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把教育和知识变成空气一样，弥漫于宇宙，洗**于乾坤，普及众生，人人有得呼吸。

——陶行知：《小先生与民众教育》

1914年，在南京金陵大学的毕业典礼上，陶行知以科系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作为典礼上的学生代表，他朗读了自己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精忠，非教育不出。”[1]同年，陶行知赴美留学，先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攻读市政学，获得政治硕士学位后又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转读教育源于他一直以来认定教育之于国家的重要性。陶行知深信没有民众的教育，就不能有真正的民主共和国。他认识到中国向来以农立国，要想达到教育改造国民、建设国家之目的，就必须以农村学校建设为根本。1916年，怀着“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的理想，陶行知回国了。回望陶行知的求学足迹，就是这句“我要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成就了他和教育的“约定”。1918年，陶行知受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学系。1920年，陶行知已经是国立东南大学的教育系主任、中华教育改进社的总干事，这期间他一直致力于为劳苦大众普及教育。穿着西装和皮鞋，让他看到了教育和生活隔得那么远，似乎他怎么眺望都无法看到民众的身影，怎么侧耳倾听也无法听到民众的心声。为了一心一意地推广平民教育，同年，陶行知辞去了大学的职务。

由此，陶行知脱下西装、皮鞋，换上布衣、草鞋，走上了到农村去、到最贫困的劳苦大众中办教育而改造中国的道路。他以“为三万万四千万农人‘烧心香’”的虔诚，以培养具备“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创造的精神”的新青年为理想，将自己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中国的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为人民大众的教育事业奔波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陶行知与很多知识分子相比有些“另类”，他不安心于大学的“象牙塔”，不沉醉于身为教授的社会地位和优厚待遇，甘愿与贫苦农民为伴。他放弃了别人眼里的“阳关道”，宁愿狂奔向崎岖的“山路”，哪怕披荆斩棘，踽踽独行，这条路就是平民教育之路。“我本来是中国的一个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贵族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中国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2]或许因为早年家境的贫寒和求学的不易，陶行知心中始终有着对社会底层民众的关怀之情，更重要的是他看到国家之改变要从教育之改变做起，教育之改变要从民众教育之改变做起。为此，无论之后有怎样的高官厚禄的邀请，都被陶行知婉拒。“因为爱人类，所以爱人类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中华民族；因为爱中华民族，所以爱中华民族中最多数而最不幸之农人。”怀着这种深沉的情感，陶行知成了中国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的先驱者，毕生致力于乡村教育和平民教育。[3]

陶行知为实践让全中国人受教育的理想，还带着自己编写的《平民千字课》和《老少通千字课》奔走于各地，踏踏实实教人识字。贩夫走卒、渔夫士兵、厨子僧人，都是他教识字课的对象。他去监狱教囚犯识字，在街头为流浪儿上识字课，甚至在教育总长蒋梦麟家里，给帮佣老妈子和车夫办了平民读书处。这些盼着识字的人，却大部分连买本小书的钱都没有，陶行知就送给他们，条件是要教会身边的人都认识书里的字。陶行知几乎跑遍半个中国，市井街巷、山沟乡村他都去，连草原上的蒙古包里都有陶行知送给牧民的《平民千字课》。他是一个一个教，一点一滴做，一步一步走在路上。他心中知道要面对的，除了险恶的自然环境和兵荒马乱的世道，还有中国两亿多的文盲国民和超过七千万的失学孩子。

穿着草鞋，比穿着皮鞋走得更远，听得更深，看得更透。陶行知心中知道，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穿草鞋的教师”。于是，建一百万所乡村学校，培养百万名乡村教师的宏愿在他心中升起。1927年，陶行知在南京城外一个叫晓庄的地方办起了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取“晓”字“天明”之意，即希望学校能为中国乡村教育带来曙光。