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教育多少会影响孩子的性格、智力和身体，但是，对孩子的性格、智力和身体状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学校，而是孩子从父母那里所接受的遗传因子和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永远的背景和永远的底色。孩子所接受的遗传因子和家庭教育一直在幕后操纵孩子的学校生活。

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虽有连续性，但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在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上仍然不同。“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家庭教育并非完全是为了让孩子做好入学的准备，家庭教育有自己的特殊目的。学校教育往往侧重学生的知识学习，站在“知识本位”那边；家庭教育则站在“性格-身体本位”这边，重点培育孩子的性格和身体。“性格-身体本位”的理想是：“文明其性格，野蛮其身体。”

1．野蛮其身体：让孩子有足够的运动量和劳动量

第一，让孩子有足够的运动量和劳动量并因此而接受自然的考验。“活动”是教育的故乡。教育原本从活动中产生，教育的最初形态就是活动、生活。后来印刷书出现，学校出现，教育逐步演化为某种“语言说教”。语言说教是一个进步，但也隐藏了危险和危机。当教育出现危险和危机时，可以尝试回到教育的原点，用“活动”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如果孩子不愿意跟你谈他的心事，而你估计孩子的心事太重，需要释放出来，那么，最好带着孩子一起做一些家务或者带着他出去运动。在做家务的过程中，在运动的过程中，或者在运动之后回家的路途中，孩子可能会把他的心事说出来。不要在孩子情绪低落、心跳缓慢时给孩子提出建议。孩子在睡懒觉或竞赛失败之后，他会拒绝任何美好的建议。如果给孩子提建议，父母最好先让孩子情绪高涨、心跳加速。人在心跳加快的时刻往往更愿意接受他人的建议。

活动既可以显示为劳动，也可以显示为运动。如果没有体力劳动，就必须有足够的运动。让孩子至少喜爱一项竞技型的运动技能，“用体育培养精英”。

古代的教育发端于“劳动”，现代的教育失去了劳动的空间，“运动”取而代之。运动的真正目的在于：增进健康、增长力量，它让人因此而有强健的“行动能力”与“冒险精神”。它让人不至于成为思想的巨人、行动的懦夫；它让人自信满满、雷厉风行、决策果断、敢于冒险，而不只是沉于幻想、优柔寡断。所谓“受教育”，就是使身体趋向强健、强悍甚至野蛮，使性格或人格趋向健全、勇猛、锐利、热烈。现代学校教育出于安全的考虑而很难看到精力充盈、意志发达、喜气洋洋、**澎湃、势不可当、豪侠仗义、浑身是胆、不知疲倦、不愿意停止与妥协的生命狂欢状态。这些精神状态只能从家庭教育开始。

最好让孩子在家庭中接受足够的“体育”锻炼，增进孩子身体的力量感和优美感。力量和优美的经典案例是古希腊人“投掷铅球”和“投掷标枪”的图案。健康状态是雷厉风行的生活习惯、高高地扬起铁锤砸碎石块的劳作状态。“身体强健”不只是“四肢发达”，它让神采飞扬、活力四射，让勇气充沛、敢于冒险，让意志发达、承受困顿与锤炼而笑声朗朗。家庭教育不能只关注学生的脑袋，不能贬低、压制、压迫脑袋以下的部分。“健康的乞丐比有病的国王更幸福。”（叔本华语）

在药店永远找不到最好的营养品，因为最好的营养品在劳作的田野里或奔跑的运动场上。不要指望学校教育能够训练孩子的身体。孩子整天坐在教室里，像坐牢。偶尔有体育课，那是“放风”。体育课原本应该让孩子疯狂地奔跑、追逐、跳跃、翻腾、对抗、冒险，体育课原本是让孩子周身流汗、气喘吁吁、狂野不羁的地方，但是，学校的体育课变得越来越文静、文雅。体育老师不敢让孩子做任何所谓危险的动作，因为孩子的身体如果受到一点点意外的伤害，学校就会成为被告。既然学校体育课不能训练孩子的身体，孩子的身体发展就只能由家长亲自负责。

