因斯坦在《自述》中说：“现代的教学方法，竟然还没有把研究问题的神圣好奇心完全扼杀掉，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因为这株脆弱的幼苗，除了需要鼓励以外，主要需要自由，要是没有自由，它不可避免地会夭折。”

这个时间和空间属于孩子本人，由孩子自由支配。自由时间和自由空间并非只对儿童重要，它对所有人都重要。“近代伟人曾国藩创造了惊天动地的伟业，秘诀就是他每天打坐一小时。打坐就是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与自己相处，自我反省，自我修正，自我加工，非如此人格不能大。”[18]

给孩子的成长留出自由的时间，不要时时刻刻“盯”着孩子的考试成绩，也不要用太多的“兴趣班”把孩子的时间全部挤满。农民种庄稼，他们会让秧苗有足够的空隙，并享受充分的光照。如果没有足够的空隙，又没有享受充分的光照，秧苗长大之后，只能结出干瘪的谷穗。自由的时间不仅对孩子的成长重要，它对所有人都重要。“一直忙碌的人是可耻的。”（福克纳语）“腾不出时间娱乐的人，早晚会被迫腾出时间生病。”（沃纳梅克语）有虫的枣子早红，有病的孩子早熟。智力上的神童，常常以剥夺性格和身体的成长为代价。

除了带领孩子亲近自然，也让孩子亲近他的同龄人，让孩子寻找自己的玩伴，让孩子成为善于交往、受欢迎的人。必须让你的孩子学会与他人交往并愉快地接受孩子的小伙伴。“如果父母对自己的邻居不满，对孩子的小伙伴也十分挑剔，或者不让自己的孩子和他们交朋友，让孩子觉得好像自己跟别的小朋友很不一样，那么，这些孩子长大以后就很难与任何人自然地相处。”“班里每个孩子都知道他们当中谁人缘最好，谁最不讨人喜欢。有着坏名声的孩子一般都很难交到朋友，所以他们在学校里一般都很孤单，而且也不快乐。”“一个成年人在工作中、家庭中和社会上能否跟别人愉快地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幼年时期他跟其他孩子相处的情况。”[19]孩子的成长需要同伴，只有孩子才能理解孩子，也只有孩子的同伴才能陪伴孩子成长。孩子从来不期望庞然大物般的成人能够理解自己，孩子也从来不把居高临下的成人当做自己的朋友。如果孩子既没有兄弟姐妹，又没有伙伴，“独生”子女就跌入双重的孤独：不仅独生，而且独长。

让孩子有自己的朋友，但不要有太杂乱的伙伴。孟子的母亲三次搬家，卢梭则把“爱弥儿”带到了乡村。在孩子没有形成成熟的理性和判断力之前，不让孩子有过多的伙伴，警惕孩子沾染同伴的坏习惯。

必须留意孩子的学习成绩，但也不必太在意他的名次，倒是需要警惕那些学习成绩总是第一名的孩子。有些孩子学习成绩好，性格也好，但是有些孩子学习成绩很好，性格很坏，自私、缺乏同情心、没有生活情趣。学校里有生活情趣的人，可能是那些中等生。

为了孩子有自己的朋友，尽量不要搬家，也不要给孩子转学。当孩子带小伙伴来家里玩的时候，你要表现得友好而又热情。你可以鼓励孩子邀请小朋友来家里吃饭，还可以给他们做他们认为“高级”的饭菜。当你安排周末旅游、野餐、短途旅行、看电影和其他活动的时候，还可以邀请孩子喜欢的一个小朋友一起去——这个小朋友不一定是你认可的那个。孩子跟成年人一样，也有唯利是图的一面，所以他们更容易看到款待他的人身上的优点。[20]

不要借口“人是理性的动物”，也不要借口“非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生活”，就让孩子处于无休止的思考与训练之中。除了思考，人必须过不思考的生活。“思虑太多，就会失去做人的乐趣。”（莎士比亚语）西方人的说法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另一个说法是：“只工作不玩乐，使人成为笨伯（All work no play，makes Jack a dull boy）。”

除了让9岁前后的孩子拥有自由的“玩”的时间，最好也让他有足够的活动，包括“劳动”和“运动”。父母可以牵着孩子的手一起散步，一起慢跑，一起购物，一起逛街、旅游，一起解决问题。“审美”和“游戏”是让孩子喜欢学习的关键秘密之一（另一个秘密是让孩子“在做中学”、“在劳动中创造”）。

