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天地间，各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

——陶行知：《自勉并勉同志》

陶行知自决意投身教育的那一天起，就没有把教育当做纯粹谋生的手段，而是始终把教育当做一项可以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在积贫积弱、战火纷飞的旧中国，“受教育”这三个字是中国几千万劳苦大众不敢奢求的，而陶行知就是要去做教育这一件大事。

1927年1月，在晓庄的村头，贴出了一张别具一格的招生广告：学校的培养目标是要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考试内容包括：务农或土杠操作一日、智慧测验、常识测验、写一篇作文和5分钟演讲。广告最后还特别申明：少爷、小姐最好不要来。广告贴出后，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就像一块磁铁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就这样，在众人眼里，不在城里教书享福、跑到乡下来办学的陶行知开始将他的名字与晓庄学校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今天是元旦，我们应当向谁拜年？请大家想一想：我们充饥的油盐菜米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御寒的棉花丝绸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安居的房屋所用的木石砖瓦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乡下来的，都是乡下人的血汗换来的。我们今天不应该下乡拜年、下乡送礼、下乡报恩吗？我们今天不应当为乡下同胞做点事吗？我们今生不应当花点钱，尽点心，用点力，为乡下同胞减少些痛苦，增加些幸福吗？”[4]这段文字如今读来仍能感受到那种深沉的历史穿透力。这是1927年的新年里陶行知写下的文字。这一年的春节，陶行知是在晓庄度过的。

晓庄学校以培养乡村教师为目标。陶行知对学生提出，“要想化农民，须受农民化”。1927年3月15日，晓庄学校举行了简单而隆重的开学典礼，第一批学生13人，学校校舍尚未建好。陶行知在开学典礼上说：“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一样的要充溢于天地间……农夫、村妇、渔人、樵夫，都可做我们的指导员。”[5]晓庄学校这所没有围墙的学校开学了，陶行知与农民打赤脚、睡稻草、住牛棚，同学生一起修厕所、盖校舍，把每一天的劳动和生活都当做学习的课程。陶行知告诉学生：“我们从事乡村教育的同志，要把整个心，献给我们三万万四千万农民，我们要向农民‘烧心香’。”

开学不久，晓庄学校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晓庄附近盗匪猖獗，一次土匪给学校寄来了恐吓信：“陶行知先生，弟兄们要回家，商借大洋三百，请将钱款放在村东的大树旁。”结果，陶行知在大树上贴了一封回信：“我为穷人办学，大洋三百没有，请来晓庄读书，读书明理做好人。”在胁迫面前，陶行知竟给盗匪上了“耳提面命”的一课。只因心中有爱，直把盗匪当学生，恨不得时时教人做好人、做真人。

陶行知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导师杜威先生曾提出“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做中学”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陶行知经过长期实验、实践，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将其改造成“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他主张教育与生活相结合，强**育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在生活中学习，在生活中完成教育。“教学做合一”是达成生活教育的方法。陶行知以“生活即教育”的教育思想进行办学试验。晓庄学校的学生在一天中要参加学术演讲、专题讨论、下地干活、体育锻炼、去农民家交朋友等各种学、用、做结合的内容。陶行知强调要到生活中、社会中去受教育，而不是死啃书本；不仅要向读书人学习，更要向农夫学习本领；田间就是教室，民间就是大课堂。这在当时的中国无疑是一场脱胎换骨的教育革命。晓庄学校的这种教育不仅肩负改良与指导社会的责任，还试图消除从前文雅教育所带来的陋习。当时的教育刊物《中华教育界》曾这样评价陶行知的晓庄学校：“她（晓庄学校）在中国乡村教育史中毕竟是掀起巨大的波涛。她以万物为导师，宇宙为教室，生活为课程。她要打消教育与生活的分离，**平学校与社会的围墙，破除教师与学生的界限。她的主张已经激动了全国各地从事乡村教育的心弦。”[6]

1930年，因学生参加反帝爱国斗争，晓庄学校被政府勒令停办。1932年，陶行知根据晓庄学校的办学实践经验，先后创办了“山海工学团”“劳工幼儿园”等，招收的学生也基本上是穷苦人家的孩子。他的生命就像一块煤炭，活着就要燃烧。如果他没有蕴涵炽热的能量，在物资极度匮乏的社会条件下，在生命随时受到威胁的战争环境下，很难想象他还有新的力量去办学。

陶行知曾这样描绘自己：“个子不小不大，穿的白布长褂。黑框眼镜一副，芭蕉扇儿一把。调子有高有低，满口南京官话。”他自谦平凡普通，心中想干一件大事。他踏在泥泞道路上的足迹弯弯曲曲地延伸，脚印或深或浅……当他远去时，我们才发现一路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