在性格和身体之间，身体是本原。身体的活力能够带来精神的活力。身体好的人，性格阳光；身体不好的人，做事犹犹豫豫、躲躲闪闪，说话吞吞吐吐。如果从小没有养成勇敢的习惯，他的身材会逐步退缩、萎缩、佝偻。中国因过于崇尚文化和文雅而导致身体矮化，曾有“东亚病夫”之称，这种改变在中国近代一度显示为“尚武”精神与“军国民教育”运动。梁启超在有关“新民说”的系列文章中专门《论尚武》，对中国人以文弱为美的病态习惯提出批评。[1]后来蔡元培（时任教育部长）对于民国教育所提出的意见书，开宗明义直陈：“军国民教育者，诚今日所不能不采者也。”[2]于是，“军国民教育”一时成为当时“新教育”的主要方针。后来《新青年》的作者们虽然对“军国民教育”颇有微词，但对于“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的青年身体也一致地持批评态度。[3]可惜，当中国社会再次强调知识学习和采用类似科举制的人才选拔制度之后，中国人的身体再度衰落。

为了拯救孩子的身体，家长需要亲自带领自己的孩子一起运动和劳动，而且最好是家务劳动和户外运动，让孩子在劳动和运动中接受洛克式的考验。洛克在《教育漫话》的开篇说：“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无论冬天夏天，儿童的衣着都不可过暖……身体情况比较好的人用冷水浴的办法去增强和锻炼体格。”[4]“要多过露天生活，即使在冬天，也应尽量少烤火。”[5]“多吸新鲜空气，多运动，多睡眠……自然给予人们的甘露是睡眠……药物要用得极少，最好是不用。”[6]除了以野蛮的方式对待孩子的身体之外，洛克同时建议父母尽可能禁止孩子吃糖果。“一切糖果都应避免、不吃。”[7]

洛克的建议可能是对的，不要以为天气寒冷，就给孩子穿厚重的衣服；不要以为孩子长身体，就让孩子整天处于“饱和”之中。

对于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来说，父母需要想办法让孩子尽可能吃饱、穿暖。但是，对于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来说，必须让孩子有“饥饿感”和“抗寒力”。不要让孩子吃过多的糖果、巧克力以及其他甜食。在糖果、巧克力面前不能节制的孩子，长大之后不会有什么出息，至少，他的身体不是臃肿，就是脆弱。吃甜食而不节制的孩子，身体必不好，性格也好不到哪里去。

第二，让孩子建立健康的饮食习惯和活动习惯（包括劳动和运动）。不必完全禁止孩子吃糖果、巧克力，那样剥夺了孩子的欢乐感，也容易引起孩子的自卑感，但是，父母需要引导孩子尽量少吃糖果、饼干或巧克力等甜食，尤其要禁止孩子饭前吃零食。饭前吃零食会让孩子处于似饿非饿的麻木、餍足状态，孩子会因此而失去食欲。没有食欲的人，食欲不强烈的人，是不幸的。洛克的说法是：“不能从粗糙的木桶中饮到甘露的人是不幸的。”中国民间的经验是：“要想小儿安，三分饥和寒。”

对于已经解决温饱问题的家庭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孩子缺乏饥饿感。保护身体的基本策略是让孩子在饥饿状态下进食，不让孩子因吃零食而整天处于饱和状态。遗憾的是，中国人太重视“温饱问题”，中国的父母总是担心孩子“忍饥受寒”。

除了洛克的思路之外，也可以考虑康德的建议，因为康德原本就大量地参考了洛克的思路：“不要让孩子穿得太暖，因为他们的血液温度本来就比成年人的高很多。孩子的血液温度能达到110华氏度，而成年人只有96华氏度。成年人感到适宜的温度，却可能使孩子窒息。一般来说，凉爽的生活环境能使人强壮。而且穿得、盖得过暖，或是习惯于过热的饮料，对成年人来说也是不好的。因此孩子应该睡比较凉而硬的床，洗冷水澡也有好处。另外，不要为了激起孩子的食欲而使用刺激性的调料；相反，食欲应该是活动和劳动的结果。父母不能让孩子养成依赖某些事物的习惯，即使是好习惯，也不要都通过人为方式造成。尚处在生蛮状态的民族完全不知道襁褓这东西。”[8]