除了玩和活动，最好以美好的文学艺术培养9岁前后孩子的情趣生活。孩子之所以厌学，是因为孩子总是被迫学习那些只有知识没有文艺的材料。中国教育是否能够整体进步，取决于中国人是否愿意重新发起一场新的“文艺复兴”运动，恢复传统的“六艺之教”，以艺术拯救教育，让教育从属于艺术，而不是让艺术从属于教育。美育的功能不止于蔡元培所建议的“以美育代宗教”，而是“以美育代说教”。不重视情趣、文艺的民族，是野蛮的民族。缺乏情趣、文艺含量的教育，是野蛮的教育。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斯巴达人之所以衰败，因为他们只有体育，没有美育。美育是使人优雅的教育。过审美的生活，就是过有情趣的生活，过休闲的生活。

经典的文学艺术作品是儿童遥远的精神导师。童话是孩子建立健康人格的“成长之桥”。不要小看童话的价值，童话让孩子领会如何成为受人欢迎的人，童话让孩子在内心深处建立“好人”的标准形象。

梁启超当年期待中国“新民”的诞生，却把“新民”的希望移交给“文学革命”尤其是“诗界革命”。由诗界革命推动思想革命，“文学之盛衰，与思想之强弱，常成比例。”然后，再由思想革命推动制度革命和整个国家的发展。所谓“诗界革命”或“小说界革命”，实际上不过是借助“文艺”的方式传递道德或教育道理。这是对“文以载道”古老传统的温柔敦厚的恢复。“文以载道”对“文”来说可能是一个失败，但对“道”来说，是一个盛大的胜利。直接而露骨地公布教育道理，让艺术作品简单地承担道德与教育责任，简直就是对文艺（或诗）的干扰和破坏。但是，出色的文艺作品，又恰恰在于它隐含了人生、道德以及教育的大道理。“文”与“道”之间既可能充塞了矛盾，但这个矛盾也可以化解为无形。真正卓越的艺术作品总是以艺术的方式化解了这个问题。用杜威的话说：“艺术比道德更具有道德性。”[21]直白地讨论道理的艺术作品是低劣的、粗糙的，但不讲道理的艺术作品却只是无聊的教训与喧嚣。

关于“父亲的课程”，家长可以观看两部电影。一是美国电影《死亡诗社》，二是俄罗斯电影《回归》。《死亡诗社》提供了一个关于“父亲的课程”的失败案例，它表明，如果家长完全剥夺孩子的情趣的生活，孩子的成长会出现严重的后果。《回归》提供了一个关于“父亲的课程”的成功案例，它表明，在孩子9岁左右，父亲必须“出场”，给孩子提供权威式的教育；而当孩子已经长大时，父亲必须退场，让孩子自食其力。

[1] [美]斯波克著，武晶平等译：《斯波克育儿经》，146～147页，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7。

[2] 同上，145页。

[3] 黄希庭：《人格心理学》，482页，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2。

[4] 王东华：《发现母亲》，312~313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

[5] [德]康德著，赵鹏、何兆武译：《论教育学》，2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6]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从1995年开始研究并推进“星星河快乐家园”体验教育模式：让城市的孩子到农村去，住在村民家里，体验农村生活。让他们到大自然中去，去观察、劳动。孙云晓、方奕：《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孙云晓教授谈科学的教育方法》，213页，杭州，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07。

[7] 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百度视频中搜索并观看“特别的母爱”。

[8] 龙应台：《孩子你慢慢来》，香港，文汇出版社，2005。这本书值得家长阅读。

[9] [法]卢梭著，何兆武译：《社会契约论》，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10]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新青年》，1919年第6卷第6号。

[11] 以上有关鲁迅如何教育孩子的故事，参见王东华：《发现母亲》，549~551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

[12] 有关朱自清如何教育孩子的故事，详见王东华：《发现母亲》，554~555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

[13] [英]洛克著，傅任敢译：《教育漫话》，27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对译文略有调整。“儿童越小就越需要严格管教，一旦获得效果之后，便可以放松，改为比较温和的管教方法。”这个思路后来为康德采纳。

[14] [日]井深大著，童心、朱秋云译：《0～3岁幼儿教育》，6～8页，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

[15] [英]洛克著，傅任敢译：《教育漫话》，28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16] [美]珍妮·艾里姆、唐·艾里姆著，柴海鹰译：《养育儿子》，164~16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17] 最初为电视剧，后来改编为电影。该电视剧和电影所叙述的故事可以视为出色的成长小说或教育小说。

[18] 吴稼祥：《一杯沧海》，95页，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引用时略有改动。

[19] [美]斯波克著，武晶平等译：《斯波克育儿经》，140页，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7。

[20] [美]斯波克著，武晶平等译：《斯波克育儿经》，141页，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7。

[21] [美]杜威著，高建平译：《艺术即经验》，38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