为了锻造孩子的身体，父母最好引导孩子拥有自己最喜欢的某项运动，以运动的方式来激发孩子的奔跑、跳跃、呼喊、征服的力量。西方人的办法是“用体育培养精英”。除了运动，最好让孩子有丰富的劳动经验和足够的劳动量。运动和劳动两者一起负责塑造孩子的身体。

第三，让孩子学会保护自己的身体和生命。“野蛮其身体”除了意味着用自然的方式使身体变得强壮，同时也意味着用自然的方式使身体和生命获得保护。

告诉孩子，不要喝陌生人的饮料，不要吃陌生人的糖果。如果陌生人强烈希望自己接受他赠送的饮料或是糖果，也可以接受，但接受之后，不要喝他的饮料或吃他的糖果。如果陌生人继续要求自己喝饮料或吃糖果，就大声告诉他“我不饿，我不想吃”或者“我不渴，我不想喝”。

告诉孩子，不要轻易跟陌生人说话。如果遇到陌生人问路，可以友好而快速地指路，但不要亲自为陌生人带路。告诉孩子，不要上陌生人的车，如果有陌生人意欲拉自己上车，就要大声求救。

告诉孩子，保护自己的身体的隐私，短裤、背心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触摸。那些地方很脆弱，容易受到伤害。同时告诉孩子，可以保守自己某些小秘密，但是，不要为坏人保守秘密，不要受坏人的欺骗。

告诉孩子，如果感觉有地震，最好迅速跑到空旷的地方。如果来不及跑到户外，应就近躲避，用手或书本、枕头、被子护住头部，并蹲在或趴在屋内容易形成“三角空间”（比如承重墙的墙角处、厕所、厨房）的地方。不要跳楼，不要靠近窗外，不要到阳台上去，不要乘电梯。一般人认为躲在桌子下面或床铺下面最安全，但是，有地震搜救经验的专业人员的答案却是：如果躲在桌子或床铺下，伤亡率高达98％。比较安全的方法是采用比桌或床高度更低的姿势，躲在桌子或床铺的旁边。因为桌子、床铺、汽车等都无法抵挡下落物的重压，而躺在其旁边，往往还能形成“三角空间”。告诉孩子，如果发生火灾或毒气泄漏，就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往逆风的方向逃离现场。

2．文明其性格：既能竞争又能合作

孩子的性格虽然有遗传的成分，但主要受父母生活方式和教育方式的影响。如果夫妻相互尊重，孩子也从这里学会了尊重他人。如果夫妻相互宽容并欣赏，孩子也从这里学会了宽容并欣赏他人。一个男人如果不尊重他的妻子，那么，他的儿子就学会了在学校不尊重他的女同学；一个女人如果不尊重她的丈夫，那么，她的女儿就学会了在学校瞧不起她的男同学。有些夫妻之间关系不和，孩子夹在中间很难受。夫妻之间如果经常吵架，孩子就会有“神经质”，他长大后对异性、对婚姻会持怀疑的态度。因此，如果希望孩子性格好，家长在孩子面前就需要注意自己的言说方式和行为方式。

“性格好”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多重说法，比如“动如脱兔，静如处子”、“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等等。性格好至少包括三个要点：一是既善于竞争又善于合作；二是既有活力又有礼貌；三是培养积极思维，少抱怨。

第一，既善于竞争又善于合作。竞争是一种能力（主要是智力和体力），合作是一种精神。竞争强调的是以实力取胜，用自己的实力与他人对抗。善于竞争与其说是一种现场的参与和现场的较量，不如说是为未来的现场竞争提前修炼和预先准备。竞争的实力来自平时的修炼中所显示出来的前途感（目标感）和为掌握某种技能而愿意付出的“刻苦”程度或“长时间关注同一个主题”的持久程度。

合作虽然也需要凭借自己的实力主动提出自己的意见，贡献自己的力量，但是，合作的首要精神是服从意识和妥协意识。与合作相反的是自我中心，唯我独尊，不尊重他人的意见，不尊重他人的劳动，不愿意与团队保持一致，不服从团队的规则，不遵守事先的约定。

一般而言，专制社会更看重合作（服从）而对那些有竞争力的、有个性的人保持警惕。民主社会则更看重竞争力，每个人凭借自己的实力自由地获取社会资源。狭路相逢，勇者胜。但是，即便在民主社会，合作依然是重要的。美国哲学家皮尔士被后人视为最有原创性和最有影响力的美国哲学家之一（他曾毫不谦虚地这样自称）。他不但是实用主义的开山，也是分析哲学和符号学的先驱，又是一位逻辑学家和现象学家。这一切都奠定了他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皮尔士的天才是多方面的，他不仅在哲学领域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且还是地道的数学家和机械师。他的著作涉及埃及学、心理研究、计量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宗教、犯罪心理学和科学史。但这样一个优秀的人物，却始终无法在学术界谋得一个固定的职位。他曾在霍普金斯大学教了4年书，但很快被解雇，原因可能是他“完全缺乏教书的神经”（詹姆斯语）。他父亲是美国海岸测量站的主管，在那里给了他一份工作，但他后来也被解雇。皮尔士的命途固然和他落落寡合的性格有关，也与有些人对他的疏远和敌视有关。虽然皮尔士并没有因为遭遇坎坷而停止他的学术工作，但终其一生他还是学术圈外人，死时一贫如洗。然而，他留下的大量文稿，却成了“后一代思想家的金矿”（詹姆斯语）。他的母校哈佛大学曾一再拒绝他的求职，但却在他死后以精致的版本来出版他的文集。[9]像皮尔士这样智慧的人并不得志，终身郁郁寡欢。他的不得志并非因为他不够聪明，倒恰恰因为他太聪明而让人厌恶或敬而远之。

培养竞争与合作最适宜的地方是家庭。英国哲人培根说：“在家庭中，最大或最小的孩子都可能得到优待，唯有居中的子女容易被忘却。但他们却往往是最有出息的。”中国民间的说法是：“憨老大，金老二，刁老三。”老大之所以憨厚，是因为老大不仅养尊处优，而且从父母那里接受了照顾弟弟妹妹的责任；老二之所以“金贵”，是因为老二承担事务最多，总是冲锋陷阵；老三之所以刁蛮，是因为老三容易被父母溺爱、纵容。三者之中，老大合作精神有余，竞争力不足。老三竞争力有余，合作精神不足。老二最能干，因为老二的生存环境使他不得不既像老大那样与他人保持合作的关系，又不得不用自己的实力去与他人竞争相关的生存资源。遗憾的是，独生子女家庭完全失去了兄弟姐妹之间既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天然环境。也正因为如此，独生子女家庭尤其需要鼓励自己的孩子与同伴、同学交往。竞争与合作几乎是不可教的，孩子只有在竞争中才能学会竞争，在合作中学会合作。

第二，既有活力又有礼貌。“活力”是生命力旺盛的显著标志。“活力洋溢之处，便是充满生之乐趣所在，而无须具备任何特别愉快的情境。活力能增加快乐，减少痛苦……活力可增强人们对外部世界的兴趣，此外也可增强人们从事艰巨工作的力量。不仅如此，它更能防止人们陷入嫉妒，这是因为它能使人们的个人生活变得愉快之故。”[10]让孩子成为有活力而充满**的人。“单是理智或单是**都不能成就伟大事业。”没有**，任何伟业都不可能善始；没有理智，任何壮举都不可能善终。[11]“一个生机勃勃、兴趣广泛的人，可以战胜一切不幸。”[12]父母可以参考陈独秀对“新青年”的期望和失望。陈独秀最恨的人至今依然存在：“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

“有礼貌”意味着内心宁静、尊重他人。有礼貌最好从“守时”、“排队”、“在公共场合不大声说话”、“不轻易发怒”开始。家长最好让孩子尽可能适应学校的规则和秩序而不必抱怨学校的教师“压制”自己的孩子。学校教师之所以让孩子守纪律，那是因为教室里的孩子太多的缘故。如果教室里的四十几个孩子人人都是有活力的孙悟空，那么教室里随时都会陷入混乱。不是教师有问题，而是班级的容量有问题。如果一个班级的学生超过了四十人，那么，安静、肃静、文静，就成为教师对学生的唯一期待。为了便于管理，学校里的教师会想方设法让所有那些有活力的孩子安静下来。对于教育者来说，人可以没有秩序，但必须有活力；对于管理者来说，人可以没有活力，但不可以没有秩序。“有礼貌”意味着“有节制”。古希腊人把节制作为四大美德之一（其他三种美德是智慧、勇敢、正义）。人的种种乐趣来自适度的满足和适度的节制。通信的不节制已经使现代人失去了思念；电视的不节制已经使现代人失去了对电影的等待；吃零食的不节制已经使现代人失去了肠胃的健康；消费的不节制将使孩子失去所有美好的趣味。

第三，培养积极思维，少抱怨。父母最好从小引导孩子明白，不必把所有事情搞成决然的对立，最好把做学问和做人分开。做学问需要骄傲，骄傲使人进步，谦虚使人落后。但是，做人需要谦虚，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做学问需要怀疑，于无疑处有疑，以怀疑的态度对待一切结论。但做人需要信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做学问需要独处，唯孤独者、沉思者有成就；做人需要群居，唯交往者、交际者受人欢迎。

为了培养孩子的积极思维，父母最好引导孩子看到每个人都不容易，因此，应该尽可能看到他人的长处而不是停留在他人的短处那里纠缠不放。

如果孩子比较厚道，做父母的不要嘲笑他的厚道。相反，如果孩子喜欢占小便宜，父母最好让他明白，占小便宜的人往往吃大亏，因为他被别人厌恶。愿意吃小亏的人将来会更成功，因为他被人喜欢。让孩子以自己的厚道、乐观、宽容和同情心与各种人打交道，尤其要学会与小人打交道。“不能与小人打交道的人，便不能成就大业，因为小人是任何事业的必要组成部分。”[13]

如果你的孩子总是宽容他人，请不要嘲笑你的孩子软弱。真正的强者是那些有宽容胸怀的人，睚眦必报的人通常是自卑的人。西方人的说法是：“犯错的是人，宽容的是神（To err is human，to forgive， divine）。”《资治通鉴》的说法是：“千钧之弩不为鼷鼠发机，万石之钟不以莛撞起音。”中国民间的经验是：如果被狗咬了一口，你千万别去咬狗一口。

3．意志第一：培育孩子的强力意志

“意志第一”是对“性格-身体本位”的补充。意志既显示为性格，也关乎人的身体。[14]“性格-身体本位”的教育原本就包含了“意志力”的教育。

中国人对意志的重视，可以从“有志者事竟成”的民间智慧中获得印证。在英语中，“意志”（will）是一个奇妙的词语，它含有欲望、打算、喜欢、意愿和意志多种含义。德国人尼采强调“权力意志”，中国人陈独秀呼吁“抵抗力”，都在提升“意志”的重要意义。

人和人的差异、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差异，往往显示为意志力的强弱。强大的人或强大的民族，并不见得他的头脑有多么聪明，也不见得他的四肢有多么发达，重要的是，这个人或这个民族有强大的意志力。如果父母希望培养孩子的合作精神，就鼓励孩子多与别的孩子交往。如果父母希望培养孩子的竞争力，就鼓励孩子养成“不服输”、“不放弃”的品格。所谓“意志力”，就是不服输、不放弃的品质。人既需要与人合作、与自然合作，也需要与人竞争、与自然竞争。而一旦进入竞争状态，人就需要意志力。人有时会以智慧或体力取胜，但在智慧与体力大致相当的前提下，人以意志力取胜。

虽然没有必要因为“意志第一”的观念而否定知识和情感的地位和价值，但从获得知识、建立情感和培育意志的难易程度来看，培育“意志”比获得知识和建立情感更艰难，也因此更重要。

培育人的“意志”，简单地说就是训练人“吃苦”的精神。所谓“有志者事竟成”的民间智慧几乎可以转换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历史智慧。

宋耀如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他被称为“宋氏家族第一人”，养育了“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及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三兄弟。为了孩子的成长，宋耀如和他的妻子制订了“斯巴达-基督教”教育模式：训练他们成为具有基督教精神的斯巴达勇士。在孩子蹒跚学步时鼓励他们尽情玩耍，稍大一点，就进行“沐于大麓，烈风雷雨而不迷”的意志训练。[15]

中国汉人之所以屡次被外族人征服，与汉人过于追求文明而忽视意志力训练有关。这也是中外历史的普遍现象：文明的民族总是被野蛮的民族征服，而且，野蛮的民族获得统治权之后，也同样会因为贪图安逸享受而走向衰落和衰败。如果说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中失利的主要原因是“专制制度”压制了民众的活力，那么，此前的蒙古人和满族人之所以能够征服中原，几乎与制度无关，因为当时的蒙古人和满族人也没有实行所谓“民主政治”。蒙古人和满族人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主要的原因只在于：蒙古人和满族人是马背上的民族，而汉人是平原上的农耕民族。前者的优势只是他们的性格，尤其是他们的意志力：“以战死为吉利，病终为不祥。耐寒苦同之禽兽，虽妇人产子，亦不避风雪。性坚刚勇猛。”他们对长途跋涉和风刀雪剑带来的肉体痛苦不以为意。[16]

蒙古人成吉思汗当初入主中原后，认识到舒适的生活对尚武气质是一种损害，对舒适的生活一直持警惕的态度：“对成吉思汗来说，北京令人难受的气候（对他来说也是过于温和）似乎也令人松懈。每次战役之后，他就返回北方，在贝加尔湖附近度夏。同样地，他打败了札兰丁之后，故意避开了就在他脚下的印度，因为对于从阿尔泰山来的成吉思汗来说，印度好像是魔窟。”[17]后来的事实证明，成吉思汗的担心是对的。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时，随即开始堕落。“他们被宫廷生活和过度的骄奢**逸所腐蚀，被一群亲信、贵妇、文人学士和官僚们簇拥着，与外界隔离。于是，蒙古人的活力消失殆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征服者的子孙们已经退化到软弱无能、畏畏缩缩、优柔寡断的地步。当灾难临头时，只会悲伤。”最后一个蒙古皇帝妥欢帖木儿是一个软弱无能的统治者，他的犹豫和迟钝导致帝国在混乱中越陷越深，最终，他带着部下两手空空地逃回了草原。[18]

满族人入主中原后，迅速“汉化”并追求舒适的生活，皇太极最初也极力主张“汉化”，但他很快就发现，舒适的生活使他们身上的“勇武”精神出现消退的征兆。于是，皇太极开始扭转局面，制定了著名的“清语骑射”的国策：“提倡国语”、“不废骑射”，“不改衣冠”、“严禁奢侈”。为了防止满族武士丧失“尚武”气质，他们进关之后，采取了历代少数民族所没有采取过的决绝措施：实行满汉隔离。清初的皇帝们对保持自己身上的尚武精神更为警醒。与那些性喜端居的汉族皇帝不同，满族皇帝们以“好动”闻名。他们常年跋涉在外，不断亲征、行围、巡视各地。他们惧怕皇宫中舒适的座椅软化了自己的骨骼，惧怕中原的美酒冲淡了遗传自祖先的热烈奔放的血液。[19]这种既“汉化”又尽量保持本民族的特殊的政策，使中国在康熙、雍正、乾隆期间出现了“康乾盛世”。

遗憾的是，当东方的统治者竭尽全力奴役人民禁锢思想的同时，西方世界的人民却正在致力于并且成功地把统治者锁进笼子。[20]与之相关的另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满族人的尚武精神和“清语骑射”传统后来逐渐消失。为了保持“骑射”的传统，从康熙开始，清帝形成了每年夏秋之际到木兰围场举行“秋狩”的制度。一为习武健身，二为训练八旗精兵。可是，武勇的八旗精兵后来抵挡不住舒适生活的**，贪图享受。过去耀武扬威的八旗军人变成了人人得以耻笑讥讽的“八旗子弟”。这个曾经让人闻风丧胆的词，此时已经演变成了“好吃懒做”、“死要面子”、“穷讲究”的代名词，成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小说里的可怜兮兮的落魄者。[21]

满族人的“国语”（“清语”）逐渐丢失，“骑射”也成为遥远的过去。自康熙延续下来的在木兰围场举行的“秋狩制度”也在嘉庆年间废止。据老舍记载，在清朝最后的几十年，“上自王侯，下至旗兵，旗人会唱二簧、单弦、大鼓与时调。他们会养鱼、养鸟、养狗、种花和斗蟋蟀。他们之中，甚至也有的写一笔顶好的字，或画点山水，或作些诗词——至不济还会诌几套相当幽默悦耳的鼓儿词。他们没有力气保卫疆土和稳定政权，可是他们会使鸡鸟鱼虫都与文化发生最密切的关系……就是从我们现在还能在北平看到的一些小玩意儿中，像鸽铃、风筝、鼻烟壶儿、蟋蟀罐子、鸟儿笼子、兔儿爷，若是细心地去看，就还能看出一点点旗人怎样在最细小的地方花费了最多的心血。”[22]休闲的、审美的、游戏的生活是需要的，但是，某个人或某个民族若以休闲、审美、游戏为唯一的生活，这个人、这个民族就会衰退败落、奄奄一息。

人类的教育史，几乎就是意志训练史。有“意志”这个关键元素作为人的精神基础，人们就可以豪迈地说：“我死都不怕，还会怕苦么？”遗憾的是，当人类依靠高科技而越来越远离灾难和苦难，人类的身体和意志也就越来越萎缩、畏缩和猥琐。现代人再也没有人敢于豪迈地说：“我死都不怕，还会怕苦么？”现在的孩子倒会说：“如果吃苦，宁可去死。”

意志力教育，所需要的正是吃苦的训练。相关的建议是：

不要让孩子轻易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在让孩子获得某个东西之前，最好让他付出相应的努力、等待和代价。

让孩子付出努力，就是让孩子去为获得这件东西而做相关的劳作。比如，让孩子坚持完成一项家务、坚持学会某个知识主题（看一本书或研究一个问题），或者让孩子坚持去卖报纸或卖旧书，等等。孩子在做事的时候，需要父母的守望和幕后的关注，但父母不要轻易出手帮助孩子。如果孩子遇到了挫折，经历了失败，他感到伤心，也要鼓励孩子不轻言放弃。只要孩子持久地做某件事情，他就会逐渐领悟劳动的价值以及任何美好东西背后的艰辛。“每件赏心悦目的东西背后，总有一段悲哀的隐情。”（王尔德语）

让孩子付出等待，就是承诺在未来某个确定的时间才让孩子拥有某个东西，不要立刻让他获得。等待既可以训练孩子的耐心，又可以让孩子因较长时间的等待而珍惜他终于获得的东西。如果让孩子立刻得到他想要的东西，他会很快就对这个东西失去兴趣。“生活中有两个悲剧：一个是得不到想要的，另一个是得到了。”（王尔德语）

让孩子付出代价，就是让孩子在得到某个东西之前，必须让出、失去大致等价的东西。比如，他需要拿出某些零花钱，他需要把某个东西让给另外的人。

[1] 梁启超：《新民说》，191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

[2] 黄金麟：《历史、身体、国家》，52页，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3] 同上，55～56页。

[4] [英]洛克著，傅任敢译：《教育漫话》，2～5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5] 同上，6页。

[6] 同上，19页。

[7] [英]洛克著，傅任敢译：《教育漫话》，13页，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

[8] [德]康德著，赵鹏、何兆武译：《论教育学》，18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9] 张汝伦：《现代西方哲学十五讲》，129～13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10] [英]罗素著，杨汉麟译：《教育与美好生活》，3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

[11] 吴稼祥：《一杯沧海》，61页，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12] 罗素将活力列为四大美好品格之一，其他三种品格是智慧、敏感、勇气。

[13] 吴稼祥著：《一杯沧海》，144页，北京，朝华出版社，2005。

[14] [英]欧德菲尔德著，李泽武译：《自由地学习》，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

[15] 王东华：《发现母亲》，565页，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03。

[16] 张宏杰：《中国人的性格历程》，150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7] 同上，159页。

[18] 张宏杰：《中国人的性格历程》，160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9] 同上，175页。

[20] 民主政治尤其是“宪政”就是限制统治者的权力范围。因此，有人认为宪政就是把统治者锁进笼子里。

[21] 张宏杰：《中国人的性格历程》，201页，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2] 同上，198～1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